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住呼吸，仔细监听着电话两端的对话。在FBI的世界里，监听电话这活儿因为太苦、太累，还不一定能听出个名堂，是个被大家嫌弃的工作。
然而康探员这个外表看起来像是用水泥浇出来的汉子，内心却细腻执着。自打几个月前从一位联邦法官那里拿到电话监听许可，他几乎搬进了监听室。这个房间全密封，没有窗户，放着十几台古老的戴尔电脑，和几件不成套的家具。饿的时候，康探员就吃点零食和饼干。
康探员的监听对象是对冲基金Galleon Group的联合创始人Raj（本文简称拉吉）。这位51岁的肥胖印度裔大佬生活炫耀、浮夸，动不动就请70个朋友飞到肯尼亚去给自己庆生。他还曾花25万美元去开一个超级碗的派对。拉吉有个特点，就是喜欢在电话上炫耀自己人脉广，赚钱能力强。FBI怀疑他内幕交易时间已久。而他很快就在电话中露出马脚：
一位女交易员给拉吉爆料某家科技公司业绩将下滑。科技公司业绩报告出来，果然不如预期，股价大跌。拉吉因为提前做空，前后一周时间赚了500万美元。给他爆料的女交易员赚了250万美元。康探员调出女交易员的电话记录，发现她打给拉吉前，刚跟这家科技公司的高管通过话。
拉吉的工作很规律。每天早上，他会打一圈电话给朋友和熟人，搜集信息，白天就用这些消息来交易。这些线人不少是他之前在沃顿商学院的同学，现在在科技公司或对冲基金担任高管。这些人给拉吉提供关于公司并购或者业绩报告等还未公开的消息，并从他这里获取报酬。
拉吉在华尔街的线人网络细密。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在巴菲特宣布入股高盛之前，他就从另一位参与了巴菲特跟高盛电话会的大佬那里得知消息，猛做了一笔。据FBI调查，这些内幕消息，前后几年总共帮拉吉赚了6400万美元。
2006年，美国证监会（SEC）、联邦调查局（FBI）以及联邦检察官（Manhattan U.S. Attorney’s Office）联合发起调查，打击金融圈内幕交易。被调查者从拉吉这样的基金经理，很快扩展到上市科技、医药公司企业高层、律师、科学家、交易员和分析师。
而拉吉这点小腐败，显然只是冰山一角。美国政府的终极目标，是要拿下SAC集团的老板，被称为“美国徐翔”的对冲基金之王Steven Cohen（本文简称科恩）。
这场猫捉老鼠般长达10年的拉锯战，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可以拍成精彩的大戏——美剧“亿万”展现的不足1/10。它暴露了华尔街精英们赤裸裸的欲望、贪婪、自私。更让人动容的，是面对自由和财富被剥夺的可能，这些精英们的懦弱、恐惧、对最亲人的背叛、离弃。
华尔街不信眼泪，只信金钱。但要赚到钱，我们必须深刻理解人性。科恩和美国FBI的激烈交锋，给了我们观察人性的最佳窗口。
食物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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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在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同一年，美国人科恩在华尔街建立对冲基金SAC。那时不仅仅是中国，许多美国人也不太清楚“对冲基金”是什么。人们感觉去对冲基金工作的，大多数是野心在大银行无得到满足的交易员。他们鄙视大机构，也没耐心为了奖金跟老板讨价还价。他们进入对冲基金，穿着牛仔裤和拖鞋上班，一点也不高大上。
在普通人心中，对冲基金是帮有钱人管钱的机构。它们使用做空工具，吸引风险偏好高的成熟投资人。
然而1995年以后，对冲基金越来越惹眼。他们敢于使用杠杆、承受风险，不长期持仓，擅长短线交易，赚到钱就走。他们向投资人收取高额的管理费和业绩提成：2+20。这种收费模式现在被私募机构广泛袭用，但在当时的华尔街，还十分新鲜。
对冲基金是一个彻彻底底的赚钱机器。假设一家基金管理20亿美元，他什么都不做，就可以先收4千万进账。到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对冲基金创始人比如Paul Tudor Jones 和 Ken Griffin已经十分有名，他们管理几十亿的钱，住着2万平方英尺的豪宅，出行坐的是5000万美元的私人飞机。
美国最聪明的年轻人，包括有幸去美国读书的中国留学生精英，都挤破脑袋想去对冲基金。
道理很简单：钱多。
2006年，高盛CEO赚了5400万美元，然而当年前25名最赚钱的对冲基金经理中，垫底的都挣了2.4亿美元。同年，科恩赚了9亿美元。到2015年，整个对冲基金行业已经管理了3万亿美元的规模。对冲基金成了华尔街食物链的顶端。
重新定义对冲基金，改变华尔街的，是这个叫Steve Cohen的人。
科恩在华尔街是个谜一样人物，他曾经连续20年，取得每年平均30%的回报。即使在华尔街最优秀的基金经理看来，也不可思议。
最让人困惑的是他高回报的来源。他不像索罗斯或者P. T. Jones有明确的策略或哲学，也不去赌宏观大势或者房地产市场的兴衰。他只是非常有天赋，用中国俗话来说，就是“盘感”极佳，对股票的走向感觉灵敏，火速地买进卖出，每天交易几十只股票。
年轻的交易员拼了命地想为他工作，有钱人排着队想把钱给他管。到2002年，SAC成为全世界最赚钱的对冲基金，管理规模达到了150亿美元。华尔街亲切地把科恩称为“Stevie”，像神一样崇拜他。
与此同时，上万家对冲基金在华尔街冒出来了。他们雇佣激进、敢于冒险的交易员，也开始招纳科学家、数学家、经济学家，甚至心理治疗师。他们不择手段获取人家拿不到的信息。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要打败市场有多难。
不可避免地，他们开始寻找内幕信息：公司的业绩报告，收购信息，新药的测试进展等。
美国证监会对“内幕信息”的定义是：所有非公开、会影响市场的（proprietary，non-public, and certain to move market）信息。用这个信息来交易，就构成内幕交易。
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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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起来两颗门牙中带缝的科恩1956年出生。那时世界处于冷战的阴影下，科恩在纽约郊区长岛一个普通的犹太家庭长大，是家里第8个孩子。父亲在成衣制造厂工作，妈妈是钢琴教师，小时候家里一直很缺钱。
每天父亲下班带来当天的《纽约邮报》，科恩都要抢着读股票版。在学校他不怎么用功，却总能拿高分。他哥哥后来回忆，有次母亲喂科恩吃牛排，其他几兄弟只能吃热狗。哥哥抱怨，妈妈说：你别吵了，Steve有一天会养我们的。
科恩在学校里最喜欢的活动是打德州扑克，因为他总是能赢钱。他发现，这比去超市打工好赚多了。
凭着天赋，科恩考上了沃顿商学院，同学们都开宝马和奔驰上学。科恩继续和富二代们打扑克。其中一位大哥一学期下来输给他好几千美元。
在沃顿商学院，科恩每天早上都读《华尔街日报》。一次统计学期末考试，他还没答完卷就起身离开，着急去看股票的收盘价。他开始逃课，去费城的美林证券办公室，盯着那里的股价屏幕可以看一天。
1978年，科恩从沃顿毕业，经朋友介绍加入华尔街一家小型基金。一在电脑屏幕前坐下，科恩就立即被屏幕上的数字吸引。盯着屏幕看一会，他立即宣布，某只股票明天会高开。
他对自己交易能力的极端自信，在工作的第一天就彰显无遗。
上班第一天下午，科恩赚了4000美金。当晚又赚了4000美金。在1978年，这不是一笔小钱。
介绍科恩进公司的朋友惊呆了。一个完全没有经验的人，怎么能如此神准地预测股票？“那时我就知道他一定会出名。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天赋。”多年后，他告诉《华尔街日报》的记者。
