孰敵孰友：起底川普時代的強人政治｜新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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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指出，特朗普之所以能夠挑戰美國政治傳統中根深蒂固的權力分立和制衡機制，併成為某種程度上的“政治強人”，正是因為傳統的兩黨制和“新封建”的憲制安排，一方面與美國在國際舞臺上的地位不再匹配，另一方面，其無法有效地治理日益複雜、分裂的美國社會。人們期待一個反體制、反精英、懸置於社會之上的最高權力，以幫助伸張自己的權利和利益。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以饗讀者。

理解美國特朗普時代的權力與政治，不能僅僅從民主黨和共和黨兩黨之爭或左右之爭中尋找線索。特朗普明確地標榜反體制、反精英，他的權力基礎是對傳統的兩黨之爭感到極大不滿的那部分美國選民。正是因為這種“超越性”，特朗普才感到自己可以和體制對抗，不用在乎那些腐朽政客們的喋喋不休，甚至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挑戰美國政治體制中根深蒂固的權力分立和制衡機制--包括來自媒體的監督。

從這種內部的緊張態勢來看，特朗普確實是美國曆史上少有的“強人”領袖。這並不是說他可以像世界上其他強人領袖（如普京）那樣，擁有很大的施政空間和個人權力，但他堅決地和體制、精英對抗的姿態以及他在這方面已經獲得的巨大成功，其本身就足以證明他所擁有的權力最起碼具有政治強人的性質和潛力。我們對此應有清晰的認識，而不是沉溺在對美國政治體制內部自適應性的迷信之中，以為特朗普的上臺就是政治鐘擺從極左擺向極右的自我糾正，甚至是美利堅“文明”自我保護機制在起作用，彷彿特朗普是一劑防疫針，使美國免受移民、難民和外來文化的病毒侵襲。我們需要對特朗普現象進行“政治”的理解，而非“文明”的理解。

▍“沉默大多數”

特朗普與體制和精英對抗的底氣來自於他對“沉默大多數”(silent majority)的代表。所謂“沉默大多數”其實只是一個虛擬，在正式總統大選前沒有人能夠知道那些尚未發出聲音的人是不是特朗普口中的“大多數”；而在總統選舉之後，也很難說特朗普就真正代表了“大多數”，畢竟他事實上並沒有得到美國選民大多數的選票，儘管他贏得了選舉人團的多數。[1]但這一虛擬的“沉默大多數”仍然十分強有力，因為它在政治空間中創造了這樣一種截然的對立：一邊是體制內或和體制直接相關的精英，他們有著國際視野和進步主義的政治觀，支持全球化、產業升級、多元文化和寬鬆的移民政策；另一邊則是普通的美國人，他們大多數是白人，不能算美國的最底層，但同時在經濟上也絕不寬裕，很多生活在美國中西部的“鏽帶”(rust belt)，他們受全球化的衝擊嚴重，具有很強的“鄉土”觀念，因而對多元文化和外來移民持懷疑態度。這種截然“二分”起到的效果就是將政治選擇（特別是總統選舉）的性質轉化和提升到另一層次--從開放的公共討論轉變為少數利益團體、政治精英與大多數人民之間的對抗。

在傳統的公共討論中，共和黨和民主黨各自代表兩種不同的政治理念和政策導向，從而需要不斷的對話和辯論；在“沉默大多數”的話語中，這一切都成了精英們的陰謀，而那些“沉默大多數”才是真正的人民主體，他們的聲音是唯一正確的，也是真正應該被聽到、卻因種種原因被掩蓋了的。這一轉變不僅消解了公共討論的重要性，而且為政治選擇賦予了額外的道德色彩：一邊是道德上自私自利、邪惡的精英，另一邊則是美國傳統精神和文明的承載者。應該選擇哪一邊，答案昭然若揭。

