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住呼吸，仔細監聽著電話兩端的對話。在FBI的世界裡，監聽電話這活兒因為太苦、太累，還不一定能聽出個名堂，是個被大家嫌棄的工作。
然而康探員這個外表看起來像是用水泥澆出來的漢子，內心卻細膩執著。自打幾個月前從一位聯邦法官那裡拿到電話監聽許可，他幾乎搬進了監聽室。這個房間全密封，沒有窗戶，放著十幾臺古老的戴爾電腦，和幾件不成套的傢俱。餓的時候，康探員就吃點零食和餅乾。
康探員的監聽對象是對沖基金Galleon Group的聯合創始人Raj（本文簡稱拉吉）。這位51歲的肥胖印度裔大佬生活炫耀、浮誇，動不動就請70個朋友飛到肯尼亞去給自己慶生。他還曾花25萬美元去開一個超級碗的派對。拉吉有個特點，就是喜歡在電話上炫耀自己人脈廣，賺錢能力強。FBI懷疑他內幕交易時間已久。而他很快就在電話中露出馬腳：
一位女交易員給拉吉爆料某家科技公司業績將下滑。科技公司業績報告出來，果然不如預期，股價大跌。拉吉因為提前做空，前後一週時間賺了500萬美元。給他爆料的女交易員賺了250萬美元。康探員調出女交易員的電話記錄，發現她打給拉吉前，剛跟這家科技公司的高管通過話。
拉吉的工作很規律。每天早上，他會打一圈電話給朋友和熟人，蒐集信息，白天就用這些消息來交易。這些線人不少是他之前在沃頓商學院的同學，現在在科技公司或對沖基金擔任高管。這些人給拉吉提供關於公司併購或者業績報告等還未公開的消息，並從他這裡獲取報酬。
拉吉在華爾街的線人網絡細密。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在巴菲特宣佈入股高盛之前，他就從另一位參與了巴菲特跟高盛電話會的大佬那裡得知消息，猛做了一筆。據FBI調查，這些內幕消息，前後幾年總共幫拉吉賺了6400萬美元。
2006年，美國證監會（SEC）、聯邦調查局（FBI）以及聯邦檢察官（Manhattan U.S. Attorney’s Office）聯合發起調查，打擊金融圈內幕交易。被調查者從拉吉這樣的基金經理，很快擴展到上市科技、醫藥公司企業高層、律師、科學家、交易員和分析師。
而拉吉這點小腐敗，顯然只是冰山一角。美國政府的終極目標，是要拿下SAC集團的老闆，被稱為“美國徐翔”的對沖基金之王Steven Cohen（本文簡稱科恩）。
這場貓捉老鼠般長達10年的拉鋸戰，幾乎每一個環節都可以拍成精彩的大戲——美劇“億萬”展現的不足1/10。它暴露了華爾街精英們赤裸裸的慾望、貪婪、自私。更讓人動容的，是面對自由和財富被剝奪的可能，這些精英們的懦弱、恐懼、對最親人的背叛、離棄。
華爾街不信眼淚，只信金錢。但要賺到錢，我們必須深刻理解人性。科恩和美國FBI的激烈交鋒，給了我們觀察人性的最佳窗口。
食物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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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在小平同志南巡講話的同一年，美國人科恩在華爾街建立對沖基金SAC。那時不僅僅是中國，許多美國人也不太清楚“對沖基金”是什麼。人們感覺去對沖基金工作的，大多數是野心在大銀行無得到滿足的交易員。他們鄙視大機構，也沒耐心為了獎金跟老闆討價還價。他們進入對沖基金，穿著牛仔褲和拖鞋上班，一點也不高大上。
在普通人心中，對沖基金是幫有錢人管錢的機構。它們使用做空工具，吸引風險偏好高的成熟投資人。
然而1995年以後，對沖基金越來越惹眼。他們敢於使用槓桿、承受風險，不長期持倉，擅長短線交易，賺到錢就走。他們向投資人收取高額的管理費和業績提成：2+20。這種收費模式現在被私募機構廣泛襲用，但在當時的華爾街，還十分新鮮。
對沖基金是一個徹徹底底的賺錢機器。假設一家基金管理20億美元，他什麼都不做，就可以先收4千萬進賬。到金融危機前的2007年，對沖基金創始人比如Paul Tudor Jones 和 Ken Griffin已經十分有名，他們管理幾十億的錢，住著2萬平方英尺的豪宅，出行坐的是5000萬美元的私人飛機。
美國最聰明的年輕人，包括有幸去美國讀書的中國留學生精英，都擠破腦袋想去對沖基金。
道理很簡單：錢多。
2006年，高盛CEO賺了5400萬美元，然而當年前25名最賺錢的對沖基金經理中，墊底的都掙了2.4億美元。同年，科恩賺了9億美元。到2015年，整個對沖基金行業已經管理了3萬億美元的規模。對沖基金成了華爾街食物鏈的頂端。
重新定義對沖基金，改變華爾街的，是這個叫Steve Cohen的人。
科恩在華爾街是個謎一樣人物，他曾經連續20年，取得每年平均30%的回報。即使在華爾街最優秀的基金經理看來，也不可思議。
最讓人困惑的是他高回報的來源。他不像索羅斯或者P. T. Jones有明確的策略或哲學，也不去賭宏觀大勢或者房地產市場的興衰。他只是非常有天賦，用中國俗話來說，就是“盤感”極佳，對股票的走向感覺靈敏，火速地買進賣出，每天交易幾十只股票。
年輕的交易員拼了命地想為他工作，有錢人排著隊想把錢給他管。到2002年，SAC成為全世界最賺錢的對沖基金，管理規模達到了150億美元。華爾街親切地把科恩稱為“Stevie”，像神一樣崇拜他。
與此同時，上萬家對沖基金在華爾街冒出來了。他們僱傭激進、敢於冒險的交易員，也開始招納科學家、數學家、經濟學家，甚至心理治療師。他們不擇手段獲取人家拿不到的信息。因為他們比誰都清楚，要打敗市場有多難。
不可避免地，他們開始尋找內幕信息：公司的業績報告，收購信息，新藥的測試進展等。
美國證監會對“內幕信息”的定義是：所有非公開、會影響市場的（proprietary，non-public, and certain to move market）信息。用這個信息來交易，就構成內幕交易。
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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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起來兩顆門牙中帶縫的科恩1956年出生。那時世界處於冷戰的陰影下，科恩在紐約郊區長島一個普通的猶太家庭長大，是家裡第8個孩子。父親在成衣製造廠工作，媽媽是鋼琴教師，小時候家裡一直很缺錢。
每天父親下班帶來當天的《紐約郵報》，科恩都要搶著讀股票版。在學校他不怎麼用功，卻總能拿高分。他哥哥後來回憶，有次母親喂科恩吃牛排，其他幾兄弟只能吃熱狗。哥哥抱怨，媽媽說：你別吵了，Steve有一天會養我們的。
科恩在學校裡最喜歡的活動是打德州撲克，因為他總是能贏錢。他發現，這比去超市打工好賺多了。
憑著天賦，科恩考上了沃頓商學院，同學們都開寶馬和奔馳上學。科恩繼續和富二代們打撲克。其中一位大哥一學期下來輸給他好幾千美元。
在沃頓商學院，科恩每天早上都讀《華爾街日報》。一次統計學期末考試，他還沒答完卷就起身離開，著急去看股票的收盤價。他開始逃課，去費城的美林證券辦公室，盯著那裡的股價屏幕可以看一天。
1978年，科恩從沃頓畢業，經朋友介紹加入華爾街一家小型基金。一在電腦屏幕前坐下，科恩就立即被屏幕上的數字吸引。盯著屏幕看一會，他立即宣佈，某隻股票明天會高開。
他對自己交易能力的極端自信，在工作的第一天就彰顯無遺。
上班第一天下午，科恩賺了4000美金。當晚又賺了4000美金。在1978年，這不是一筆小錢。
介紹科恩進公司的朋友驚呆了。一個完全沒有經驗的人，怎麼能如此神準地預測股票？“那時我就知道他一定會出名。我從來沒有見過這種天賦。”多年後，他告訴《華爾街日報》的記者。