科恩逐渐开始做事件驱动的日内交易。交易时的科恩全神贯注，肾上腺素涌动。他极度享受下注、赚钱的过程。同事们发现科恩有一种特殊的能力。他异常冷静，他从来不会因为市场变化情绪波动，更不会因为心情紧张而清仓。
开始交易后不久，他每年能赚500到1000万。公司开始让他自己管钱。
取得初步成果的科恩，展现出强势的一面。他在办公室把空调开得像冰窖一样冷。人们必须盖着毯子工作，被他雇来当秘书的妹妹还在大夏天用了一个电动取暖器。
还有一天，他突然冲进办公室，把所有地毯都撕掉。他嫌地毯干扰他交易。
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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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恩身上有大部分交易员没有的特质：在交易的时候他像只爬虫一样，没有感情，没有波动，不被自我怀疑和恐惧所绑架。
科恩的交易哲学很简单：要在市场赚钱，必须要冒险。但前提是必须要做聪明的冒险（take intelligent risk）。如果交易员有一个好的点子，但舍不得下注，也不能赚得足够多。他认为自己5%的交易，给自己赚了大部分的钱。
1992年，科恩自立门户，成立SAC capital。初始基金2300万美元，其中1000万是他自己的。他招进9位交易员。
科恩很喜欢能敢于承担风险的交易员，大学时参加过体育运动的人特别得他欢心。科恩小时候就很喜欢运动，棒球、篮球都很出色。只是父母没钱送他去接受专业训练。面试新的交易员时，他会问对方：你这辈子做过最冒险的事是什么？
为了帮助交易员更好地冒险，科恩还请来美国奥运篮球队前心理师。心理师的特长是帮助运动员提高胜率。他认为运动员只要克服内心的恐惧，就能打胜仗。
这位大胡子经常悄悄地出现在交易员身边，问他们感觉如何。在每周一次的集体咨询中，他经常让大家闭上眼睛，想象自己在盈利。他的口头禅是：“你为什么在你赢的交易上下注不够大？你交易目标不是‘不输’，你必须为了赢去交易。”
很多交易员都觉得他是个骗子。还有人觉得他是科恩派来的“间谍”。
科恩每天从市场各个角落吸取大量信息，观察买卖双方实力消涨，他甚至关注政策制定者重要发言里的措辞，做好预测后，买进上万甚至几十万股的股票。一旦价格上涨，就把这些票卖掉。做空时也采用同样的策略。
不得不说，科恩是一个天才的日内交易员。三年之内，SAC的管理规模就到了1亿美元，翻了4倍多。街上传言SAC每年的回报是100%。他们的交易量如此之大，高盛这样的broker-dealer都紧张会失去他们的生意。
想要把钱给科恩管的人开始排队。他的要求很苛刻，收益部分，科恩自己要拿50%。远远高于其它基金的20%。
与此同时，同事开始感受到他无情和冷酷的一面。
他总是抱怨其他人从自己的成功里占了便宜。不管是付给经纪商的佣金，还是分给合伙人奖金，都让他极度不爽。他突然会炒掉一些他认为拿钱太多的人。或者拒绝支付员工红利。他认为纽约的税太高，把公司搬到了康州的Stamford。
他经历了离婚、再婚。
在合伙人生病一年之后，他面无表情地炒掉了这个和自己一起奋斗的好朋友，也是他二婚婚礼上的伴郎。借口是这位合伙人勾引他老婆。科恩让合伙人当天就走人，之后也没给员工任何解释。
被炒掉的合伙人发现，华尔街再没有其他公司敢要他。因为科恩放话出去，任何人招他，就不要想跟SAC做生意。
盛极一时的SAC
土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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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的迅速积累让科恩的内心极度膨胀。基本上他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
和二婚老婆生了三个孩子后，科恩打算换套房子。他看上康州富人小镇格林威治一套豪宅。豪宅建在一块14英亩（5.6万平方米）的土地上，要价1400万美元。
另一位华尔街高管也看上这套豪宅，还通过中介传话给科恩，说不管科恩出多少，他都多加2万5。
科恩毫不示弱。他告诉中介，我全部付现，现在就可以写支票。两位Alpha Male就这样较上劲了。
这位老派投行高管从来没听过科恩的名字。他找来这个名不见经传的男人的电话，打给他说：我老婆特别喜欢这房子，你让我买，我给你100万。
科恩在电话那头大笑，说我拿100万干什么？不如我们来投硬币吧。高管感觉被羞辱了，悲愤地挂掉电话。最终科恩用1480万美元的现金买下豪宅，随后大兴土木。
格林威治住的都是所谓的“老钱”，看不起华尔街的暴发户。他们认为做人行事应该低调，过分炫耀是没有安全感的表现。
科恩才不管这么多。挖土机进场！新的房间修起来！室内篮球室修起来！游泳池修起来！游泳池上方他建了两层楼高的玻璃天花板。他还修了557平方米的溜冰场。他买了一辆除冰机，还给除冰机修了专门的停机库。
豪宅建了一个按摩房，一个运动场，一个小的高尔夫球场。最后住宅建筑面积2700平方米，重修工程一共用了283卡车的泥土。
一位“老钱”邻居忍无可忍，向小镇规划部（Town Planning Board）投诉，这哪是个家，是一个秀场。
俯瞰科恩的豪宅
相对花在房子上的小钱，科恩开始在艺术品上豪掷千金。
他早在2006年，就企图从赌场大鳄史蒂芬•永利那里买下毕加索的抽象画Le Reve（梦）。画作中毕加索22岁的年轻情妇让科恩如痴如醉。
永利于1997年花4800多万美元买下这幅画。科恩答应花1.35亿买下。戏剧的是，在欢庆画作换手的派对上，永利带大家参观这幅画时，不小心没站稳，手肘把画撑破。
足足七年后，永利找到曼哈顿一位艺术品修复师将画作修复。这位大师把画布上面的线用针灸针重新连在一起。把新颜料覆盖在新的线上。他功底深厚，只用了一个笔尖那么多的颜料。科恩如愿以偿，花了1.55亿美元买下这幅画。
科恩的艺术品收藏世界一流。他2005年花1.1亿买了高更，梵高，2006年花1.38亿买了德库宁，2012年花1.2亿买了亨利马蒂斯的4座青铜雕塑。他的收藏里还包括波洛克、莫奈、马内。在SAC的办公室，科恩购置的价值100万的画就那么随便挂在办公室墙上。
科恩办公室放着他花800万美元买来的现代艺术：悬空鲨鱼。
鼎盛时期的SAC从上到下都流露着浓浓的暴发户气息。
科恩的交易员开着马萨拉蒂、本特利上班，周末坐直升飞机去纽约看球赛。一次有位顾问去SAC拜访，倒车时不小心撞到了一辆价值15万的奔驰，一辆7系宝马，和一辆法拉利。这位顾问惊恐不已，连连道歉。
但法拉利车主、一个SAC的交易员看着他，淡淡地说，没事，我开另外那辆法拉利就好了。
荣耀之下，科恩的交易员们也承担着巨大的高压和不确定性。公司没有一个人有安全感。他们的座位不停地调整，坐得靠科恩越近，表示越受重视。有时甚至整个部门会没有原因地消失。每个人都担心下一笔亏钱的交易会让他们被炒掉。
内幕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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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中期，美国股市迎来科技股飙升带来的巨大牛市。
此时SAC已经是高盛股票部门最大佣金贡献者。本来华尔街最有话语权的是像Wellington, Fidelity 和 State Street这样的共同基金。但他们做的是长线投资，不是闪电式的快进快出。SAC的交易量比他们大，每年交给投行上百万的佣金。
钱当然不是白交的。SAC想要特殊待遇。SAC告诉高盛，如果有新的买卖评级出来，他们要第一个知道。拿着这样的信息，他们可以比别人先买或者先卖，这是巨大的优势。
这一强硬的要求，从来没有人对他们提过。高盛的管理层内心隐隐觉得不舒服，但还是默默接受了。毕竟SAC是他们最大的客户。