第一次在政治上使用“沉默大多數”這一話語的應該是美國前總統尼克松，他在1969年的著名演講中用“沉默大多數”來指那些沒有在反對越南戰爭的抗議浪潮發出聲音的美國人。越南戰爭使美國陷入泥潭，尼克松急需民眾的支持，讓他能以勝利者的姿態結束越戰。但面對洶湧的、看似一邊倒的反戰民意，這如何可能？尼克松的創意就是用“沉默大多數”的說法分化美國民眾，將那些公開發表反戰言論的青年、大學老師、議員等描述為試圖吸引眼球、撈取政治資本的自利者，甚至有“通共”的嫌疑，而那些沒能發出聲音的美國人，特別是參加過二戰、越戰的老兵或當時正在越戰戰場上揮灑熱血的年輕人，才是美國價值和利益的真正守護者。這一策略獲得了巨大成功，成功扭轉了白宮在越戰問題上的輿論困境，也使尼克松個人在美國民眾中的支持度大增。[2] 但眾所周知的是，成功之後便發生了1972年的水門事件，尼克松面臨被國會彈劾的定局，不得已辭職。

特朗普在更大規模上使用“沉默大多數”這一政治話語。[3] 如果說尼克松本人就是體制內精英--他在當選總統前做過副總統和參眾兩院議員，特朗普則完全來自體制外，在就任總統前沒有擔任過任何公職。但他卻成功地將這一“劣勢”轉變為“優勢”：因為來自體制外，所以他更能體認普通美國人的利益訴求和價值取向，而特朗普看似成功的商業背景也使他可以說自己有能力帶領美國人“讓美國重新強大起來”(“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特朗普“勉強”將自己算作共和黨候選人，但他對共和黨的體制內精英的攻擊也不遺餘力。特朗普以挑戰傳統政黨政治的方式獲得巨大民意支持，這既說明其個人在政治上敏感的嗅覺，也說明美國社會本身正在或已經發生的巨大變化。就像孟德斯鳩在《羅馬盛衰原因論》中評價愷撒、屋大維等人在羅馬從共和轉向帝制中的作用那樣，恐怕政治社會本身的轉變比個人質素更能解釋政治的發展變化。[4] 當政治精英們試圖將美國帶向“更好的”未來（更清潔的能源、更高端的科技、更寬容的文化）的時候，很多美國人感到被時代落下，彷彿拖著時代前進的後腿。當工廠搬到中國去時，當煤礦關閉時，當很多外來移民擠佔了就業市場時，這些人感到一種深深的無力。更糟糕的是，傳統的兩黨政治根本沒能夠回應這些人的問題，彷彿他們無足輕重，甚至不存在。而正是這些人，最後成了特朗普最堅實的選民基礎。

現代西方民主政治中的政黨是動員選民的強大組織力量，韋伯稱之為專業化的“機器”，[5] 一位總統的上臺首先要得到政黨的支持。政黨可以成就一個總統，也可以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影響這個總統的施政及其再度當選的前景，甚至毀了這個總統。我們之所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稱特朗普為政治上的強人，主要就在於他可以繞開這一機器，直接獲得相當多選民的支持。共和黨最後不得不“尊重”這一民意，確立特朗普為正式的總統候選人，並一路支持他當選總統，說明政黨對特朗普已經起不了太大的限制作用，反而不得不受到他的牽制。但共和黨的精英們仍然希望能夠“改造”特朗普，在特朗普當選之後把他拉到傳統的總統軌道上。共和黨已然在參眾兩院佔據多數席位，一般而言，特朗普作為該黨的總統在推動自己的施政方案時會感到得心應手，但他上任一年多來，這似乎並不容易。特朗普的應對措施是回到支持他的民眾那裡去，在就任總統以後也可以組織類似競選造勢集會那樣的活動。反過來，面對這種來自選民的壓力，共和黨的精英們則又不得不做出調整。我們可以說，時至今日，美國共和黨已經特朗普化，不是特朗普接受了共和黨的支持，而是特朗普改造了共和黨。