科恩逐漸開始做事件驅動的日內交易。交易時的科恩全神貫注，腎上腺素湧動。他極度享受下注、賺錢的過程。同事們發現科恩有一種特殊的能力。他異常冷靜，他從來不會因為市場變化情緒波動，更不會因為心情緊張而清倉。
開始交易後不久，他每年能賺500到1000萬。公司開始讓他自己管錢。
取得初步成果的科恩，展現出強勢的一面。他在辦公室把空調開得像冰窖一樣冷。人們必須蓋著毯子工作，被他僱來當秘書的妹妹還在大夏天用了一個電動取暖器。
還有一天，他突然衝進辦公室，把所有地毯都撕掉。他嫌地毯干擾他交易。
冒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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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恩身上有大部分交易員沒有的特質：在交易的時候他像只爬蟲一樣，沒有感情，沒有波動，不被自我懷疑和恐懼所綁架。
科恩的交易哲學很簡單：要在市場賺錢，必須要冒險。但前提是必須要做聰明的冒險（take intelligent risk）。如果交易員有一個好的點子，但捨不得下注，也不能賺得足夠多。他認為自己5%的交易，給自己賺了大部分的錢。
1992年，科恩自立門戶，成立SAC capital。初始基金2300萬美元，其中1000萬是他自己的。他招進9位交易員。
科恩很喜歡能敢於承擔風險的交易員，大學時參加過體育運動的人特別得他歡心。科恩小時候就很喜歡運動，棒球、籃球都很出色。只是父母沒錢送他去接受專業訓練。面試新的交易員時，他會問對方：你這輩子做過最冒險的事是什麼？
為了幫助交易員更好地冒險，科恩還請來美國奧運籃球隊前心理師。心理師的特長是幫助運動員提高勝率。他認為運動員只要克服內心的恐懼，就能打勝仗。
這位大鬍子經常悄悄地出現在交易員身邊，問他們感覺如何。在每週一次的集體諮詢中，他經常讓大家閉上眼睛，想象自己在盈利。他的口頭禪是：“你為什麼在你贏的交易上下注不夠大？你交易目標不是‘不輸’，你必須為了贏去交易。”
很多交易員都覺得他是個騙子。還有人覺得他是科恩派來的“間諜”。
科恩每天從市場各個角落吸取大量信息，觀察買賣雙方實力消漲，他甚至關注政策制定者重要發言裡的措辭，做好預測後，買進上萬甚至幾十萬股的股票。一旦價格上漲，就把這些票賣掉。做空時也採用同樣的策略。
不得不說，科恩是一個天才的日內交易員。三年之內，SAC的管理規模就到了1億美元，翻了4倍多。街上傳言SAC每年的回報是100%。他們的交易量如此之大，高盛這樣的broker-dealer都緊張會失去他們的生意。
想要把錢給科恩管的人開始排隊。他的要求很苛刻，收益部分，科恩自己要拿50%。遠遠高於其它基金的20%。
與此同時，同事開始感受到他無情和冷酷的一面。
他總是抱怨其他人從自己的成功裡佔了便宜。不管是付給經紀商的佣金，還是分給合夥人獎金，都讓他極度不爽。他突然會炒掉一些他認為拿錢太多的人。或者拒絕支付員工紅利。他認為紐約的稅太高，把公司搬到了康州的Stamford。
他經歷了離婚、再婚。
在合夥人生病一年之後，他面無表情地炒掉了這個和自己一起奮鬥的好朋友，也是他二婚婚禮上的伴郎。藉口是這位合夥人勾引他老婆。科恩讓合夥人當天就走人，之後也沒給員工任何解釋。
被炒掉的合夥人發現，華爾街再沒有其他公司敢要他。因為科恩放話出去，任何人招他，就不要想跟SAC做生意。
盛極一時的SAC
土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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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富的迅速積累讓科恩的內心極度膨脹。基本上他想要什麼，就能得到什麼。
和二婚老婆生了三個孩子後，科恩打算換套房子。他看上康州富人小鎮格林威治一套豪宅。豪宅建在一塊14英畝（5.6萬平方米）的土地上，要價1400萬美元。
另一位華爾街高管也看上這套豪宅，還通過中介傳話給科恩，說不管科恩出多少，他都多加2萬5。
科恩毫不示弱。他告訴中介，我全部付現，現在就可以寫支票。兩位Alpha Male就這樣較上勁了。
這位老派投行高管從來沒聽過科恩的名字。他找來這個名不見經傳的男人的電話，打給他說：我老婆特別喜歡這房子，你讓我買，我給你100萬。
科恩在電話那頭大笑，說我拿100萬幹什麼？不如我們來投硬幣吧。高管感覺被羞辱了，悲憤地掛掉電話。最終科恩用1480萬美元的現金買下豪宅，隨後大興土木。
格林威治住的都是所謂的“老錢”，看不起華爾街的暴發戶。他們認為做人行事應該低調，過分炫耀是沒有安全感的表現。
科恩才不管這麼多。挖土機進場！新的房間修起來！室內籃球室修起來！游泳池修起來！游泳池上方他建了兩層樓高的玻璃天花板。他還修了557平方米的溜冰場。他買了一輛除冰機，還給除冰機修了專門的停機庫。
豪宅建了一個按摩房，一個運動場，一個小的高爾夫球場。最後住宅建築面積2700平方米，重修工程一共用了283卡車的泥土。
一位“老錢”鄰居忍無可忍，向小鎮規劃部（Town Planning Board）投訴，這哪是個家，是一個秀場。
俯瞰科恩的豪宅
相對花在房子上的小錢，科恩開始在藝術品上豪擲千金。
他早在2006年，就企圖從賭場大鱷史蒂芬•永利那裡買下畢加索的抽象畫Le Reve（夢）。畫作中畢加索22歲的年輕情婦讓科恩如痴如醉。
永利於1997年花4800多萬美元買下這幅畫。科恩答應花1.35億買下。戲劇的是，在歡慶畫作換手的派對上，永利帶大家參觀這幅畫時，不小心沒站穩，手肘把畫撐破。
足足七年後，永利找到曼哈頓一位藝術品修復師將畫作修復。這位大師把畫布上面的線用針灸針重新連在一起。把新顏料覆蓋在新的線上。他功底深厚，只用了一個筆尖那麼多的顏料。科恩如願以償，花了1.55億美元買下這幅畫。
科恩的藝術品收藏世界一流。他2005年花1.1億買了高更，梵高，2006年花1.38億買了德庫寧，2012年花1.2億買了亨利馬蒂斯的4座青銅雕塑。他的收藏裡還包括波洛克、莫奈、馬內。在SAC的辦公室，科恩購置的價值100萬的畫就那麼隨便掛在辦公室牆上。
科恩辦公室放著他花800萬美元買來的現代藝術：懸空鯊魚。
鼎盛時期的SAC從上到下都流露著濃濃的暴發戶氣息。
科恩的交易員開著馬薩拉蒂、本特利上班，週末坐直升飛機去紐約看球賽。一次有位顧問去SAC拜訪，倒車時不小心撞到了一輛價值15萬的奔馳，一輛7系寶馬，和一輛法拉利。這位顧問驚恐不已，連連道歉。
但法拉利車主、一個SAC的交易員看著他，淡淡地說，沒事，我開另外那輛法拉利就好了。
榮耀之下，科恩的交易員們也承擔著巨大的高壓和不確定性。公司沒有一個人有安全感。他們的座位不停地調整，坐得靠科恩越近，表示越受重視。有時甚至整個部門會沒有原因地消失。每個人都擔心下一筆虧錢的交易會讓他們被炒掉。
內幕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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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中期，美國股市迎來科技股飆升帶來的巨大牛市。
此時SAC已經是高盛股票部門最大佣金貢獻者。本來華爾街最有話語權的是像Wellington, Fidelity 和 State Street這樣的共同基金。但他們做的是長線投資，不是閃電式的快進快出。SAC的交易量比他們大，每年交給投行上百萬的佣金。