到了1999年，SAC 管理规模超过10亿。科恩发现自己短线交易有效性在下降。街上很多新的基金在模仿他的交易风格，他的盈利越来越薄。
作为一个天才交易员，科恩渴望成长为一个受人尊重的投资人，也希望SAC成为一家伟大的公司。他意识到，自己团队需要做更专业的分析和公司研究，不能再依赖卖方。
科恩开始招有基本面研究优势交易员。要求他们对行业有深刻理解，能从上市公司和线人那里拿到有价值的信息。在公司内部，他把现有的交易员按行业进行重组。不行的就炒掉。
一个从1992年开始就跟着科恩做交易的老兵自告奋勇，去做科技板块、半导体行业交易员。
老兵当时自己管理4000万，回报有30%。但科恩还是不满意，觉得他冒的风险（take risk）不够大。他让老兵坐在他旁边，监督他的每一笔交易。老兵每次打电话都屏住呼吸，轻言细语。以免被科恩以更大的筹码抢下单。
老兵的秘密武器是他的下属，一位华裔分析师C B. Lee（小李）。小李中文流利，在亚洲半导体公司有非常强的人脉。他永远都在出差，去世界各地的生产厂商搜集信息。科恩和老兵为了争夺小李的信息常大打出手，最终炒掉了这个老兵。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SAC管理规模达到高峰。公司有1200个员工，管理170亿美元。这其中有一半是科恩和他雇员的钱。
从1992年建立，SAC经历了几次凤凰涅槃：从一个日内交易团队演化成为由常青藤名校生担纲的专业机构，最后成为了一个研究和信息搜集的机器。内部是高度分工，专研不同领域行业的分析师。
此时科恩雄心勃勃，已经在亚洲和欧洲开设了分公司，在PE领域也有所作为。他还开了一个固收小组，虽然他对此一无所知。从1994到2008年，SAC平均每年回报达做到30%。科恩身价100亿美元。
科恩送给朋友的圣诞节贺卡。他把自己做成了King。
保护机制
◆ ◆ ◆
科恩工作勤奋，每天早起研究市场。8点之前，他的保镖开着灰色的迈巴赫送他去办公室。在交易桌前，他吃一碗简单的燕麦粥作为早餐。他桌子上有12台电脑屏幕。每天上午9点半到下午4点，他都纹丝不动地盯着这些屏幕。
科恩每个月会收到上万封邮件。为确保自己不漏过每一封重要邮件，他雇佣分析师过滤信息，提醒他阅读重要通知。他还雇来交易员专门负责交易执行。
如果科恩要去休假，或者探望父母，出行前他会派人提前勘测地形，在出差地额外租一间办公室。这间办公室的设置和他在Stamford办公室的交易台必须一模一样。这就好像施瓦辛格每次出行前，都带着自己的可移动健身房一样。
每个星期天的中午，科恩坐在家里，手中握着一支笔和本子，他的基金经理一个个打电话进来，汇报下一周的交易点子。他们必须准备好赚钱的点子，并且要告诉科恩自己的信心指数。
这是合规部门的完美设计，目的是保护科恩，在他和有价值的信息中间建立一个护城河。这个信心指数让分析师告诉老板自己多有把握，但不暴露信息来源。
SAC的架构很像一个自行车的车轮。这100多个基金经理像是辐条，下面管自己的分析师和交易员。科恩是辐条汇聚的轴心。
和其它对冲基金比，各个基金经理的关系没有合作，只有激烈的竞争。他们争相产出最好的交易点子。科恩从他们那里拿到点子之后，自己交易。如果科恩发现交易员在告诉自己前抢先交易，他会暴怒。
如果有人因为愚蠢亏了钱，科恩更加怒不可遏。表现糟糕的交易员很快就会被炒鱿鱼。
2008到2009年，虽然SAC如日中天，但金融危机大环境下，每天市场都很不确定。科恩内心焦躁，他想要更直抵本质的交易点子。
那正是科恩的明星交易员Matthew Martoma（本文简称马哥）急于证明自己的时候。
专家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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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哥在阳光灿烂的佛罗里达州长大，是斯坦福大学的MBA，高大英俊，一表人才。
被SAC招进来做生物科学领域的分析师时，科恩答应马哥，他可以管理4亿美元，赚到的钱提成17%。马哥的底薪是20万美元，签约奖金200万美元 。
生物科技是非常非常刺激的一个领域。马哥密切关注Elan Corporation和Wyeth这这两家公司。它们在联合研发一种治疗老年痴呆症的新药：Bapi。这种药物在动物测试阶段显示了一定的效果。
马哥本科在杜克大学读生物，曾在学校医院的老年痴呆小组当志愿者。加入SAC后，他花了两年时间学习Bapi，跟100多位医生和研究人员对话。他对Bapi的前景非常乐观。
2008年，马哥开始买入Elan和Wyeth的股票。仅6月25号一天，他就买了100万的Elan。6月29日，他向科恩推荐这只票，当时股票价26元，他的目标价40-50元。马哥宣称，股价催化剂将是7月底的一次业界会议。他给科恩汇报时，把自己的信心指数打到了9分。
SAC的同事并不知道，马哥的信心，来自一位医学大佬，Sid Gilman（本文简称吉尔曼大夫）。
2006年，马哥给专家网络GLG送去了22个人的请求名单，都是参与这个研究的关键科学家和医生。只有吉尔曼给他回复。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讲一讲所谓的专家网络。
美国证监会规定上市公司必须在同一时间向公众发表信息，不能对任何机构、个人有区别对待。这让华尔街感觉自己在信息获取端缺乏足够优势。
频繁交易的对冲基金，非常关注公司的季报发表，特别是科技和医药公司板块，因为它们的股价往往会上下剧烈动荡。因此在季报发布前，建立正确的仓位就异常重要。
以GLG为代表的专家网络，由此嗅到巨大的商机。他们开始去挖掘各个热门公司愿意做“咨询”的人，不断喂给对冲基金。作为回报，对冲基金每年付给他们上百万的服务费。
专家网络会跟专家签协议，规定涉及到非公开的信息，不能告诉华尔街。但这往往是个灰色地带。
专家网络找到吉尔曼大夫时，他是密歇根大学医学院的资深教授，老年痴呆症领域的顶级专家。他一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成功研发治愈老年痴呆症的药。
吉尔曼大夫
吉尔曼大夫在一个俄罗斯移民家庭成长，曾经在哈佛和哥伦比亚教书，1977年来密歇根大学来主持神经科系的工作。虽然事业顺风顺水，他的家庭生活却不太顺利。大儿子宣布自己是同志后，吉尔曼大夫无法接受，两人闹僵。大儿子从家里搬走后自杀。
他和老婆关系恶化，以离婚收场。他再次结婚，但这时小儿子又告诉他自己是同志。他跟小儿子断交，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科研上。
吉尔曼完全不知道对冲基金是什么。GLG年2001年第一次联系他时，他仅仅觉得可以赚点零花钱。但慢慢地，吉尔曼大夫感觉到对冲基金的人智商高，问问题总能问到点子上。他们总是恭维他的知识面和深度，请求他详细描述学术细节。这内容非常枯燥，一般人根本不愿意听他聊。他一边赚钱，一边也很享受这个智力探讨的过程。
吉尔曼大夫在密歇根大学拿31万美元的年薪。但跟对冲基金打半个小时电话，他就能赚1000美元。如果对方提出要跟他见面，他收费2000美元。吉尔曼大夫很快就从GLG那里赚到几十万一年。他忍不住开始犒劳自己，出去旅行时，开始飞商务舱。
吉尔曼的许多教授同行也在外面做咨询工作。美国医学会杂志2005年发表文章称，美国10%的医生跟华尔街的专业投资人有关系。
B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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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一种创新药在拿到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前，通常要经过三个测试阶段。阶段一，药物在少量的人身上进行测试。如果安全有效，就到阶段二，测试人数200人左右。然后到阶段三，需要两个独立的研究，证实这个药是可靠的。
