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中年畫像
清朝第四任統治者清高宗乾隆，在早中期執政當中，將民生工作抓得很有成效，甚至成了促動康、雍、乾逐步走向繁榮的重大舉措。雖生長在深宮，缺乏朱元璋赤貧式的底層苦難經歷。從天性和完整的儒家教育來講，仁義愛民思想都成了後來乾隆大力賑災，慷慨撥款的動力。
乾隆只有十多歲的時候，一個冬天，忽然覺得天氣很冷，宮中卻暖氣騰騰，惦念起窮苦百姓：“地爐燃炭暖氣徐，俯仰丈室慚溫飽。此時緬想飢寒人，茅屋唏噓愁未了。”可以說，這是一個天性善良孩子發自內心的感觸。
正是基於這種淳樸感情，當了皇帝后，每逢遇到災害之年，乾隆都會迅速做出部署，對賑災所需銀糧撥付都非常慷慨及時。理政的七年時，安徽發生特大水災，導致二百多萬人口無家可歸。乾隆接報後，迅速特批當時國家財政收入的十分之一用於賑濟災民。乾隆多次強調救災是：“國家第一要務”，並且說，過去督撫工作存在的各種失誤我都能寬恕，從輕處理，唯獨在賑災方面出現偏差，“朕必重治其罪”。
乾隆十八年，（1753）戶部官員對乾隆一朝和雍正一朝救災撥款比例進行了總結對比，報告說：“雍正十三年之間，江南賑災款項，共用了一百四十三萬兩，已經很多。而乾隆元年到十八年，已經用了二千四百八十餘萬兩，糧食也是二千多萬石。”主管漕運的官吏對乾隆說：“康熙年共漕運二百四十萬石，雍正年間在二百九十萬石。從乾隆元年到二十年，本朝已經高達一千三百二十多萬石。”乾隆聽了未免也覺得驚訝說：“朕遇到偏災，即有人飢己飢，人溺己溺之懷，不能自己。”乾隆的解釋完全符合早年對民生疾苦的善良，甚至給了各級官員貪汙截流的機會。也正因此，一些官員摸到了乾隆心理，竟然主動“製造災情”，甚至將小災情進行大演繹，以此將鉅額錢財納入己囊，可以說貪官們抓住了乾隆治國理政感情上的軟肋。
被乾隆“蓋章控”後的珍品
眾所周知，乾隆在中後期的國家治理上較早期遜色很多，在吏治上逐漸變成“由嚴從寬”，甚至還推出“議罪銀”制度，將早期勵精圖治的整治成果大打折扣。但是乾隆是非常精細的皇帝，尤其對財務數字非常敏感。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時，甘肅省爆發了蘇四十三回民起義的緊急事件，經過數次交戰，官兵損兵折將不能速勝。乾隆很生氣，撤了陝甘總督勒爾謹的職。時任甘肅布政使的王廷贊，主動向乾隆上奏，說現在正是用兵之際，軍費緊張，自己樂意把平時積攢的4萬兩廉俸銀貢獻出來“以資兵餉”。
乾隆皇帝見王廷贊一出手就是4萬兩銀子，覺得奇怪：僅僅一個藩司（布政使），家計怎麼那麼充裕？是不是和捐監有關？清代的藩司是總督、巡撫的輔助官員，俸銀、養廉銀合在一起每年不足萬兩。尤其甘肅，偏遠貧瘠，所得與富庶之地的布政使有差距。因此說，王廷贊無論如何也捐不出4萬兩私銀。於是，乾隆皇帝傳諭大學士阿桂和署理陝甘總督李侍堯，嚴密訪查王廷贊，看他是否染指捐監一事。 一查，甘肅特大冒賑案開始浮出水面，成了史上罕見的一樁集團貪汙大案。
貪官王亶望