錢當然不是白交的。SAC想要特殊待遇。SAC告訴高盛，如果有新的買賣評級出來，他們要第一個知道。拿著這樣的信息，他們可以比別人先買或者先賣，這是巨大的優勢。
這一強硬的要求，從來沒有人對他們提過。高盛的管理層內心隱隱覺得不舒服，但還是默默接受了。畢竟SAC是他們最大的客戶。
到了1999年，SAC 管理規模超過10億。科恩發現自己短線交易有效性在下降。街上很多新的基金在模仿他的交易風格，他的盈利越來越薄。
作為一個天才交易員，科恩渴望成長為一個受人尊重的投資人，也希望SAC成為一家偉大的公司。他意識到，自己團隊需要做更專業的分析和公司研究，不能再依賴賣方。
科恩開始招有基本面研究優勢交易員。要求他們對行業有深刻理解，能從上市公司和線人那裡拿到有價值的信息。在公司內部，他把現有的交易員按行業進行重組。不行的就炒掉。
一個從1992年開始就跟著科恩做交易的老兵自告奮勇，去做科技板塊、半導體行業交易員。
老兵當時自己管理4000萬，回報有30%。但科恩還是不滿意，覺得他冒的風險（take risk）不夠大。他讓老兵坐在他旁邊，監督他的每一筆交易。老兵每次打電話都屏住呼吸，輕言細語。以免被科恩以更大的籌碼搶下單。
老兵的秘密武器是他的下屬，一位華裔分析師C B. Lee（小李）。小李中文流利，在亞洲半導體公司有非常強的人脈。他永遠都在出差，去世界各地的生產廠商蒐集信息。科恩和老兵為了爭奪小李的信息常大打出手，最終炒掉了這個老兵。
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SAC管理規模達到高峰。公司有1200個員工，管理170億美元。這其中有一半是科恩和他僱員的錢。
從1992年建立，SAC經歷了幾次鳳凰涅槃：從一個日內交易團隊演化成為由常青藤名校生擔綱的專業機構，最後成為了一個研究和信息蒐集的機器。內部是高度分工，專研不同領域行業的分析師。
此時科恩雄心勃勃，已經在亞洲和歐洲開設了分公司，在PE領域也有所作為。他還開了一個固收小組，雖然他對此一無所知。從1994到2008年，SAC平均每年回報達做到30%。科恩身價100億美元。
科恩送給朋友的聖誕節賀卡。他把自己做成了King。
保護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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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恩工作勤奮，每天早起研究市場。8點之前，他的保鏢開著灰色的邁巴赫送他去辦公室。在交易桌前，他吃一碗簡單的燕麥粥作為早餐。他桌子上有12臺電腦屏幕。每天上午9點半到下午4點，他都紋絲不動地盯著這些屏幕。
科恩每個月會收到上萬封郵件。為確保自己不漏過每一封重要郵件，他僱傭分析師過濾信息，提醒他閱讀重要通知。他還僱來交易員專門負責交易執行。
如果科恩要去休假，或者探望父母，出行前他會派人提前勘測地形，在出差地額外租一間辦公室。這間辦公室的設置和他在Stamford辦公室的交易臺必須一模一樣。這就好像施瓦辛格每次出行前，都帶著自己的可移動健身房一樣。
每個星期天的中午，科恩坐在家裡，手中握著一支筆和本子，他的基金經理一個個打電話進來，彙報下一週的交易點子。他們必須準備好賺錢的點子，並且要告訴科恩自己的信心指數。
這是合規部門的完美設計，目的是保護科恩，在他和有價值的信息中間建立一個護城河。這個信心指數讓分析師告訴老闆自己多有把握，但不暴露信息來源。
SAC的架構很像一個自行車的車輪。這100多個基金經理像是輻條，下面管自己的分析師和交易員。科恩是輻條匯聚的軸心。
和其它對沖基金比，各個基金經理的關係沒有合作，只有激烈的競爭。他們爭相產出最好的交易點子。科恩從他們那裡拿到點子之後，自己交易。如果科恩發現交易員在告訴自己前搶先交易，他會暴怒。
如果有人因為愚蠢虧了錢，科恩更加怒不可遏。表現糟糕的交易員很快就會被炒魷魚。
2008到2009年，雖然SAC如日中天，但金融危機大環境下，每天市場都很不確定。科恩內心焦躁，他想要更直抵本質的交易點子。
那正是科恩的明星交易員Matthew Martoma（本文簡稱馬哥）急於證明自己的時候。
專家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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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哥在陽光燦爛的佛羅里達州長大，是斯坦福大學的MBA，高大英俊，一表人才。
被SAC招進來做生物科學領域的分析師時，科恩答應馬哥，他可以管理4億美元，賺到的錢提成17%。馬哥的底薪是20萬美元，簽約獎金200萬美元 。
生物科技是非常非常刺激的一個領域。馬哥密切關注Elan Corporation和Wyeth這這兩家公司。它們在聯合研發一種治療老年痴呆症的新藥：Bapi。這種藥物在動物測試階段顯示了一定的效果。
馬哥本科在杜克大學讀生物，曾在學校醫院的老年痴呆小組當志願者。加入SAC後，他花了兩年時間學習Bapi，跟100多位醫生和研究人員對話。他對Bapi的前景非常樂觀。
2008年，馬哥開始買入Elan和Wyeth的股票。僅6月25號一天，他就買了100萬的Elan。6月29日，他向科恩推薦這隻票，當時股票價26元，他的目標價40-50元。馬哥宣稱，股價催化劑將是7月底的一次業界會議。他給科恩彙報時，把自己的信心指數打到了9分。
SAC的同事並不知道，馬哥的信心，來自一位醫學大佬，Sid Gilman（本文簡稱吉爾曼大夫）。
2006年，馬哥給專家網絡GLG送去了22個人的請求名單，都是參與這個研究的關鍵科學家和醫生。只有吉爾曼給他回覆。
在這裡，我們有必要講一講所謂的專家網絡。
美國證監會規定上市公司必須在同一時間向公眾發表信息，不能對任何機構、個人有區別對待。這讓華爾街感覺自己在信息獲取端缺乏足夠優勢。
頻繁交易的對沖基金，非常關注公司的季報發表，特別是科技和醫藥公司板塊，因為它們的股價往往會上下劇烈動盪。因此在季報發佈前，建立正確的倉位就異常重要。
以GLG為代表的專家網絡，由此嗅到巨大的商機。他們開始去挖掘各個熱門公司願意做“諮詢”的人，不斷餵給對沖基金。作為回報，對沖基金每年付給他們上百萬的服務費。
專家網絡會跟專家籤協議，規定涉及到非公開的信息，不能告訴華爾街。但這往往是個灰色地帶。
專家網絡找到吉爾曼大夫時，他是密歇根大學醫學院的資深教授，老年痴呆症領域的頂級專家。他一輩子最大的夢想，就是成功研發治癒老年痴呆症的藥。
吉爾曼大夫
吉爾曼大夫在一個俄羅斯移民家庭成長，曾經在哈佛和哥倫比亞教書，1977年來密歇根大學來主持神經科系的工作。雖然事業順風順水，他的家庭生活卻不太順利。大兒子宣佈自己是同志後，吉爾曼大夫無法接受，兩人鬧僵。大兒子從家裡搬走後自殺。
他和老婆關係惡化，以離婚收場。他再次結婚，但這時小兒子又告訴他自己是同志。他跟小兒子斷交，把所有的時間都花在科研上。
吉爾曼完全不知道對沖基金是什麼。GLG年2001年第一次聯繫他時，他僅僅覺得可以賺點零花錢。但慢慢地，吉爾曼大夫感覺到對沖基金的人智商高，問問題總能問到點子上。他們總是恭維他的知識面和深度，請求他詳細描述學術細節。這內容非常枯燥，一般人根本不願意聽他聊。他一邊賺錢，一邊也很享受這個智力探討的過程。
吉爾曼大夫在密歇根大學拿31萬美元的年薪。但跟對沖基金打半個小時電話，他就能賺1000美元。如果對方提出要跟他見面，他收費2000美元。吉爾曼大夫很快就從GLG那裡賺到幾十萬一年。他忍不住開始犒勞自己，出去旅行時，開始飛商務艙。