吉尔曼大夫是老年痴呆症创新药Bapi第二阶段的核心医生。每个参加测试的医生都签了保密协议，他们不能跟外界泄漏任何关于药物测试的信息。
联系上吉尔曼大夫后，马哥和他在电话上聊了很多次。马哥还约吉尔曼喝咖啡，在医学会议上见面。当然，这些都是要付费的。
很快，吉尔曼大夫开始和马哥建立起了一种超过商业关系的友情——至少他是这么感觉的。
马哥的勤奋、聪明，让吉尔曼想起自杀的儿子。马哥跟他分享自己生活的不如意，也像个寻求关怀的晚辈。吉尔曼大夫开始发自内心地在意他。
这是马哥的魅力所在。他非常善于和比自己年长的导师相处。他的成长生涯中，每个导师的反馈都是他很勤劳，聪明。好几位导师都评价说，感觉跟他像自己的儿子。
然而，马哥不是吃素的。他步步紧逼，要吉尔曼大夫透露一些细节。吉尔曼大夫越来越不自在，他试图拒绝，但马哥从不放弃。马哥多次问吉尔曼大夫，药物是不是有一些副作用。这是保密协议规定不能讲的事。但吉尔曼大夫无法抗拒这个有魅力的年轻人，终于跟马哥确认了这一情况。
吉尔曼医生知道自己已经跨线，却无法自拔。他开始频繁地透露这个研究中的细节。比如服药后，病人大脑后端的肿胀可能表示药物在起效；不同的剂量怎么样影响病人；有老年痴呆基因跟没有这种基因的病人反应有什么不一样。
有了吉尔曼大夫的爆料，马哥在Elan的仓位越来越重。SAC内部几位资深的医药分析师非常困惑，认为风险极大。科恩却坚定地站在马哥这边，让其他人闭嘴。
截至2008年7月，SAC和科恩本人在这两家公司上有超过10亿美元的投资。
这时，科恩让马哥请来Elan的CEO在自己家里吃饭。他们想从CEO口中套一些话，并且精心准备了一些问题。毕竟，他们的仓位太重了。然而整个饭局中，CEO表现得很低调，压抑。科恩判断，这一点不像攻克了老年痴呆症。
在这样的怀疑中，时间越来越紧迫，马哥的心情也越来越忐忑。
2008年7月28日，这两家公司会在芝加哥的会议上宣布二阶段测试的最终数据。7月15日，吉尔曼和其他大夫飞去Elan在旧金山的药厂。第二阶段的数据第一次曝光。
这是吉尔曼一辈子都在等待的时刻。然而，他失望了。
数据初看很乐观，但仔细一看，加大剂量，药物的效果并没有增强。医学上把这称为缺乏剂量反应（Lack of dose - response）。这意味着药物可能无法进入第三阶段测试。
马哥当天晚上致电吉尔曼，并于两天后飞来密歇根。他要求看吉尔曼将要在芝加哥大会上演示的PPT。PPT上含有第二阶段测试的所有保密数据。吉尔曼犹豫了一下，还是给他看了。
吉尔曼天真地认为，Bapi有会第三阶段测试。但精明的马哥知道，从华尔街的角度看，这个药物已经失败了。他知道新闻一旦出来，这两家公司的股票会一泄千里。
他当晚就飞回了纽约。第二天早上9点45分，他和科恩通了20分钟的电话。随后科恩命令他的交易员用公司的小账户狂抛这两家公司的股票。他示意他们悄悄地抛，不要引起注意。
9天时间，他们卖了1000万股的Elan。仓位全部清完之后，他们又做空了450万股。一周之内，完全颠倒持仓。
芝加哥大会如期召开，吉尔曼大夫上台讲解。Elan的股价在大会前一天收在33美元，当天开在21.47, 两天之后跌到10块以下。
Elan股价在大会当天暴跌
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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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曼大夫对股票完全没兴趣。他唯一感到失落的是，芝加哥大会之后，马哥就消失了。
吉尔曼大夫曾经写信给马哥，彼时金融风暴正劲，他很担心这位年轻人。几个月后马哥曾通过GLG约吉尔曼见面，但随后又取消了。
2008年，马哥从科恩那里拿了将近一千万美元的分红。然而好景不长，仅仅两年之后，他因为无法继续给出赚钱的交易点子，被扫地出门。
不曾想美国FBI在查Elan公司股票的内幕交易案时，在吉尔曼的通话记录中又翻出了马哥的名字。
更狗血的剧情出现了，FBI发现马哥（Martoma）居然不是他的原名。
原来，进入斯坦福之前，马哥曾经就读于哈佛大学法学院。为去申请做大法官的实习生，他把自己所有的B和B+都改成A。校方发现他的伎俩，勒令其退学。
马哥“急中生智”，马上发邮件给大法官的秘书说要撤回申请，还奇葩地让全家飞到哈佛帮他编故事，说他回佛罗里达探亲，改成绩单是为了骗父母。不知情的弟弟趁他出去玩，帮他把申请寄出去了。
哈佛认为这个解释漏洞重重，开除了马哥。一计不成，又生一计。马哥招兵买马，开起一家科技公司，试图以公司的名义“证明”那封邮件是在学校找他谈话之前发出去的，好让学校回心转意，恢复他的学籍。说不定创业公司还能大赚一笔，可谓一石两鸟。
马哥整个计划得到了他奇葩老爸的强烈支持。父亲是来自印度南部的第一代移民，在美国当工程师。他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送马哥上哈佛。马哥高中毕业时，他眼见儿子上哈佛无望，送了马哥一块匾，上面写着：“毁掉父亲梦想的儿子”。
为了支持马哥翻身，马爸把佛罗里达的房子做抵押，贷款100万让他去搞公司。马哥用这家公司出了一份几十页的、充满各种科技术语的“证明”发给哈佛。
最后恢复学籍的事情不了了之，马哥创业的钱也很快烧完。他又改名去申请斯坦福的MBA，卷土重来。
在马哥的世界里，只要肯“想办法”，绝对有路子。可悲可叹的是，他一辈子的聪明才智，似乎都用在了这些歪门邪道上。
离开SAC后，马哥带老婆孩子搬回佛罗里达，住着大宅，专职带娃。然而美好的一切，从SEC调查吉尔曼的通话记录，追踪到马哥的那一刻，就注定崩塌。
当FBI探员最终敲开马哥佛罗里达的家门时，马哥昏倒在了家门口。
背叛和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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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到2010年，科恩的事业和私生活乌云笼罩。
他的前妻不满他分给自己的钱，认为他隐藏了自己的财富，主动打电话给FBI，说自己手上掌握前夫早期从事内幕交易的信息。科恩曾经在1980年，跟前妻承认自己有通过内幕消息赚钱。
接到他前妻电话的律师不敢相信，已经身价百亿的科恩宁愿跟前妻打官司，也不愿意分她一点小钱。
另一方面，FBI的网越收越紧。专家网络里的“专家”、曾经在SAC工作的交易员，越来越多的细节浮出水面。
FBI在调查中揪出下图这位出生于台湾、在硅谷工作的女士。她手上掌握芯片公司的重要情报，通过专家网络给华尔街做“咨询”，常向基金经理索要大额现金和礼物。一次咨询结束后，她让华尔街的对冲基金快递了12只活龙虾到她加州的住宅。
2010年11月19日, 《华尔街日报》刊登重磅文章，宣布联邦调查局在经过三年的调查后，将开始起诉内幕交易的基金经理。这篇文章给出惊人的细节，说给华尔街提供线人的专家网络、医药公司将是调查重点。
读到这条新闻，对冲基金交易员Donald Longueuil （本文简称为“龙哥”）吓得从被窝里惊醒。他和其他几个交易员曾经用内幕消息做空戴尔股票，大赚了一笔。所有的证据都在移动硬盘和USB里。
凌晨两点，龙哥用钳子把家里的USB，移动硬盘全部撬开，毁坏。然后放进4个透明袋里。凌晨两点，他拉着未婚妻的手出门散步，看到深夜工作的垃圾车，就把袋子丢了进去。
他和未婚妻一直到2点30才回家。这一切都被安全摄像头记录下来。
在外面混，迟早要还。
龙哥的犯罪同盟之一是他最好的朋友、他的伴郎Noah Freeman （本文简称“诺亚”）。这位跟他一起用内幕消息交易的前SAC交易员很快被FBI找上门。FBI都没怎么用力，诺亚就全盘托出自己犯罪细节。
诺亚供出2008年在Fanie Mae和Freddie Mac被国有化之前，科恩接到一通神秘电话，开始大量买入银行股的细节。
不仅如此，他还把自己的好朋友龙哥也供了出去。