依賴民眾，而非精英，這其實是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政治思想家馬基雅維利對君主（尤其是新君主）的建議。道理很簡單，依賴精英--在馬基雅維利那裡就是“貴族”，就得和精英們分享權力，而精英們則天然有著統治他人的慾望。而馬基雅維利說：“如果一個人是由於人民的贊助而獲得君權，他就發覺自己是巍然獨立的人，在自己周圍並沒有一個人不準備服從自己或者只有很少數人不準備服從自己的。”[6] 馬基雅維利筆下的“人民”(il popolo)就是指那些沒有什麼權勢的平民，他們人數較多，在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城邦中構成精英貴族們的對立面，並對他們時常抱有怨恨。而根據馬基雅維利的“教導”，“明智”的君主就應該利用這種怨恨，將自己裝扮為人民的保護者，壓制精英的勢力，從而才有更大的機會牢固地掌握權力。這實際上是在說，政治上的強人依靠的是民眾的支持，而非簡單的武力征服。如果我們看古代封建社會的歷史，武力征服能建立起令人畏懼的君主統治，但這種君主往往也不得不和自己的屬下或盟友分享權力，以應對隨時可能發生的民眾反抗，這是歐洲古代分封制的邏輯來源，也是困擾著中國古代開國之君的重要問題。真正的政治強人都是將權力直接建立在民眾的支持之上，從而以橫掃一切的姿態統治整個國家。

從根本上說，政治強人是一個現代社會的現象。古人的君主們除了受到來自分封領主和自己盟友的限制之外，還受到宗教的約束，最明顯的莫過於歐洲古代的王權和教權二分。君主動輒得咎，遠不如現代社會的政治領袖施展手腳的空間大。隨著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所說的身份平等的時代到來，人民成為唯一合法的權力來源，但這同時也意味著從“人民”那裡導出的權力也不再受到限制。只有在這一大背景之下，我們才能理解現代社會中政治強人現象的根源，今天的美國也不例外。特朗普從“沉默的大多數”中獲取的權力實際上是“民主在美國”(Democracy in America)在當下難以避免的拓展版。換句話說，只需時機成熟，即便沒有特朗普，也有可能會有另外一個政治人物出現，成為萬眾矚目的民意領袖。對很多支持這個領袖的民眾而言，這看上去是一個能夠解決他們所面對的困境、打破現有僵局的唯一辦法。可以想見的是，這種現象--我們大致可以稱之為民粹主義--既可能偏右，如特朗普，也可能偏左，如特朗普最堅定的對手和批評者之一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從歷史上來說，偏左的概率可能還更高一些。[7] 但無論是哪一種，民粹主義真正危險都在於，它使得權力很容易變得極端化。特朗普上任一年來在施政方面受到諸多掣肘，但他始終可以動用“沉默大多數”的話語，將對手解釋為“真正人民”的對立面，從而攫取顯著的民意支持，這確乎是一種民粹主義的現象。

▍制度變革？

特朗普在美國的崛起對很多人（特別是他的忠實支持者）來說，象徵著一種新的希望和解決問題的新出路。表面上看，這很有道理，所謂不破不立，既然體制已經無法解決人們關心的諸多問題，甚至成為問題本身，那麼從體制外尋找能夠解決問題的人並無不可。但從制度本身的角度看，這一現象其實帶有一些絕望的特徵，因為它直接暴露了現有體制的侷限性，但又未能提供一種長期有效的新的制度路徑。

美國總統由民眾直接選舉產生，而非像很多其他國家那樣由議會產生，這本身就使得它帶有很強的民粹特徵。從制度角度看，美國的建國之父們對這種來自“人民”的力量早有忌憚，並刻意設置了諸多限制。麥迪遜(James Madison)在《聯邦黨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第十篇中明確表示，共和(republic)與民主(democracy)是不一樣的，關鍵在於，共和要求有代議制，而民主則不要求。[8] 所謂代議制，即是由民眾選舉出代表，由代表來代替人們討論、通過法律或其他重要社會規範。從政治角度看，代議制的一個直接後果是將人們區別為參與立法的“精英”和普通民眾，以至於早期的聯邦黨人直接將這種制度想象為一種“自然貴族”(natural aristocracy)體制，它是由選舉而非血緣和身份確立的貴族制。另一方面，因為總統是由民眾直接選舉產生，所以總統其實比較接近“國王”這一歐洲傳統中的制度設定。“王”應該受到貴族的限制，這其實是美國憲法最原始的初衷。再者，最高法院具有獨立性，大法官終身任職並與立法和行政部門分離，這也起到限制總統的制度效果。