吉爾曼的許多教授同行也在外面做諮詢工作。美國醫學會雜誌2005年發表文章稱，美國10%的醫生跟華爾街的專業投資人有關係。
B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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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一種創新藥在拿到FDA（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准前，通常要經過三個測試階段。階段一，藥物在少量的人身上進行測試。如果安全有效，就到階段二，測試人數200人左右。然後到階段三，需要兩個獨立的研究，證實這個藥是可靠的。
吉爾曼大夫是老年痴呆症創新藥Bapi第二階段的核心醫生。每個參加測試的醫生都簽了保密協議，他們不能跟外界洩漏任何關於藥物測試的信息。
聯繫上吉爾曼大夫後，馬哥和他在電話上聊了很多次。馬哥還約吉爾曼喝咖啡，在醫學會議上見面。當然，這些都是要付費的。
很快，吉爾曼大夫開始和馬哥建立起了一種超過商業關係的友情——至少他是這麼感覺的。
馬哥的勤奮、聰明，讓吉爾曼想起自殺的兒子。馬哥跟他分享自己生活的不如意，也像個尋求關懷的晚輩。吉爾曼大夫開始發自內心地在意他。
這是馬哥的魅力所在。他非常善於和比自己年長的導師相處。他的成長生涯中，每個導師的反饋都是他很勤勞，聰明。好幾位導師都評價說，感覺跟他像自己的兒子。
然而，馬哥不是吃素的。他步步緊逼，要吉爾曼大夫透露一些細節。吉爾曼大夫越來越不自在，他試圖拒絕，但馬哥從不放棄。馬哥多次問吉爾曼大夫，藥物是不是有一些副作用。這是保密協議規定不能講的事。但吉爾曼大夫無法抗拒這個有魅力的年輕人，終於跟馬哥確認了這一情況。
吉爾曼醫生知道自己已經跨線，卻無法自拔。他開始頻繁地透露這個研究中的細節。比如服藥後，病人大腦後端的腫脹可能表示藥物在起效；不同的劑量怎麼樣影響病人；有老年痴呆基因跟沒有這種基因的病人反應有什麼不一樣。
有了吉爾曼大夫的爆料，馬哥在Elan的倉位越來越重。SAC內部幾位資深的醫藥分析師非常困惑，認為風險極大。科恩卻堅定地站在馬哥這邊，讓其他人閉嘴。
截至2008年7月，SAC和科恩本人在這兩家公司上有超過10億美元的投資。
這時，科恩讓馬哥請來Elan的CEO在自己家裡吃飯。他們想從CEO口中套一些話，並且精心準備了一些問題。畢竟，他們的倉位太重了。然而整個飯局中，CEO表現得很低調，壓抑。科恩判斷，這一點不像攻克了老年痴呆症。
在這樣的懷疑中，時間越來越緊迫，馬哥的心情也越來越忐忑。
2008年7月28日，這兩家公司會在芝加哥的會議上宣佈二階段測試的最終數據。7月15日，吉爾曼和其他大夫飛去Elan在舊金山的藥廠。第二階段的數據第一次曝光。
這是吉爾曼一輩子都在等待的時刻。然而，他失望了。
數據初看很樂觀，但仔細一看，加大劑量，藥物的效果並沒有增強。醫學上把這稱為缺乏劑量反應（Lack of dose - response）。這意味著藥物可能無法進入第三階段測試。
馬哥當天晚上致電吉爾曼，並於兩天後飛來密歇根。他要求看吉爾曼將要在芝加哥大會上演示的PPT。PPT上含有第二階段測試的所有保密數據。吉爾曼猶豫了一下，還是給他看了。
吉爾曼天真地認為，Bapi有會第三階段測試。但精明的馬哥知道，從華爾街的角度看，這個藥物已經失敗了。他知道新聞一旦出來，這兩家公司的股票會一洩千里。
他當晚就飛回了紐約。第二天早上9點45分，他和科恩通了20分鐘的電話。隨後科恩命令他的交易員用公司的小賬戶狂拋這兩家公司的股票。他示意他們悄悄地拋，不要引起注意。
9天時間，他們賣了1000萬股的Elan。倉位全部清完之後，他們又做空了450萬股。一週之內，完全顛倒持倉。
芝加哥大會如期召開，吉爾曼大夫上臺講解。Elan的股價在大會前一天收在33美元，當天開在21.47, 兩天之後跌到10塊以下。
Elan股價在大會當天暴跌
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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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爾曼大夫對股票完全沒興趣。他唯一感到失落的是，芝加哥大會之後，馬哥就消失了。
吉爾曼大夫曾經寫信給馬哥，彼時金融風暴正勁，他很擔心這位年輕人。幾個月後馬哥曾通過GLG約吉爾曼見面，但隨後又取消了。
2008年，馬哥從科恩那裡拿了將近一千萬美元的分紅。然而好景不長，僅僅兩年之後，他因為無法繼續給出賺錢的交易點子，被掃地出門。
不曾想美國FBI在查Elan公司股票的內幕交易案時，在吉爾曼的通話記錄中又翻出了馬哥的名字。
更狗血的劇情出現了，FBI發現馬哥（Martoma）居然不是他的原名。
原來，進入斯坦福之前，馬哥曾經就讀於哈佛大學法學院。為去申請做大法官的實習生，他把自己所有的B和B+都改成A。校方發現他的伎倆，勒令其退學。
馬哥“急中生智”，馬上發郵件給大法官的秘書說要撤回申請，還奇葩地讓全家飛到哈佛幫他編故事，說他回佛羅里達探親，改成績單是為了騙父母。不知情的弟弟趁他出去玩，幫他把申請寄出去了。
哈佛認為這個解釋漏洞重重，開除了馬哥。一計不成，又生一計。馬哥招兵買馬，開起一家科技公司，試圖以公司的名義“證明”那封郵件是在學校找他談話之前發出去的，好讓學校回心轉意，恢復他的學籍。說不定創業公司還能大賺一筆，可謂一石兩鳥。
馬哥整個計劃得到了他奇葩老爸的強烈支持。父親是來自印度南部的第一代移民，在美國當工程師。他這輩子最大的心願就是送馬哥上哈佛。馬哥高中畢業時，他眼見兒子上哈佛無望，送了馬哥一塊匾，上面寫著：“毀掉父親夢想的兒子”。
為了支持馬哥翻身，馬爸把佛羅里達的房子做抵押，貸款100萬讓他去搞公司。馬哥用這家公司出了一份幾十頁的、充滿各種科技術語的“證明”發給哈佛。
最後恢復學籍的事情不了了之，馬哥創業的錢也很快燒完。他又改名去申請斯坦福的MBA，捲土重來。
在馬哥的世界裡，只要肯“想辦法”，絕對有路子。可悲可嘆的是，他一輩子的聰明才智，似乎都用在了這些歪門邪道上。
離開SAC後，馬哥帶老婆孩子搬回佛羅里達，住著大宅，專職帶娃。然而美好的一切，從SEC調查吉爾曼的通話記錄，追蹤到馬哥的那一刻，就註定崩塌。
當FBI探員最終敲開馬哥佛羅里達的家門時，馬哥昏倒在了家門口。
背叛和忠誠
◆ ◆ ◆
2009到2010年，科恩的事業和私生活烏雲籠罩。
他的前妻不滿他分給自己的錢，認為他隱藏了自己的財富，主動打電話給FBI，說自己手上掌握前夫早期從事內幕交易的信息。科恩曾經在1980年，跟前妻承認自己有通過內幕消息賺錢。
接到他前妻電話的律師不敢相信，已經身價百億的科恩寧願跟前妻打官司，也不願意分她一點小錢。
另一方面，FBI的網越收越緊。專家網絡裡的“專家”、曾經在SAC工作的交易員，越來越多的細節浮出水面。
FBI在調查中揪出下圖這位出生於臺灣、在硅谷工作的女士。她手上掌握芯片公司的重要情報，通過專家網絡給華爾街做“諮詢”，常向基金經理索要大額現金和禮物。一次諮詢結束後，她讓華爾街的對沖基金快遞了12只活龍蝦到她加州的住宅。
2010年11月19日, 《華爾街日報》刊登重磅文章，宣佈聯邦調查局在經過三年的調查後，將開始起訴內幕交易的基金經理。這篇文章給出驚人的細節，說給華爾街提供線人的專家網絡、醫藥公司將是調查重點。
讀到這條新聞，對沖基金交易員Donald Longueuil （本文簡稱為“龍哥”）嚇得從被窩裡驚醒。他和其他幾個交易員曾經用內幕消息做空戴爾股票，大賺了一筆。所有的證據都在移動硬盤和USB裡。