诺亚后来在FBI的要求下，戴上监听器，去找龙哥套话。对诺亚没有半分戒心的龙哥，本来是想商量怎么一起逃避法律责任，却被引诱着讲出自己内幕交易，以及拿钳子毁掉硬盘的细节。
本以为自己已经毁尸灭迹、逃过一劫的龙哥，万万没有料到，自己会栽在最信任的朋友手上。
处理诺亚案的美国证监会的检察官身经百战，打击各种犯罪团伙。在他看来，杀人放火的罪犯虽然冷酷无情，但他们绝不背叛亲人和朋友。然而华尔街的精英们，虽然有着各种光环，却轻易就可以背叛最亲密的战友和亲人。他们没有忠诚，唯有对金钱的贪婪。
诺亚就是这样。在背叛他的伴郎和最好的朋友时，他连眼睛都没眨一下。
重逢
◆ ◆ ◆
尽管FBI望眼欲穿，马哥终究没有选择和FBI合作、供出科恩。这意味着检方没有足够多直接证据，可以证明科恩本人在进行内幕交易。
马哥案开庭第一天，媒体就刊登他曾经因为改成绩单被哈佛开除的新闻。如果评审团里的成员读到这则消息，有可能会对他做出极其负面的判断。
他的妻子，斯坦福的同学Rosemary每天都穿着耀眼出现在法庭，支持老公。
出庭的马哥忧心忡忡
在法庭上，马哥终于和吉尔曼大夫重逢了。那是芝加哥大会后他们第一次见面。
经过FBI不断劝说，起初并不愿意合作的吉尔曼大夫同意出庭，证明马哥从自己这里拿过内幕信息。“东窗事发”后，吉尔曼2012年就从密歇根大学“下课”。他的名字也被学校从网站上移除。密歇根大学唯一允许他做的，是在一个学校附近的诊所出诊。
这个寂寞的老人，似乎希望能在失去一切后，做一件对的事情，弥补自己的过错。
为了找到吉尔曼大夫的软肋，在庭审时能攻击他的证词，马哥的辩护律师专门派私家侦探跑去密歇根，调查吉尔曼的裁缝，又去跟踪他的儿子，希望能挖到黑料。
出现在法庭的吉尔曼大夫眼神深邃明亮，眼袋明显，头发银白，看上去很憔悴。患上淋巴癌的他经过化疗，已经初步恢复。
虽然吉尔曼戴着助听器，但思维很敏捷，他回顾了马哥跟他的数次见面，特别是找他看PPT的那次。他承认，他知道自己和马哥是在犯罪。
在法庭上，检方通过问吉尔曼一系列的问题，成功勾画出一个孤独的老年学者被一个年轻聪明的交易员吸引的故事。
检察官问吉尔曼大夫，为什么选择泄漏给马哥，而不是其他人。
吉尔曼回答：“他很好奇，聪明，很像我的第一个儿子，我的第一个儿子也很聪明。”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后来他自杀了。”
光是这段动情的话，就足以打动一万个陪审团。谁能不相信这个一无所有、满头银发的老者？
检方和被告方过完招，陪审团判马哥有罪。
政府没收了马哥在佛罗里达价值320万美元的房子，他账户里的300多万美元，他妻子账户里的20多万美元，还有他和妻子设立的慈善基金的93万美元。
这个慈善基金除了付他们的旅游费用，并没有做过任何捐赠。唯一的作用是帮他们省了税。
在法官量刑的前几周，马哥的妻子发动家人给法官写信求情，希望能少判几年。尽管按美国法律，此类案件的刑期长度，基本和涉案金额成正比，很难有例外。
马哥的父亲给法官写了长达十三页的信，并附上马哥小时候小正太的照片。他描述了自己得知马哥本科没有上哈佛之后的伤心欲绝。
“22年后的今天，我才感觉到也许我把他推得太远，仅仅是为了实现我自己的梦想。我们逼迫他成功，一直到他崩溃。”
这些求情信并没有起到太大作用。马哥获刑9年。
直到今天，很多人也不理解为什么马哥宁愿坐牢，也不跟检方合作，供出科恩。
大家认为有几种可能：
第一、他为了荣誉而战。上庭，就有机会证明自己清白。第二、恐惧。他害怕自己得罪科恩，会被报复。第三、自利。他认为科恩会为自己的“忠诚”给予物质上的回报。
你信哪一个？
摊牌
◆ ◆ ◆
调查越深入，FBI康探员越是震惊。
愤怒的同时，他似乎更加理解这种难以避免的腐败。当你的竞争者都是清一色沃顿毕业生，最聪明的中国工程师。每个人都有一流的技术，都拼命地想要赚钱、出人头地，你怎么可能去打败别人？
更何况天下有钱人，都是一家。他们永远都会互相袒护。
当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开记者会告知天下，SAC在前所未有地倒卖内幕消息时，高盛的主席只是轻轻说了一句：他们是我们一个重要的客户。
的确，不仅仅是高盛，对于SAC最大的投资者，比如全美的养老基金和共同基金来说，只要SAC能给他们高额回报，对方所谓的“违规”，他们都选择睁只眼闭只眼。
科恩的SAC最终宣布服罪，承认从事内幕交易活动，并愿意支付18亿美元罚款。SAC成为一个世纪以来第一个承认从事犯罪活动的华尔街大型公司。
政府命令科恩关掉基金，两年不能再帮别人管钱。但他还可以交易自己将近100亿资产。
科恩本人安然无恙。检方准备了10年，也仅仅是伤了他点皮毛。
检方宣布SAC的罚金
不死心的马哥继续上诉，终被驳回。因为入学时对自己过往经历撒谎，斯坦福大学撤销了马哥的MBA学位。
让人唏嘘的是，当时跟科恩作战的多位检方大将，在案子收尾后，都纷纷离开薪资微薄的政府部门，跳船到多金的私人公司。
负责给科恩的SAC开出18亿美元罚单的美国证监会律师，加入了给科恩辩护的律所。康探员的上司，一位在FBI有25年工龄的大佬，去了高盛当VP。最让人震惊的是，美国证监会负责调查马哥案件的大律师也加入了为柯恩辩护的律师行。对科恩一战，成了未来雇主给他们的“试用期”。
2016年年底，我参加香港中环一个小型的鸡尾酒会。主办方是一家名为Point72 的对冲基金，主题是“女性从业人员如何更好地融入对冲基金行业”。
Point72 是个让人不敢小觑的名字。它的前身，就是科恩创立的SAC。
截至2018年，Point72有超过1200名雇员，管理规模达到120亿美元。科恩禁期结束，又可以募资了。但他已经不管理公司最大的账户。
他依然斗志昂然，告诉《财富》杂志的记者：“如果我表现平庸，那我会怀疑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一行。”
科恩能否继续发挥神威，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据彭博社报道，Point 72在2016年的回报仅为1%，2017年在扣完费后给客户的回报是10%，然而当年S&P 500涨了22%。
在香港的鸡尾酒会上，参会的人衣冠楚楚、谈论着冠冕堂皇的话题。没有一个人提起那场惊心动魄的调查，那些流过的眼泪、那些被关进监狱的“流氓”。甚至没有人提起那个神一样的名字：科恩。
人们心照不宣，守护着那个没讲出口的秘密：金钱，才是我们共同的信仰。
*本文插图截取自记录片 To Catch a Trader
To Catch a Trader, Front Line, PBS
Betting on the Fall, CBS, 60 Minutes
The Most Powerful Trader on Wall Street You’ve Never Heard Of, Business Week, 2003
Black Edge, Sheelah Kolhatkar, 2017
Steve Cohen Needs to Prove Himself to Wall Street All Over Again, Bloomberg, 2018
Inside Billionaire Steven Cohen's Comeback, Fortune, 2016
作者简介：春晓是交易门创始人。曾在路透社北京分社、香港《南华早报》、纽约《世界日报》任职，还曾担任《财经》杂志和《FT睿》北美撰稿人。李春晓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系及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她是2017年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Stigler Center JIR fellow 记者学者。
道格拉斯主演的《华尔街》及其续集《华尔街：金钱永不眠》的故事分别取材于1985～1987年和2008～2009年的华尔街。2014年又一部以华尔街为题材的电影，填补了20世纪90年代的华尔街的空白。这部由“小李子”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主演，马丁·斯科塞斯导演的电影《华尔街之狼》，更是把华尔街描述成一个生活糜烂、乌烟瘴气、毫无道德底线的“恶人谷”。