因此，美國憲制雖然與歐洲古代的封建制不可同日而語，但實際上帶有很強烈的“封建”特徵，以至於謝爾頓·沃林(Sheldon Wolin)在解釋托克維爾對美國的觀察時將19世紀的美國稱為“新封建”(neo-feudalism)。[9]人們經常將美國憲制中的權力分立、制衡與孟德斯鳩的學說聯繫在一起，或者確切地說，美國的國父們受到了孟德斯鳩的影響。但很少有人能提及的是，孟德斯鳩不僅提出了權力分立與制衡的理論，他還是封建貴族制的忠實擁護者。孟氏區分了三種政體：共和制、君主制和專制制度。共和制屬於遙遠的古代城邦，現代國家主要在以歐洲君主國為典型的君主制和以波斯等東方專制國家為代表的專制制度之間進行區分。而根據孟德斯鳩的學說，君主制區別於專制的關鍵，正在於君主制中存在獨立而有權的地方貴族，君主的權力受到限制，在君主和貴族之上也才有可能出現為所有人所共同遵守的法律。在這個意義上，孟德斯鳩實際上將前述馬基雅維利的教導作了一個翻轉：因為有貴族的限制，所以君主國區別於專制國；貴族權力的消失則意味著君主權力的擴張和不受限制。而在法國曆史上，君主權力的無限增長確實是沿著這一路線，從舊制度到大革命時期，政治強人（如革命前的路易十四）的出現和貴族精英的衰落密切相關，最終大革命所釋放的民主激情催生了拿破崙這樣的新型政治家。

在美國，“新封建”的憲制安排使得總統只是多個關鍵國家職位中的一個，儘管它非常重要，但仍然不能超越這一憲制安排，《聯邦黨人文集》體現出的正是限民主、促共和的精神。但在21世紀的今天，這種憲制安排能否跟上時代發展的步伐，或者它能否應對新的社會狀況帶來的挑戰，是可以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的。一方面，今日的美國早已今非昔比，在國際舞臺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在外交和國防方面負主要責任的總統也獲得比以前大得多的權力。另一方面，與此相關，美國國內的社會構成也日益複雜，分裂的程度也日益加劇，難以在短時間內化解，窮人與富人、白人與黑人、白人與其他有色人種、支持持槍權的人與反對者、墮胎權與反墮胎、異性戀與LGBT 等，所有這些帶著死結的衝突都推動著美國社會的泛政治化，猶如時刻在上演多場迷你內戰。當人們發現相互之間難以就上述問題達成起碼的共識時，他們自然會希望出現一個懸置於社會之上的最高權力，期待這個權力能給他們帶來某種權利的伸張、利益的實現或認同方面的肯定。從心態上來講，他們也更願意接受這個權力的擴張。這一邏輯和法國大革命之後拿破崙的出現在本質上一致。但它帶來的後果可能也值得人們深思，如果政治鬥爭水漲船高，出現贏者通吃的局面，那麼它將是現代政治的噩夢，整個社會有可能循著人民主權的邏輯向極權方向塌陷。

當然，上述“揣測”離成為美國社會的現實還十分遙遠，特朗普也不是什麼納粹領袖。但它顯然應該成為我們觀察現代西方政治（包括美國政治）的參照。在這方面，一個典型的謬誤是以為特朗普的上臺是美國向其“傳統精神和價值觀”的迴歸，無論是在移民、多元文化、認同、墮胎和同性戀權利等社會政策方面，還是在經濟、外交、國防方面。這種“迴歸”其實是特朗普競選團隊的宣傳口號，它讓人們--尤其是那些中下層的美國白人男性--想起那個美好的過去，那是他們的經濟、社會地位尚未受到全球化和外來移民的衝擊，他們的父輩尚可以依賴煤礦、伐木這樣的傳統產業來過上體面的生活，基督教尚不需要在多元文化面前證明自己，或者黑人還不可能當上總統的時候。如果將這種政治宣傳--不管它在政治鬥爭中如何有效--當作政治分析的依據，我們將失去辨別和判斷能力。除了特朗普，歐美世界很多其他國家中帶有右翼色彩的民粹主義都打著類似的“迴歸”旗號，鼓勵人們設想一個沒有移民、全球化負面效應尚未顯現的年代。英國脫歐背後的獨立黨(UKip)、法國國民陣線(Front National)、德國另類選擇黨(AFD)等，無一不像巫師一樣向人們灌輸著“美好過去”的想象。[10]