凌晨兩點，龍哥用鉗子把家裡的USB，移動硬盤全部撬開，毀壞。然後放進4個透明袋裡。凌晨兩點，他拉著未婚妻的手出門散步，看到深夜工作的垃圾車，就把袋子丟了進去。
他和未婚妻一直到2點30才回家。這一切都被安全攝像頭記錄下來。
在外面混，遲早要還。
龍哥的犯罪同盟之一是他最好的朋友、他的伴郎Noah Freeman （本文簡稱“諾亞”）。這位跟他一起用內幕消息交易的前SAC交易員很快被FBI找上門。FBI都沒怎麼用力，諾亞就全盤托出自己犯罪細節。
諾亞供出2008年在Fanie Mae和Freddie Mac被國有化之前，科恩接到一通神秘電話，開始大量買入銀行股的細節。
不僅如此，他還把自己的好朋友龍哥也供了出去。
諾亞後來在FBI的要求下，戴上監聽器，去找龍哥套話。對諾亞沒有半分戒心的龍哥，本來是想商量怎麼一起逃避法律責任，卻被引誘著講出自己內幕交易，以及拿鉗子毀掉硬盤的細節。
本以為自己已經毀屍滅跡、逃過一劫的龍哥，萬萬沒有料到，自己會栽在最信任的朋友手上。
處理諾亞案的美國證監會的檢察官身經百戰，打擊各種犯罪團伙。在他看來，殺人放火的罪犯雖然冷酷無情，但他們絕不背叛親人和朋友。然而華爾街的精英們，雖然有著各種光環，卻輕易就可以背叛最親密的戰友和親人。他們沒有忠誠，唯有對金錢的貪婪。
諾亞就是這樣。在背叛他的伴郎和最好的朋友時，他連眼睛都沒眨一下。
重逢
◆ ◆ ◆
儘管FBI望眼欲穿，馬哥終究沒有選擇和FBI合作、供出科恩。這意味著檢方沒有足夠多直接證據，可以證明科恩本人在進行內幕交易。
馬哥案開庭第一天，媒體就刊登他曾經因為改成績單被哈佛開除的新聞。如果評審團裡的成員讀到這則消息，有可能會對他做出極其負面的判斷。
他的妻子，斯坦福的同學Rosemary每天都穿著耀眼出現在法庭，支持老公。
出庭的馬哥憂心忡忡
在法庭上，馬哥終於和吉爾曼大夫重逢了。那是芝加哥大會後他們第一次見面。
經過FBI不斷勸說，起初並不願意合作的吉爾曼大夫同意出庭，證明馬哥從自己這裡拿過內幕信息。“東窗事發”後，吉爾曼2012年就從密歇根大學“下課”。他的名字也被學校從網站上移除。密歇根大學唯一允許他做的，是在一個學校附近的診所出診。
這個寂寞的老人，似乎希望能在失去一切後，做一件對的事情，彌補自己的過錯。
為了找到吉爾曼大夫的軟肋，在庭審時能攻擊他的證詞，馬哥的辯護律師專門派私家偵探跑去密歇根，調查吉爾曼的裁縫，又去跟蹤他的兒子，希望能挖到黑料。
出現在法庭的吉爾曼大夫眼神深邃明亮，眼袋明顯，頭髮銀白，看上去很憔悴。患上淋巴癌的他經過化療，已經初步恢復。
雖然吉爾曼戴著助聽器，但思維很敏捷，他回顧了馬哥跟他的數次見面，特別是找他看PPT的那次。他承認，他知道自己和馬哥是在犯罪。
在法庭上，檢方通過問吉爾曼一系列的問題，成功勾畫出一個孤獨的老年學者被一個年輕聰明的交易員吸引的故事。
檢察官問吉爾曼大夫，為什麼選擇洩漏給馬哥，而不是其他人。
吉爾曼回答：“他很好奇，聰明，很像我的第一個兒子，我的第一個兒子也很聰明。”他停頓了一下，接著說，“後來他自殺了。”
光是這段動情的話，就足以打動一萬個陪審團。誰能不相信這個一無所有、滿頭銀髮的老者？
檢方和被告方過完招，陪審團判馬哥有罪。
政府沒收了馬哥在佛羅里達價值320萬美元的房子，他賬戶裡的300多萬美元，他妻子賬戶裡的20多萬美元，還有他和妻子設立的慈善基金的93萬美元。
這個慈善基金除了付他們的旅遊費用，並沒有做過任何捐贈。唯一的作用是幫他們省了稅。
在法官量刑的前幾周，馬哥的妻子發動家人給法官寫信求情，希望能少判幾年。儘管按美國法律，此類案件的刑期長度，基本和涉案金額成正比，很難有例外。
馬哥的父親給法官寫了長達十三頁的信，並附上馬哥小時候小正太的照片。他描述了自己得知馬哥本科沒有上哈佛之後的傷心欲絕。
“22年後的今天，我才感覺到也許我把他推得太遠，僅僅是為了實現我自己的夢想。我們逼迫他成功，一直到他崩潰。”
這些求情信並沒有起到太大作用。馬哥獲刑9年。
直到今天，很多人也不理解為什麼馬哥寧願坐牢，也不跟檢方合作，供出科恩。
大家認為有幾種可能：
第一、他為了榮譽而戰。上庭，就有機會證明自己清白。第二、恐懼。他害怕自己得罪科恩，會被報復。第三、自利。他認為科恩會為自己的“忠誠”給予物質上的回報。
你信哪一個？
攤牌
◆ ◆ ◆
調查越深入，FBI康探員越是震驚。
憤怒的同時，他似乎更加理解這種難以避免的腐敗。當你的競爭者都是清一色沃頓畢業生，最聰明的中國工程師。每個人都有一流的技術，都拼命地想要賺錢、出人頭地，你怎麼可能去打敗別人？
更何況天下有錢人，都是一家。他們永遠都會互相袒護。
當美國聯邦檢察官辦公室開記者會告知天下，SAC在前所未有地倒賣內幕消息時，高盛的主席只是輕輕說了一句：他們是我們一個重要的客戶。
的確，不僅僅是高盛，對於SAC最大的投資者，比如全美的養老基金和共同基金來說，只要SAC能給他們高額回報，對方所謂的“違規”，他們都選擇睜隻眼閉隻眼。
科恩的SAC最終宣佈服罪，承認從事內幕交易活動，並願意支付18億美元罰款。SAC成為一個世紀以來第一個承認從事犯罪活動的華爾街大型公司。
政府命令科恩關掉基金，兩年不能再幫別人管錢。但他還可以交易自己將近100億資產。
科恩本人安然無恙。檢方準備了10年，也僅僅是傷了他點皮毛。
檢方宣佈SAC的罰金
不死心的馬哥繼續上訴，終被駁回。因為入學時對自己過往經歷撒謊，斯坦福大學撤銷了馬哥的MBA學位。
讓人唏噓的是，當時跟科恩作戰的多位檢方大將，在案子收尾後，都紛紛離開薪資微薄的政府部門，跳船到多金的私人公司。
負責給科恩的SAC開出18億美元罰單的美國證監會律師，加入了給科恩辯護的律所。康探員的上司，一位在FBI有25年工齡的大佬，去了高盛當VP。最讓人震驚的是，美國證監會負責調查馬哥案件的大律師也加入了為柯恩辯護的律師行。對科恩一戰，成了未來僱主給他們的“試用期”。
2016年年底，我參加香港中環一個小型的雞尾酒會。主辦方是一家名為Point72 的對沖基金，主題是“女性從業人員如何更好地融入對沖基金行業”。
Point72 是個讓人不敢小覷的名字。它的前身，就是科恩創立的SAC。
截至2018年，Point72有超過1200名僱員，管理規模達到120億美元。科恩禁期結束，又可以募資了。但他已經不管理公司最大的賬戶。
他依然鬥志昂然，告訴《財富》雜誌的記者：“如果我表現平庸，那我會懷疑自己為什麼要做這一行。”
科恩能否繼續發揮神威，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據彭博社報道，Point 72在2016年的回報僅為1%，2017年在扣完費後給客戶的回報是10%，然而當年S&P 500漲了22%。
在香港的雞尾酒會上，參會的人衣冠楚楚、談論著冠冕堂皇的話題。沒有一個人提起那場驚心動魄的調查，那些流過的眼淚、那些被關進監獄的“流氓”。甚至沒有人提起那個神一樣的名字：科恩。
人們心照不宣，守護著那個沒講出口的秘密：金錢，才是我們共同的信仰。
*本文插圖截取自記錄片 To Catch a Trader
To Catch a Trader, Front Line, PBS
Betting on the Fall, CBS, 60 Minutes
The Most Powerful Trader on Wall Street You’ve Never Heard Of, Business Week, 2003
Black Edge, Sheelah Kolhatkar, 2017
Steve Cohen Needs to Prove Himself to Wall Street All Over Again, Bloomberg, 2018
Inside Billionaire Steven Cohen's Comeback, Fortune, 2016