如果说，道格拉斯扮演的戈登·盖格虽然展现出冷酷、贪婪、不义的一面，但在一定程度上还反映出华尔街大佬冷静、聪明、敬业，那么《华尔街之狼》的主角展现在观众面前的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恶棍，更过分的是，种种恶行不需要编剧创作，完全来自主人公乔丹·贝尔福特的人物自传。
发迹后的贝尔福特在纽约长岛有超级住宅，开超级豪华跑车，有一艘曾属于可可·香奈儿的游艇，老婆是超模。他每天嗑药、酗酒、嫖妓，请来大批妓女参加公司的派对。影片充斥着吸毒、滥性的场景。
《华尔街之狼》电影里堕落的华尔街是真实的吗？很多华尔街人嗤之以鼻。虽然电影里的故事都来自于贝尔福特的自传，但毕竟这也只是一个最坏的“坏人”的故事，不能代表整个华尔街和华尔街的从业者。但在高额奖金和期权鼓舞下，对客户的巧取豪夺和违法乱纪则在金融危机后的不少报道、纪录片和专著中有所反映，如《泥鸽靶》《监守自盗》等，相对而言《华尔街之狼》中的贝尔福德只不过是个人品行和经营模式更low而已。
笔者只重点来讲讲这家伙是怎么发迹的。贝尔福特的发迹史是一个典型的“美国梦”的故事。和美国历史上洛克菲勒、摩根、巴菲特等金融巨子一样，这家伙从小就是赚钱的好手，新的说法是“财商高”。
16岁的时候，他就在自家社区不远的海滩上开始卖煎饼和棒棒糖并由此赚到了第一年的学费。在作为中产阶级的父母建议下，他上了牙医专业。结果，在上学的第一天，就被老师告知“当牙医发不了财”。他恍然大悟，知道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牙医不是他想要的生活和梦想中的未来。
贝尔福特后来辍学，干过各种小买卖，24岁的时侯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公司，但最终以破产告终，还欠了一屁股债。关闭了公司，他进入一家股票销售公司做电话销售，这份工作让他发现了自己的真正才能——话术。
在近几年的3·15晚会中，已经有好几次曝光这种激进的电话营销模式。公司通常招募草根青年，以各种励志演讲和团队会议激起大家赚大钱的梦想，让他们的情绪进入到一种近似于嗑药的亢奋状态。同时开发出一套环环相扣的话语体系，激发客户的好奇，解释其有可能的疑问，点燃其贪婪之心，并最终以高价将产品推销给客户。在国内，这种营销方式最早由大批国学基础扎实、说话吐字温婉、巧舌如簧的台湾同胞带入，先是在传销、保险、非法集资、保健品领域生根开花，继而向各行各业扩散。目前在理财、贷款、股票配资等民间金融领域应用最为广泛。
电影里，莱昂纳多扮演的贝尔福特，随便拨通了一个陌生人的电话号码，步步为营，环环相扣，不但取得了客户的信任而且居然在几分钟之后说服客户买了4000美元的垃圾股票，他在通话当中的沉稳、诚恳以及对对方想法的揣摩和领悟称得上是出神入化，把旁边的老板和其他员工都惊呆了。当然贝尔福特从这笔买卖中赚得了2000美元，也就是交易额50%的提成。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高的提成，是因为他卖的是尚未上市的垃圾股。每一次陌生的电话拜访，实际上被贝尔福特变成了一场微型招股说明会。他把那些毫无业绩支撑，前途不明不白的公司股票吹得天花乱坠，让电话那一端的人从怀疑到相信自己终于遇到了梦想已久的发财机会，一本万利的传说终于来到自己面前，自己家的祖坟冒出袅袅青烟，自己将有幸成为一家伟大公司的参与者。
1987年11月的股灾是贝尔福特的真正起点。他服务的公司倒闭，他自己义无反顾的创业了，一群公司里的同事和社会上的混混追随他走上了梦想之路。他的公司里看不到通常证券交易中介机构里数字不断变化的显示行情的大屏幕。一部电话是经纪人所有的武器，他们通过电话黄页随机打电话到人家里，说服客户购买某种未上市公司的股票。这些场外交易的股票有的是退市的垃圾股，有的是正在创业的公司。
开始的时候，他们会推荐客户购买价值稳定甚至有升值空间的股票，一旦客户尝到甜头，互相之间建立信任之后，再怂恿他们去买那些刻意操纵的股票。他们会散布某个公司的“内幕消息”，然后让经纪人故意向客户“泄露”这些“内幕消息”，鼓动客户大量买入。这导致这只股票真的快速上涨，导致大量客户追高，买的人越多，股价就会涨得越多。贝尔福特的公司和经纪人们也会在低位吃进这些股票。股价一旦被他们拉到预先设定的顶点，他们便大举出货，给客户留下一堆垃圾股。这种低劣的操控股票的手法，让贝尔福特和他的伙伴们日进斗金。
和所有“华尔街的坏人”一样，贝尔福特开始在法庭上根本不承认自己有罪。他说，“我所做的生意95%都是合法的。更何况，我从来不和那些穷人做生意。和我做生意的都是有钱人，也从来没有谁因为我倾家荡产嘛。”贝尔福特说的没错，他的客户都是平时把贪婪埋在心里，只在偶尔被人激发但又羞于承认的中产阶级。即使赔了，也是打碎牙往肚里咽。所以，看看我们周围，到处都是从股市上赚了钱的人，这是因为那些真正赔了钱的人根本不好意思和人说。如果他到处嚷嚷在股市上被坑了，那只能在他的朋友中进一步证明两件事——一是他蠢，二是他贪。
1998年，贝尔福特因为证券欺诈和洗钱被起诉，他选择了和联邦调查局合作，最终被判4年徒刑，罪名是因为欺诈和哄抬股价导致投资者损失，但最终只坐了22个月的牢。2006年，一家出版商提前预支给他100万美元获得了贝尔福特自传的版权。和电影《华尔街》中的戈登·盖革一样，昔日的罪犯摇身一变成了畅销书作家。
将贝尔福特送进监牢的FBI调查员克雷格·科尔曼说，“我曾经碰到过做坏事的坏人，也碰到过犯过错误却不会再犯的好人。贝尔福特显然属于纯粹的坏人。”他当年的搭档科恩也同意这个说法，“我觉得他只悔改了一半，可能只是为了让书和电影卖得更好。他承认对受害者感到抱歉，却只承认自己5%的行为是犯罪。这部影片拍的是他的崛起而非落网。我担心的是人们会以为整个金融界都是如此，而实际上这个坏人的故事并不能代表全社会。”
出狱后的贝尔福特变成了一位成功学和营销学的讲师，在世界各地巡回讲课，笔者曾经看到他来中国讲课的广告，明目张胆地宣传如何向骗子学习赚大钱的技巧，可惜没有机会听听他的课程。据说贝尔福特每小时的课酬高达3万美元，《华尔街之狼》的版税和电影版权也为他带来不少收入。但根据法庭判决，贝尔福特必须把他的大部分收入归还给受害者们。所以，贝尔福特虽然日进斗金，但面对1亿多美元的赔偿金，这辈子重新过上过去那种奢靡生活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
值得特别写一笔的是，贝尔福特被绳之以法，不是来自受害者的不断上访和媒体曝光，而是来自联邦调查局的两位探员对其工作职责的恪尽职守和对法律精神的不懈追求。联邦调查局探员科恩和科尔曼从1992年开始执著的搜集证据，但聪明的贝尔福特将内幕掩盖的非常隐秘，利益相关者始终守口如瓶，在很长的时间里两位探员几乎一无所获，甚至被贝尔福特当面嘲讽。
在长时间的较量中，贝尔福特终于露出破绽，企图把大量资金转入瑞士银行。两位探员及时的抓住了贝尔福特“洗钱”的证据，并最终撬开了贝尔福特的嘴，华尔街这条声名狼藉的大鱼终于落网。
笔者曾经在不同的场合和文章中多次呼吁，中国证券市场必须有司法部门的积极参与，否则就不可能获得健康的发展，永远是一个不规范的赌局。华尔街的每一点进步都是法制和司法的推动。真正让市场规范的的力量，不是监管当局的谴责和警告，而是手铐和牢狱。
当越来越多的公众参与到华尔街的博弈场中时，这里就不再是私人俱乐部了。剧烈的市场的波动会带来恐慌，而恐慌有可能摧毁美国乃至世界的金融体系。华尔街的“自救”虽然可以规范内部市场，但却无法抵御系统性的风险。
1907年的恐慌是一个转折点。这是无序资本主义的最后一次危机。这次股灾危机之后，美联储应运而生，这意味着华尔街有了坚实的后盾，当然也要接受更严格的监管。
19世纪的美国，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序幕。铁路的发明大大提高了经济生产的效率，把无数小规模的地方经济连接在一起，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