這種表面“保守”、實則激進的政治運動從一開始就帶有極權化的特徵，因為這種對過去的想象是以對其他人的排斥和邊緣化為代價。美國上個世紀60年代平權運動之所以獲得巨大成功，或至少沒有演變為另一場內戰，是因為極大數量的白人在權衡之後最終選擇了站在黑人一邊--馬丁·路德·金的死似乎起到了關鍵的推動作用。當時很多白人想必也懷念他們祖輩所擁有的種族地位，也有很多人將黑人的平權看作一種“不自然”的發展，就像今天很多人將多元文化斥為“後現代症候”、“政治正確病”一樣。試想，假如大多數白人當時沒有站在黑人一邊，那麼今天的美國必將是另一番樣子，或者有沒有一個統一的美國也未可知，恐怕更談不上美國在當今世界的霸權。而在今天的美國，類似的“思鄉”情結以另一種形式展開，並且取得巨大的政治成功，也為接下來其內部的政治鬥爭準備了更酷烈的戰場。

▍敵人與朋友

特朗普的上臺同時也伴隨著對敵人與朋友的重新定義。特朗普確實如其競選中所承諾的那樣，貫徹著“美國第一”(America First)的原則。特別是在對外經濟關係中，從《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到《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到美國與中國、歐洲的經貿往來，特朗普政府都試圖對之加以重新審視，該退出的退出，該重新談判的重新談判。很多人指這種經濟上的民族主義從長期來看並不利於美國的國家利益，整個世界畢竟已然高度勾通互聯，[11]但這其實誤解了特朗普最真實的動機。特朗普需要的是在他的忠實支持者面前表現出切實維護美國人自己的利益的強硬形象，從而與傳統的政治精英、全球主義者們區別開來。一方面，他表現得更“務實”，對國際社會中的人權問題不像以前的美國總統那樣關注；但另一方面，他對國際秩序的蔑視與挑戰也為國際社會帶了很大的風險。

對敵人和朋友的重新定義既關涉美國的對外關係，也和其國內政治直接相關。在對外關係中認清真正的朋友和敵人，必然和國內政治中圍繞“什麼才是真正的美國人民的利益”和“誰才是真正的美國人”這兩個問題的鬥爭有關。前者是分配問題，而後者則是認同問題，二者相互區別但也有所交織。從分配上講，特朗普希望通過對外經濟民族主義、對內減稅等方式將傳統制造業留在美國國內，並且為企業減負，這既符合企業主的利益，也迎合很多普通選民對傳統制造業的依戀。這些措施的效果如何，現在言之尚早，但它們起碼錶明瞭特朗普在分配問題上的敵我決斷。而在認同方面，特朗普的上臺無疑標誌著保守力量的強勢崛起，有一種誓將美國從其敵人手裡奪回、重新交還給“真正的美國人”的態勢。但到底誰才是“真正的美國人”？有公民身份的公民？白人？五月花號的後裔？並不十分清楚。但從特朗普自己的話來看，墨西哥人、來自南美洲的非法移民，或者從伊拉克、敘利亞等戰亂地區逃離的難民等，都很難算是真正的美國人。

特朗普需要這種簡單明瞭的敵我區分，他的政治運動在必要時會不斷地回到這一主題。與絕大多數--幾乎可以說“所有”--前任美國總統不一樣的是，他所傳遞出來的信號是“美國受屈辱後的再興”。美國在其並不長的歷史上並沒有受過來自其他國家的壓迫或屈辱，自從其積極投入國際政治中以來，美國更多地扮演支配者或壓迫者的角色，而非相反。從總體上來說，美國總統在其國內政治中發出的信號是積極的、充滿著希望的，他們並沒有那麼大的必要去想象一個迫近的敵人，並從對敵人的打擊和征服中獲得自信。而特朗普現象的另一個不凡之處在於，它第一次明確地將美國放在一個“弱者”的自我定位之中，將美國描述為被中國玩弄、被俄國壓制、被歐洲、日本甚至加拿大等盟友“利用”(take advantage of)的受害者。因此，美國應該復仇，應該放棄國際社會的領導者--同時也是“冤大頭”--的角色，奉行“美國第一”的原則。