作者簡介：春曉是交易門創始人。曾在路透社北京分社、香港《南華早報》、紐約《世界日報》任職，還曾擔任《財經》雜誌和《FT睿》北美撰稿人。李春曉畢業於北京大學英語系及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她是2017年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Stigler Center JIR fellow 記者學者。
道格拉斯主演的《華爾街》及其續集《華爾街：金錢永不眠》的故事分別取材於1985～1987年和2008～2009年的華爾街。2014年又一部以華爾街為題材的電影，填補了20世紀90年代的華爾街的空白。這部由“小李子”萊昂納多·迪卡普里奧主演，馬丁·斯科塞斯導演的電影《華爾街之狼》，更是把華爾街描述成一個生活糜爛、烏煙瘴氣、毫無道德底線的“惡人谷”。
如果說，道格拉斯扮演的戈登·蓋格雖然展現出冷酷、貪婪、不義的一面，但在一定程度上還反映出華爾街大佬冷靜、聰明、敬業，那麼《華爾街之狼》的主角展現在觀眾面前的則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惡棍，更過分的是，種種惡行不需要編劇創作，完全來自主人公喬丹·貝爾福特的人物自傳。
發跡後的貝爾福特在紐約長島有超級住宅，開超級豪華跑車，有一艘曾屬於可可·香奈兒的遊艇，老婆是超模。他每天嗑藥、酗酒、嫖妓，請來大批妓女參加公司的派對。影片充斥著吸毒、濫性的場景。
《華爾街之狼》電影裡墮落的華爾街是真實的嗎？很多華爾街人嗤之以鼻。雖然電影裡的故事都來自於貝爾福特的自傳，但畢竟這也只是一個最壞的“壞人”的故事，不能代表整個華爾街和華爾街的從業者。但在高額獎金和期權鼓舞下，對客戶的巧取豪奪和違法亂紀則在金融危機後的不少報道、紀錄片和專著中有所反映，如《泥鴿靶》《監守自盜》等，相對而言《華爾街之狼》中的貝爾福德只不過是個人品行和經營模式更low而已。
筆者只重點來講講這傢伙是怎麼發跡的。貝爾福特的發跡史是一個典型的“美國夢”的故事。和美國曆史上洛克菲勒、摩根、巴菲特等金融鉅子一樣，這傢伙從小就是賺錢的好手，新的說法是“財商高”。
16歲的時候，他就在自家社區不遠的海灘上開始賣煎餅和棒棒糖並由此賺到了第一年的學費。在作為中產階級的父母建議下，他上了牙醫專業。結果，在上學的第一天，就被老師告知“當牙醫發不了財”。他恍然大悟，知道自己到底要的是什麼，牙醫不是他想要的生活和夢想中的未來。
貝爾福特後來輟學，幹過各種小買賣，24歲的時侯終於擁有了自己的公司，但最終以破產告終，還欠了一屁股債。關閉了公司，他進入一家股票銷售公司做電話銷售，這份工作讓他發現了自己的真正才能——話術。
在近幾年的3·15晚會中，已經有好幾次曝光這種激進的電話營銷模式。公司通常招募草根青年，以各種勵志演講和團隊會議激起大家賺大錢的夢想，讓他們的情緒進入到一種近似於嗑藥的亢奮狀態。同時開發出一套環環相扣的話語體系，激發客戶的好奇，解釋其有可能的疑問，點燃其貪婪之心，並最終以高價將產品推銷給客戶。在國內，這種營銷方式最早由大批國學基礎紮實、說話吐字溫婉、巧舌如簧的臺灣同胞帶入，先是在傳銷、保險、非法集資、保健品領域生根開花，繼而向各行各業擴散。目前在理財、貸款、股票配資等民間金融領域應用最為廣泛。
電影裡，萊昂納多扮演的貝爾福特，隨便撥通了一個陌生人的電話號碼，步步為營，環環相扣，不但取得了客戶的信任而且居然在幾分鐘之後說服客戶買了4000美元的垃圾股票，他在通話當中的沉穩、誠懇以及對對方想法的揣摩和領悟稱得上是出神入化，把旁邊的老闆和其他員工都驚呆了。當然貝爾福特從這筆買賣中賺得了2000美元，也就是交易額50%的提成。之所以能夠獲得如此高的提成，是因為他賣的是尚未上市的垃圾股。每一次陌生的電話拜訪，實際上被貝爾福特變成了一場微型招股說明會。他把那些毫無業績支撐，前途不明不白的公司股票吹得天花亂墜，讓電話那一端的人從懷疑到相信自己終於遇到了夢想已久的發財機會，一本萬利的傳說終於來到自己面前，自己家的祖墳冒出嫋嫋青煙，自己將有幸成為一家偉大公司的參與者。
1987年11月的股災是貝爾福特的真正起點。他服務的公司倒閉，他自己義無反顧的創業了，一群公司裡的同事和社會上的混混追隨他走上了夢想之路。他的公司裡看不到通常證券交易中介機構裡數字不斷變化的顯示行情的大屏幕。一部電話是經紀人所有的武器，他們通過電話黃頁隨機打電話到人家裡，說服客戶購買某種未上市公司的股票。這些場外交易的股票有的是退市的垃圾股，有的是正在創業的公司。
開始的時候，他們會推薦客戶購買價值穩定甚至有升值空間的股票，一旦客戶嚐到甜頭，互相之間建立信任之後，再慫恿他們去買那些刻意操縱的股票。他們會散佈某個公司的“內幕消息”，然後讓經紀人故意向客戶“洩露”這些“內幕消息”，鼓動客戶大量買入。這導致這隻股票真的快速上漲，導致大量客戶追高，買的人越多，股價就會漲得越多。貝爾福特的公司和經紀人們也會在低位吃進這些股票。股價一旦被他們拉到預先設定的頂點，他們便大舉出貨，給客戶留下一堆垃圾股。這種低劣的操控股票的手法，讓貝爾福特和他的夥伴們日進斗金。
和所有“華爾街的壞人”一樣，貝爾福特開始在法庭上根本不承認自己有罪。他說，“我所做的生意95%都是合法的。更何況，我從來不和那些窮人做生意。和我做生意的都是有錢人，也從來沒有誰因為我傾家蕩產嘛。”貝爾福特說的沒錯，他的客戶都是平時把貪婪埋在心裡，只在偶爾被人激發但又羞於承認的中產階級。即使賠了，也是打碎牙往肚裡咽。所以，看看我們周圍，到處都是從股市上賺了錢的人，這是因為那些真正賠了錢的人根本不好意思和人說。如果他到處嚷嚷在股市上被坑了，那隻能在他的朋友中進一步證明兩件事——一是他蠢，二是他貪。
1998年，貝爾福特因為證券欺詐和洗錢被起訴，他選擇了和聯邦調查局合作，最終被判4年徒刑，罪名是因為欺詐和哄抬股價導致投資者損失，但最終只坐了22個月的牢。2006年，一家出版商提前預支給他100萬美元獲得了貝爾福特自傳的版權。和電影《華爾街》中的戈登·蓋革一樣，昔日的罪犯搖身一變成了暢銷書作家。
將貝爾福特送進監牢的FBI調查員克雷格·科爾曼說，“我曾經碰到過做壞事的壞人，也碰到過犯過錯誤卻不會再犯的好人。貝爾福特顯然屬於純粹的壞人。”他當年的搭檔科恩也同意這個說法，“我覺得他只悔改了一半，可能只是為了讓書和電影賣得更好。他承認對受害者感到抱歉，卻只承認自己5%的行為是犯罪。這部影片拍的是他的崛起而非落網。我擔心的是人們會以為整個金融界都是如此，而實際上這個壞人的故事並不能代表全社會。”
出獄後的貝爾福特變成了一位成功學和營銷學的講師，在世界各地巡迴講課，筆者曾經看到他來中國講課的廣告，明目張膽地宣傳如何向騙子學習賺大錢的技巧，可惜沒有機會聽聽他的課程。據說貝爾福特每小時的課酬高達3萬美元，《華爾街之狼》的版稅和電影版權也為他帶來不少收入。但根據法庭判決，貝爾福特必須把他的大部分收入歸還給受害者們。所以，貝爾福特雖然日進斗金，但面對1億多美元的賠償金，這輩子重新過上過去那種奢靡生活的可能性越來越小了。
值得特別寫一筆的是，貝爾福特被繩之以法，不是來自受害者的不斷上訪和媒體曝光，而是來自聯邦調查局的兩位探員對其工作職責的恪盡職守和對法律精神的不懈追求。聯邦調查局探員科恩和科爾曼從1992年開始執著的蒐集證據，但聰明的貝爾福特將內幕掩蓋的非常隱秘，利益相關者始終守口如瓶，在很長的時間裡兩位探員幾乎一無所獲，甚至被貝爾福特當面嘲諷。
在長時間的較量中，貝爾福特終於露出破綻，企圖把大量資金轉入瑞士銀行。兩位探員及時的抓住了貝爾福特“洗錢”的證據，並最終撬開了貝爾福特的嘴，華爾街這條聲名狼藉的大魚終於落網。
筆者曾經在不同的場合和文章中多次呼籲，中國證券市場必須有司法部門的積極參與，否則就不可能獲得健康的發展，永遠是一個不規範的賭局。華爾街的每一點進步都是法制和司法的推動。真正讓市場規範的的力量，不是監管當局的譴責和警告，而是手銬和牢獄。