不可想象的是，美国的疆土从大西洋(5.040, -0.10, -1.95%)之滨直达浩瀚的太平洋，中间有数千公里的沃野可供耕种，无数的矿产油气资源可供开采，但当时这个庞大的国家却连央行[微博]都没有。
这就是19世纪的美国，自由主义经济信仰者的乐土，而华尔街则是他们的梦想之地。在这里，有决心、远见和运气的人可以一夜暴富，如果他们的运气能够持久的话，他们甚至有机会成为一个时代的印记和偶像级别的人物，比如JP摩根。但更多的人却在这个巨大的“赌场”中迷失了自己——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华尔街在世界上的名声与“赌场”并无差异。
然而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华尔街在一次次的危机中开启了自我救赎与他人革命。在这个市场中出入的经纪商们意识到，如果想要追寻长久的利益，就要保证这个市场的公平。而美国政府则意识到，华尔街的巨大能量既可以成为美国经济的助推器，也可能将美国金融体系毁之一旦。
经历了约一个世纪，华尔街终于找到了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平衡，并成为了世界上最繁荣的金融中心。
规范发行制度
1857年，整个华尔街一片喜气洋洋，到处洋溢着快乐的气息。
蓬勃发展的实体经济在华尔街得到了反映。这段时期美国证券的供应量迅速得到增加。到1856年，有360家铁路股票、985家银行股票，75家保险公司股票、几百种的公司债券、市政债券、地方债券和联邦债券一起加入到了交易之中。
这是一个繁荣的市场，也是一个蕴藏着危机的市场。在几百甚至上千种资产中，固然有表现优异的公司，但也充斥着大量有问题的股票。但由于证券法律法规严重缺失，公众对股票信息一无所知，甚至连当时上市公司发行股票的确切数目都不得而知。
而此时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微博]更像是一个私人俱乐部，它只在乎自己会员，也就是在交易所拥有席位的经纪商的利益。经纪商们或许能够判断哪些股票可能有问题，但他们依然乐意为自己的客户购买这些股票，因为这并不影响他们赚取佣金。
在所有这些股票中，伊利铁路的股票是投机者们的最爱。原因在于伊利铁路从一开始就是政治的产物，其线路设计并不合理，修建过程中困难重重、举步维艰。为了完成铁路修建，公司被迫一次次向州政府和华尔街筹措资金，最后形成了混乱的资本结构——甚至发行了一批可供持有人随心所欲在债券和股票之间来回转换的可转换债券——这种特性使它成为了近乎完美的投机工具。
但随着业务的扩展，经纪商的立场也发生了改变。有时候，经纪商们要为以股票为质押的客户们提供贷款。如果一家公司的股票数量随时可以增加一倍或者减少一半，那么谁知道这些股票的真正价值呢？
与此同时，华尔街的经纪商也希望看到变革。他们从事这个行业已经很久了，但只能通过收取佣金赚一点点小钱。而投机商们，其中很多人本身就是公司管理层，则总在伺机等待下一次暴富的机会。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华尔街的第一次监管来源于市场本身。1860年，《商业和金融周刊》对新股发行制度提出了几项改革措施，其中包括“董事会需经过2/3的股东同意才能发行新股”、“新股必须公开发行并给予足够长的预告期”、“所有上市公司都必须保存其所有流通股票的总量记录”等建议。
《商业和金融周刊》还强调：“违反上述任一条款都属于犯罪行为，将要受到惩罚或被处以罚款。”这些条款构成了今天美国《证券法》的基础。但在当年这些建议只能印刷在新闻纸上而不能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当时美国联邦政府还没有将对金融市场的监管作为它职责的一部分，而纽约州的立法机构也不可能主动改革这样一个能为其会员源源不断带来巨额灰色收入的体制。
但华尔街已经在行动了。华尔街上最大的两大机构——纽约证券交易所和公开交易所颁布了同样的监管条例，要求对所有在交易所拍卖的股票进行登记，并且任何新股发行都必须提前30天通知交易所。
1869年，公开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合并，组建了可以主宰整个华尔街的交易所。随着两个交易所的合并，对于经纪商们来说，能否成为交易所的会员关系到他们的生死存亡，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因为他们不得不遵守监管条例，这些条例不但在数目上逐渐增多，而且在执行中也越来越严格。
华尔街作家詹姆斯·K·迈德伯瑞当时写道：“证券交易所的经纪商们必须作出选择，要么继续在市场中寻求投机以谋求蝇头小利，同时也为此付出惨重代价；要么眼光更长远点，努力抛弃原先结党营私操控市场的陋习。”
而在这一时期，现代会计制度的出现有效地遏制了此前华尔街上市公司乱做假账的恶习。
美国早期的商业规模都比较小，通常是家庭作坊式的，因此也不需要外部的会计师。但是工业革命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当一家加利福尼亚的金矿企业为了融资而来到华尔街时，他如何说服银行家们投资自己呢？当这家企业在华尔街发行了股票，筹措到资金后，股东如何评估手中所持有股票的价值，并将它们和同类公司比较来评判管理层的表现？
更为糟糕的是，在那个时代，没有任何法律要求上市公司公布财务报告。华尔街的另外一家报纸《商务金融报》在1870年就尖锐地指出了这个问题。
“在这样一个充满阴谋的时代，保密成为了成功的一个条件。如果公众也有机会了解到那些只有公司董事才知道的关于公司价值和前景的所有信息，那么，‘投机董事’的好日子就一去不复返了……公司的财务报表……它显示了公司收入的来源和数量、每一块钱的用途、财产的收益、运营、供应、建设和维修所花费的成本、公司的负债情况以及整体资金的处置情况，所有这些信息都必须精心编制，以供每个季度公布出来。”
显然，对于上市公司管理层来说，公布真实的财务报告并没有什么好处，因此他们的抵制也毫不奇怪。但在这场较量中，华尔街的经纪商们再次“出于自身的利益”而作出了正确的选择。
当时一个很有名的经纪人亨利·克鲁斯坚定推行财务报告制度，很快又有很多银行家和经纪人加入其中，当纽约证券交易所最终要求所有上市公司都提供财务报告时，这些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别无选择，只能照办。
美联储诞生
经历了19世纪末的自我改革之后，华尔街又欣欣向荣地发展了数十年。现在，普通的美国民众也能通过华尔街分享经济高速增长的红利。1869年，《弗雷泽杂志》曾如此描述当时的投机狂潮：“一贯传统的商人们抛弃了他们一生遵从的原则，孤注一掷，一举买下好几百股，白领阶层厌倦了收入的缓慢增长；小职员们已无法忍受那仅够维持生计的工资；牧师也不满足于那少得可怜的津贴。”
然而，当越来越多的公众参与到华尔街的博弈场中时，这里就不再是私人俱乐部了。剧烈的市场的波动会带来恐慌，而恐慌有可能摧毁美国乃至世界的金融体系。华尔街的“自救”虽然可以规范内部市场，但却无法抵御系统性的风险。
1907年的恐慌是一个转折点。这是无序资本主义的最后一次危机。这次股灾危机之后，美联储应运而生，这意味着华尔街有了坚实的后盾，当然也要接受更严格的监管。
1907年，来自布鲁克林一个德国移民家庭的海因策和莫尔斯企图操纵美国的铜矿市场。他们尽可能多地买进联合铜业公司的股票以推高价格。不过，这次操纵行动却失败了。1907年10月15日，联合铜业的股价开始下跌。问题在于，一家名为尼克博克斯信托的银行为他们提供了这些资金，这在纽约已经众所周知。尼克博克斯的客户有所怀疑，纷纷开始提走资金。
恐慌开始快速蔓延。当时位于第五大道的尼克博克斯信托银行总部仿佛变成了一座疯人院，存款人拼命冲向银行出纳柜，想把自己的存款提出来。许多人认为，像尼克博克斯信托公司这么大的银行出现问题，纽约清算中心理所应该提供帮助，但是清算中心却作壁上观，丝毫不为所动。