毫無疑問，這種弱者的心態和危機感在其國內社會中也明顯存在，與其在國際社會中新的自我認知形成對照。我們很難說特朗普的上臺就是黑人做總統之後來自白人社會的反彈，畢竟反對特朗普的白人不在少數。但我們知道的是，特朗普在種族等問題上的“政治不正確”不僅沒有使他遭遇不可克服的困難，反而令他在其眾多支持者眼裡聲望大增，成為“敢說實話”、“敢於和政治正確鬥爭”的英雄。[12] 說特朗普乘這些“不可言說之事”所造就的風頭入主白宮可能並不為過。在特朗普的忠實支持者眼裡，種族平等、多元文化、環境保護這樣的進步主義價值觀和國際社會對美國的壓制不謀而合，其最終目的都是壓縮“真正的美國人”的生存空間。

弱者的心態更容易明確“敵人”，因為它迫使人們去尋找或想象“壓迫”或“屈辱”的施加者。在這個過程中，人們顯然需要一個政治上的強人去領導自己推翻壓迫、獲得勝利。特朗普十分清楚這一點，這也正是他給自己的明確定位。有意思的是，在21世紀的今天，擁有世界霸權的美國居然也會落入這種窠臼之中。不得不說，全球化時代給人們造成的衝擊是全方位的，它既給人們帶來巨大的便利，也會無差別地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以至於像美國這樣高度發達的社會中也有一大批人感到深深的挫折。

▍結語

在解釋特朗普時代的美國政治時，我們既要從美國社會本身的變化入手，也應該理解政治本身的“建構”作用。特朗普的“強人”政治有美國社會內部變化的緣由，這一強人政治的出現也在悄無聲息地對美國這一政治共同體本身產生影響。我們之所以在很多時候對特朗普時代的美國政治感到困惑、不解，恐怕主要是因為我們對“美國”本身賦予了太多先入之見，包括對它所代表的文明、制度的想象。人的政治生活是一種高度不確定性的存在。我們更應該像兩千多年前寫作《政治學》(Politics)的亞里士多德那樣，將這種不確定性當作分析的前提，去理解政治生活形式多樣性背後的原因和機制。

註釋：

[1] Kyle Cheney， “Trump Wins Electoral College Vote”， Politico， December 19th (2016)， https： //www.politico.com/story/2016/12/trump-electoral-college-win-democrats-infighting-232814.

[2] Rick Perlstein， Nixonland， Scribner， 2008， p.444.

[3] Earl Ofarl Hutchinson， “Trump Banks on Nixon‘s Silent Majority”， The Huffington Post Blog， June 19th (2017)， https： //www.huffingtonpost.com/earl-ofari-hutchinson/trump-banks-on-nixons-sil_b_10535344.html.

[4] 孟德斯鳩：《羅馬盛衰原因論》，婉玲譯，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102頁。

[5] 馬克斯·韋伯：《學術與政治》，馮克利譯，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94頁。

[6] 馬基雅維利：《君主論》，潘漢典譯，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46頁。

[7] 劉瑜：《民粹與民主：論美國政治中的民粹主義》，載《探索與爭鳴》2016年第10期。

[8] 漢密爾頓、傑伊、麥迪遜：《聯邦黨人文集》，程逢如、在漢、舒遜譯，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44？51頁。

[9] Sheldon Wolin， Tocqueville between Two Worlds： The Making of a Political and Theoretical Lif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p.236.

[10] Thomas Greven， “The Rise of Right-wing Populism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White Paper， Washington， D.C： Friedrich Ebert Stiftung， http： //www.fesdc.org/news-list/e/the-rise-of-right-wing-populism-in-europe-and-the-united-states.

[11] “The New Nationalism”， The Economist， November 19th (2016)， https： //www.economist.com/leaders/2016/11/19/the-new-nationalism. Scott Horsley， “Trump’s ‘America First’ Agenda Marks Sharp Break in U. S. Economic Policy”， NPR， February 28 (2017)， https：//www.npr.org/2017/02/28/517565701/trumps-america-first-agenda-marks-sharp-break-in-u-s-economic-policy.

[12] Robert Folsom， “Why Trump， Why Now？ The Violent Death of Political Correctness”， Socionomist， March (2016)， https：//www.socionomics.net/2016/05/why-trump-why-now-the-violent-death-of-political-correct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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