當越來越多的公眾參與到華爾街的博弈場中時，這裡就不再是私人俱樂部了。劇烈的市場的波動會帶來恐慌，而恐慌有可能摧毀美國乃至世界的金融體系。華爾街的“自救”雖然可以規範內部市場，但卻無法抵禦系統性的風險。
1907年的恐慌是一個轉折點。這是無序資本主義的最後一次危機。這次股災危機之後，美聯儲應運而生，這意味著華爾街有了堅實的後盾，當然也要接受更嚴格的監管。
19世紀的美國，開啟了工業革命的序幕。鐵路的發明大大提高了經濟生產的效率，把無數小規模的地方經濟連接在一起，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
不可想象的是，美國的疆土從大西洋(5.040, -0.10, -1.95%)之濱直達浩瀚的太平洋，中間有數千公里的沃野可供耕種，無數的礦產油氣資源可供開採，但當時這個龐大的國家卻連央行[微博]都沒有。
這就是19世紀的美國，自由主義經濟信仰者的樂土，而華爾街則是他們的夢想之地。在這裡，有決心、遠見和運氣的人可以一夜暴富，如果他們的運氣能夠持久的話，他們甚至有機會成為一個時代的印記和偶像級別的人物，比如JP摩根。但更多的人卻在這個巨大的“賭場”中迷失了自己——一直到20世紀30年代，華爾街在世界上的名聲與“賭場”並無差異。
然而從19世紀後半葉開始，華爾街在一次次的危機中開啟了自我救贖與他人革命。在這個市場中出入的經紀商們意識到，如果想要追尋長久的利益，就要保證這個市場的公平。而美國政府則意識到，華爾街的巨大能量既可以成為美國經濟的助推器，也可能將美國金融體系毀之一旦。
經歷了約一個世紀，華爾街終於找到了市場與政府之間的平衡，併成為了世界上最繁榮的金融中心。
規範發行制度
1857年，整個華爾街一片喜氣洋洋，到處洋溢著快樂的氣息。
蓬勃發展的實體經濟在華爾街得到了反映。這段時期美國證券的供應量迅速得到增加。到1856年，有360家鐵路股票、985家銀行股票，75家保險公司股票、幾百種的公司債券、市政債券、地方債券和聯邦債券一起加入到了交易之中。
這是一個繁榮的市場，也是一個蘊藏著危機的市場。在幾百甚至上千種資產中，固然有表現優異的公司，但也充斥著大量有問題的股票。但由於證券法律法規嚴重缺失，公眾對股票信息一無所知，甚至連當時上市公司發行股票的確切數目都不得而知。
而此時的紐約證券交易所[微博]更像是一個私人俱樂部，它只在乎自己會員，也就是在交易所擁有席位的經紀商的利益。經紀商們或許能夠判斷哪些股票可能有問題，但他們依然樂意為自己的客戶購買這些股票，因為這並不影響他們賺取佣金。
在所有這些股票中，伊利鐵路的股票是投機者們的最愛。原因在於伊利鐵路從一開始就是政治的產物，其線路設計並不合理，修建過程中困難重重、舉步維艱。為了完成鐵路修建，公司被迫一次次向州政府和華爾街籌措資金，最後形成了混亂的資本結構——甚至發行了一批可供持有人隨心所欲在債券和股票之間來回轉換的可轉換債券——這種特性使它成為了近乎完美的投機工具。
但隨著業務的擴展，經紀商的立場也發生了改變。有時候，經紀商們要為以股票為質押的客戶們提供貸款。如果一家公司的股票數量隨時可以增加一倍或者減少一半，那麼誰知道這些股票的真正價值呢？
與此同時，華爾街的經紀商也希望看到變革。他們從事這個行業已經很久了，但只能通過收取佣金賺一點點小錢。而投機商們，其中很多人本身就是公司管理層，則總在伺機等待下一次暴富的機會。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華爾街的第一次監管來源於市場本身。1860年，《商業和金融週刊》對新股發行制度提出了幾項改革措施，其中包括“董事會需經過2/3的股東同意才能發行新股”、“新股必須公開發行並給予足夠長的預告期”、“所有上市公司都必須保存其所有流通股票的總量記錄”等建議。
《商業和金融週刊》還強調：“違反上述任一條款都屬於犯罪行為，將要受到懲罰或被處以罰款。”這些條款構成了今天美國《證券法》的基礎。但在當年這些建議只能印刷在新聞紙上而不能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下來。當時美國聯邦政府還沒有將對金融市場的監管作為它職責的一部分，而紐約州的立法機構也不可能主動改革這樣一個能為其會員源源不斷帶來鉅額灰色收入的體制。
但華爾街已經在行動了。華爾街上最大的兩大機構——紐約證券交易所和公開交易所頒佈了同樣的監管條例，要求對所有在交易所拍賣的股票進行登記，並且任何新股發行都必須提前30天通知交易所。
1869年，公開交易所和紐約證券交易所合併，組建了可以主宰整個華爾街的交易所。隨著兩個交易所的合併，對於經紀商們來說，能否成為交易所的會員關係到他們的生死存亡，這在歷史上還是第一次，因為他們不得不遵守監管條例，這些條例不但在數目上逐漸增多，而且在執行中也越來越嚴格。
華爾街作家詹姆斯·K·邁德伯瑞當時寫道：“證券交易所的經紀商們必須作出選擇，要麼繼續在市場中尋求投機以謀求蠅頭小利，同時也為此付出慘重代價；要麼眼光更長遠點，努力拋棄原先結黨營私操控市場的陋習。”
而在這一時期，現代會計制度的出現有效地遏制了此前華爾街上市公司亂做假賬的惡習。
美國早期的商業規模都比較小，通常是家庭作坊式的，因此也不需要外部的會計師。但是工業革命的到來改變了這一切。當一家加利福尼亞的金礦企業為了融資而來到華爾街時，他如何說服銀行家們投資自己呢？當這家企業在華爾街發行了股票，籌措到資金後，股東如何評估手中所持有股票的價值，並將它們和同類公司比較來評判管理層的表現？
更為糟糕的是，在那個時代，沒有任何法律要求上市公司公佈財務報告。華爾街的另外一家報紙《商務金融報》在1870年就尖銳地指出了這個問題。
“在這樣一個充滿陰謀的時代，保密成為了成功的一個條件。如果公眾也有機會了解到那些只有公司董事才知道的關於公司價值和前景的所有信息，那麼，‘投機董事’的好日子就一去不復返了……公司的財務報表……它顯示了公司收入的來源和數量、每一塊錢的用途、財產的收益、運營、供應、建設和維修所花費的成本、公司的負債情況以及整體資金的處置情況，所有這些信息都必須精心編制，以供每個季度公佈出來。”
顯然，對於上市公司管理層來說，公佈真實的財務報告並沒有什麼好處，因此他們的抵制也毫不奇怪。但在這場較量中，華爾街的經紀商們再次“出於自身的利益”而作出了正確的選擇。
當時一個很有名的經紀人亨利·克魯斯堅定推行財務報告制度，很快又有很多銀行家和經紀人加入其中，當紐約證券交易所最終要求所有上市公司都提供財務報告時，這些上市公司的管理層別無選擇，只能照辦。
美聯儲誕生
經歷了19世紀末的自我改革之後，華爾街又欣欣向榮地發展了數十年。現在，普通的美國民眾也能通過華爾街分享經濟高速增長的紅利。1869年，《弗雷澤雜誌》曾如此描述當時的投機狂潮：“一貫傳統的商人們拋棄了他們一生遵從的原則，孤注一擲，一舉買下好幾百股，白領階層厭倦了收入的緩慢增長；小職員們已無法忍受那僅夠維持生計的工資；牧師也不滿足於那少得可憐的津貼。”
然而，當越來越多的公眾參與到華爾街的博弈場中時，這裡就不再是私人俱樂部了。劇烈的市場的波動會帶來恐慌，而恐慌有可能摧毀美國乃至世界的金融體系。華爾街的“自救”雖然可以規範內部市場，但卻無法抵禦系統性的風險。
1907年的恐慌是一個轉折點。這是無序資本主義的最後一次危機。這次股災危機之後，美聯儲應運而生，這意味著華爾街有了堅實的後盾，當然也要接受更嚴格的監管。
1907年，來自布魯克林一個德國移民家庭的海因策和莫爾斯企圖操縱美國的銅礦市場。他們儘可能多地買進聯合銅業公司的股票以推高價格。不過，這次操縱行動卻失敗了。1907年10月15日，聯合銅業的股價開始下跌。問題在於，一家名為尼克博克斯信託的銀行為他們提供了這些資金，這在紐約已經眾所周知。尼克博克斯的客戶有所懷疑，紛紛開始提走資金。