尼克博克斯信托公司最终破产了，在危机爆发的第三天下午，存款人从银行提取了800万美元的现金。然后这场危机已经蔓延到了纽约证券交易所。如果主要的经纪行无法获得足够的现金，那么交易所将不得不被迫关门。
不幸的是，此时的美国缺乏一个能够印钞的中央银行来应付这场危机，罗斯福政府束手无策，只能将这个问题交给当时惟一具有影响力和声望来协调整个华尔街的人——J·P·摩根。财政部部长乔治·B·科特柳在周末火速赶到纽约与摩根商量对策。
当天晚上，摩根将纽约的几个银行家召集到自己的办公室。他们共同折腾出了一个方案，他们决定动用清算中心的存款以增加流动性。于是，市场上立刻增加了8400万美元的巨额货币供给，当人们发现银行能够满足他们任何时候的提现要求时，恐慌也结束了。
这场恐慌令美国政府官员们意识到，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行再也离不开中央银行了。1913年，国会立法批准美联储，这一年成为美国金融史上的分水岭。
证券法出台
到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在此前40年的快速发展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爆炸式增长，使得纽约证券交易所一举成为世界上最大、最有影响力的交易市场。但在一片乐观的投资氛围中，持续数年的牛市突然改变了方向。
1929年9月5日，市场开始下跌。10月29日，道琼斯指数一泻千里，跌幅达到22%，创下了单日最大跌幅。华尔街持续的下跌势头直到11月才终止。
1932年的秋天，华尔街出现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短期国债的利率竟然变成了负值。与此同时，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1932年6月8日下降到了41.22点，与1929年最高点相比，跌幅达到89.91%。
股灾之后，美国进入了长达4年的经济衰退。但也给了美国经济和华尔街重新修正的机会。1933年，“罗斯福新政”出台。华尔街再也逃不过政府的监管，从而开始了它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的成功为在华尔街之后的大繁荣奠定了基础。
罗斯福政府在对证券业和银行业进行周密而详尽的调查后认为，银行信用盲目扩张和商业银行直接涉足证券市场是危机的始作俑者，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业务游离于监管之外，使危机爆发成为可能。因此，罗斯福开始对银行体系、货币政策和证券交易体系进行一系列改革。
1933年3月9日，罗斯福颁布的《银行紧急救助法令》赋予总统控制信用、货币和黄金的广泛权力，并允许财政部部长可以购回黄金和黄金票据。
随后两个月，罗斯福又签署了《联邦证券法》，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部规范证券交易的法律，它要求所有的新股发行都必须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而且必须披露特定的信息。
当年6月份，美国国会取消了金本位制度，并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又被称为《1933年银行法》。该法案主要内容有两点：其一，商业银行必须与投资银行严格分离；其二，建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对5万美元以下的银行存款提供保险。
根据《格拉斯-斯蒂格尔法》，金融机构必须在一年内对证券业务与存贷款业务作出抉择：花旗银行、大通银行、美国银行等甩掉其证券附属公司退回到商业银行领域；所罗门兄弟公司、美林公司、高盛公司、雷曼兄弟公司等都选择了证券业务；摩根大通则分拆为专营商业银行的J·P·摩根和专营投资银行业务的摩根士丹利。
1934年通过的《证券交易法》限制保证金交易，并防止过度投机。同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成立。1940年通过的《投资公司法》、《投资顾问法》主要针对共同基金做了规定，限制关联交易，加强信息披露，并要求基金从业人员在SEC注册，同时规定了使用杠杆的上限，要求共同基金的董事会设立40%以上的独立董事。
至此，美国资本市场在自我演进超过百年之后第一次出现了关于证券发行、交易和投资基金的法律，也第一次建立了监管机构，找到了市场与政府的平衡。
丑闻与改革
毫无疑问，罗斯福政府的监管措施遭到了华尔街的抵制。从“梧桐树协议”签订开始，华尔街自我运行已经超过140年，早已培养出一批既得利益者。
在这场抵制运动中，冲在最前面的是纽约证券交易所总裁理查德·惠特尼。当调查人员来到他的办公室时，惠特尼告诉他们：“先生们，你们正在犯一个巨大的错误，交易所是一个完美的机构。”
尽管以惠特尼为代表的华尔街保守派百般阻扰，但在当时的舆论氛围下，对华尔街进行改革已经势在必行。于是，惠特尼和交易所决定自己动手改革华尔街上那些最有问题的行为。1934年2月13日，交易所委员会通过法令，禁止联手坐庄，同时也禁止专门经纪人将内幕信息透露给朋友，并禁止专门经纪人购买他们所做市股票的期权。
除此之外，惠特尼还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舆论攻势，华尔街甚至发生了“资本罢工”，当时华尔街所有的大银行，还有其他不计其数的小银行，都拒绝承销任何新发行的债券，也拒绝提供贷款，不管借贷方用多么优良的资产作抵押，也不管需要融资的项目是多么安全。
虽然惠特尼等人并未阻止罗斯福的提案，但他们的努力也并非毫无作用。至少，《证券交易法》已经比立法时宽松了很多。最开始，《证券交易法》将很多种特殊的交易方式界定为非法，包括卖空行为。但在最后通过时，只将“操纵市场”认定为非法，至于什么是“操纵市场”的行为，则留给了即将成立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裁定。
经过改革之后的华尔街逐渐恢复了平静，并经历了4年还算平稳的增长。但就像在所有牛市中那样，随着交易量和股价的攀升，要求改革的压力逐渐减退。但就在此时，前纽约交易所总裁惠特尼却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再次“推动”了改革的进程。在繁荣的20世纪20年代，惠特尼在华尔街的金钱游戏中几乎没有什么败绩。但随着30年代经济衰退的降临，惠特尼就陷入了灾难之中。1931年，他的公司净资产不足4万美元，而他的个人债务却高达200万美元之巨。于是，他开始挪用资金，从自己的客户、朋友、甚至妻子那里偷。
与所有的贪污犯和盗窃犯一样，惠特尼的行迹最终暴露了。1937年，惠特尼的世界开始分崩离析。与此同时，惠特尼的丑闻彻底地改变了华尔街原先的力量均势。
很快，纽约证券交易所就有了一部新的章程，旨在加强交易所的公共职责，使它不再仅仅是为交易所会员的利益服务。交易所的总裁成为了一名拿薪水的雇员，而不再是交易所的会员。
交易所对会员公司也增加了更加频繁和更详细的审核，如果一个经济公司开办公众业务，它就被禁止为自己开设保证金账户。从那时起，保证金的比例要求将由证券交易委员会决定，而不再由纽约证券交易所设定。
至于惠特尼，这位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总裁最终因为挪用财产而身败名裂。纽约证券交易所保存了历任总裁油画肖像，但是惠特尼的那一幅却始终没有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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