恐慌開始快速蔓延。當時位於第五大道的尼克博克斯信託銀行總部彷彿變成了一座瘋人院，存款人拼命衝向銀行出納櫃，想把自己的存款提出來。許多人認為，像尼克博克斯信託公司這麼大的銀行出現問題，紐約清算中心理所應該提供幫助，但是清算中心卻作壁上觀，絲毫不為所動。
尼克博克斯信託公司最終破產了，在危機爆發的第三天下午，存款人從銀行提取了800萬美元的現金。然後這場危機已經蔓延到了紐約證券交易所。如果主要的經紀行無法獲得足夠的現金，那麼交易所將不得不被迫關門。
不幸的是，此時的美國缺乏一個能夠印鈔的中央銀行來應付這場危機，羅斯福政府束手無策，只能將這個問題交給當時惟一具有影響力和聲望來協調整個華爾街的人——J·P·摩根。財政部部長喬治·B·科特柳在週末火速趕到紐約與摩根商量對策。
當天晚上，摩根將紐約的幾個銀行家召集到自己的辦公室。他們共同折騰出了一個方案，他們決定動用清算中心的存款以增加流動性。於是，市場上立刻增加了8400萬美元的鉅額貨幣供給，當人們發現銀行能夠滿足他們任何時候的提現要求時，恐慌也結束了。
這場恐慌令美國政府官員們意識到，經濟體系的正常運行再也離不開中央銀行了。1913年，國會立法批准美聯儲，這一年成為美國金融史上的分水嶺。
證券法出臺
到了20世紀20年代，美國經濟在此前40年的快速發展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爆炸式增長，使得紐約證券交易所一舉成為世界上最大、最有影響力的交易市場。但在一片樂觀的投資氛圍中，持續數年的牛市突然改變了方向。
1929年9月5日，市場開始下跌。10月29日，道瓊斯指數一瀉千里，跌幅達到22%，創下了單日最大跌幅。華爾街持續的下跌勢頭直到11月才終止。
1932年的秋天，華爾街出現了一件不同尋常的事情：短期國債的利率竟然變成了負值。與此同時，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在1932年6月8日下降到了41.22點，與1929年最高點相比，跌幅達到89.91%。
股災之後，美國進入了長達4年的經濟衰退。但也給了美國經濟和華爾街重新修正的機會。1933年，“羅斯福新政”出臺。華爾街再也逃不過政府的監管，從而開始了它歷史上最為重要的一系列改革。這些改革的成功為在華爾街之後的大繁榮奠定了基礎。
羅斯福政府在對證券業和銀行業進行周密而詳盡的調查後認為，銀行信用盲目擴張和商業銀行直接涉足證券市場是危機的始作俑者，投資銀行和商業銀行業務遊離於監管之外，使危機爆發成為可能。因此，羅斯福開始對銀行體系、貨幣政策和證券交易體系進行一系列改革。
1933年3月9日，羅斯福頒佈的《銀行緊急救助法令》賦予總統控制信用、貨幣和黃金的廣泛權力，並允許財政部部長可以購回黃金和黃金票據。
隨後兩個月，羅斯福又簽署了《聯邦證券法》，這是美國曆史上第一部規範證券交易的法律，它要求所有的新股發行都必須在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註冊，而且必須披露特定的信息。
當年6月份，美國國會取消了金本位制度，並通過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格拉斯-斯蒂格爾法》又被稱為《1933年銀行法》。該法案主要內容有兩點：其一，商業銀行必須與投資銀行嚴格分離；其二，建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對5萬美元以下的銀行存款提供保險。
根據《格拉斯-斯蒂格爾法》，金融機構必須在一年內對證券業務與存貸款業務作出抉擇：花旗銀行、大通銀行、美國銀行等甩掉其證券附屬公司退回到商業銀行領域；所羅門兄弟公司、美林公司、高盛公司、雷曼兄弟公司等都選擇了證券業務；摩根大通則分拆為專營商業銀行的J·P·摩根和專營投資銀行業務的摩根士丹利。
1934年通過的《證券交易法》限制保證金交易，並防止過度投機。同年，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成立。1940年通過的《投資公司法》、《投資顧問法》主要針對共同基金做了規定，限制關聯交易，加強信息披露，並要求基金從業人員在SEC註冊，同時規定了使用槓桿的上限，要求共同基金的董事會設立40%以上的獨立董事。
至此，美國資本市場在自我演進超過百年之後第一次出現了關於證券發行、交易和投資基金的法律，也第一次建立了監管機構，找到了市場與政府的平衡。
醜聞與改革
毫無疑問，羅斯福政府的監管措施遭到了華爾街的抵制。從“梧桐樹協議”簽訂開始，華爾街自我運行已經超過140年，早已培養出一批既得利益者。
在這場抵制運動中，衝在最前面的是紐約證券交易所總裁理查德·惠特尼。當調查人員來到他的辦公室時，惠特尼告訴他們：“先生們，你們正在犯一個巨大的錯誤，交易所是一個完美的機構。”
儘管以惠特尼為代表的華爾街保守派百般阻擾，但在當時的輿論氛圍下，對華爾街進行改革已經勢在必行。於是，惠特尼和交易所決定自己動手改革華爾街上那些最有問題的行為。1934年2月13日，交易所委員會通過法令，禁止聯手坐莊，同時也禁止專門經紀人將內幕信息透露給朋友，並禁止專門經紀人購買他們所做市股票的期權。
除此之外，惠特尼還發起了聲勢浩大的輿論攻勢，華爾街甚至發生了“資本罷工”，當時華爾街所有的大銀行，還有其他不計其數的小銀行，都拒絕承銷任何新發行的債券，也拒絕提供貸款，不管借貸方用多麼優良的資產作抵押，也不管需要融資的項目是多麼安全。
雖然惠特尼等人並未阻止羅斯福的提案，但他們的努力也並非毫無作用。至少，《證券交易法》已經比立法時寬鬆了很多。最開始，《證券交易法》將很多種特殊的交易方式界定為非法，包括賣空行為。但在最後通過時，只將“操縱市場”認定為非法，至於什麼是“操縱市場”的行為，則留給了即將成立的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裁定。
經過改革之後的華爾街逐漸恢復了平靜，並經歷了4年還算平穩的增長。但就像在所有牛市中那樣，隨著交易量和股價的攀升，要求改革的壓力逐漸減退。但就在此時，前紐約交易所總裁惠特尼卻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再次“推動”了改革的進程。在繁榮的20世紀20年代，惠特尼在華爾街的金錢遊戲中幾乎沒有什麼敗績。但隨著30年代經濟衰退的降臨，惠特尼就陷入了災難之中。1931年，他的公司淨資產不足4萬美元，而他的個人債務卻高達200萬美元之巨。於是，他開始挪用資金，從自己的客戶、朋友、甚至妻子那裡偷。
與所有的貪汙犯和盜竊犯一樣，惠特尼的行跡最終暴露了。1937年，惠特尼的世界開始分崩離析。與此同時，惠特尼的醜聞徹底地改變了華爾街原先的力量均勢。
很快，紐約證券交易所就有了一部新的章程，旨在加強交易所的公共職責，使它不再僅僅是為交易所會員的利益服務。交易所的總裁成為了一名拿薪水的僱員，而不再是交易所的會員。
交易所對會員公司也增加了更加頻繁和更詳細的審核，如果一個經濟公司開辦公眾業務，它就被禁止為自己開設保證金賬戶。從那時起，保證金的比例要求將由證券交易委員會決定，而不再由紐約證券交易所設定。
至於惠特尼，這位紐約證券交易所的總裁最終因為挪用財產而身敗名裂。紐約證券交易所保存了歷任總裁油畫肖像，但是惠特尼的那一幅卻始終沒有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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