原來，王廷讚的前任是山西人王亶望時任甘肅布政使。這個人本來就屬於官二代，他父親是江蘇巡撫王師，知子莫若父，王師看得出這個兒子根本就不是讀書料，但卻十分聰明，自小就鬼主意不斷，這種精明性格更適合在官場上混，於是給他花錢捐了一個知縣，從而越過了科舉到官場的最大障礙。
王亶望靠著錢開路買官，捐資得知縣。歷官甘肅寧夏知府、甘肅布政使、浙江巡撫。
王亶望這個人的豪奢在歷史上都屬於罕見，超乎常人想象。
《竹葉亭雜記》中提到，王亶望很喜歡吃驢肉絲，府中專門養了幾頭毛驢。每當王亶望想吃驢肉，廚子就拿上一把鋒利的菜刀，到驢身上挑選一塊肥厚的地方，生生割下一塊肉。被割處鮮血淋漓，廚子就用燒紅的烙鐵止血。所以確切地說，王亶望吃的是“活驢肉絲”。可謂吃的殘忍，毫無一點底線。
除了吃“活驢肉絲”外，王亶望對吃鴨子也很有創意。取一個紹興酒罈，敲去壇底，把一隻活鴨子放進罈子裡，用軟泥把壇口封住，只讓鴨子把頭露在外面。餵鴨子的飼料也是特製的，是肥肉和米混合到一起。鴨子被囚在罈子裡，動彈不得，連吃七八天這種飼料，身體迅速肥大，肉質如同豆腐一般，肥潤而嫩滑。
這些瘋狂享受還不夠，他的慾望越來越大，天天想著如何升官發財，終於在乾隆三十九（1774）年，王亶望給寫奏摺給乾隆彙報說：“甘肅這幾年大旱，百姓顆粒無收，因此請朝廷批准，在當地開展捐糧，捐的多的富戶可以給予監生資格。”乾隆對救災很重視，在戶部尚書的不斷慫恿下同意了這一建議。不過在施行過程中，王亶望只收銀子，不要糧食，沒幾年就籌集了幾萬白兩白銀，但是這筆鉅款一分錢也沒用來救災，而是夥同各級政府編造假賬報銷後，與各級官員進行了私分。與此同時，王亶望不斷上奏乾隆，說他辦理捐糧救了多少多少百姓，現在甘肅的百姓對皇帝感激涕零，這些讓乾隆非常受用，乾隆四十二年（1777），王亶望從甘肅調到浙江巡撫，可謂破格提拔。亶望通過賑災名義達到斂財和升官的目的，讓王亶望一時得意忘形。
乾隆時期瓷器
乾隆四十五（1780）年，辦理接待乾隆南巡，精緻豪華，辦理貢品，獲得歡心。乾隆走時，叮囑王亶望修建海塘修好，造福百姓。為了進一步受到乾隆賞識，王亶望表示要一次性捐款50萬兩白銀用於修造，這時候引起了乾隆注意，浙江巡撫工資加養廉銀，一年不過兩萬兩，王亶望來浙江不過三年，怎麼可能拿出這麼多錢？這裡邊可能有重大經濟問題問題。恰巧第二年，甘肅爆發蘇四十三起義，乾隆派大臣阿貴前去平叛，阿貴遇到大雨，行軍困難，並把情況向乾隆彙報。乾隆得報後想，王亶望過去經常說甘肅不下雨，經常大旱，才有了賑災事情，心思縝密的乾隆發覺這其中一定有了貓膩。更可笑的是，王亶望的成功模式，已經被接替他的王廷贊照搬，如前文所述，主動掏出了幾萬兩白銀捐款用於鎮壓起義，明顯是鉅額財源來源不明，一查，牽出了王亶望的集團貪汙大案。
盛世心態下滋生的腐敗
貪腐大案揭鍋後，乾隆震驚而又憤怒，這樣的案件在歷史上都十分罕見。他反映出到乾隆中後期的統治腐化，監察系統已經接近全面崩潰。甘肅官場甚至對此形成了全面而細緻的“攻守同盟”，整個甘肅官場基本淪陷。乾隆對此感嘆道：“甘肅此案，上下勾通，侵帑剝民，盈千累萬，為從來未有之奇貪異事。”這件事情不僅全省涉案，甚至延伸到了大清高層官員中間。當時王亶望向乾隆建議開捐時，乾隆有過猶豫。當時主管戶部的大學士、首席軍機大臣于敏中不斷進言，說王亶望的辦法如何如何好，才最終獲得批准。于敏中死後，竟然有二百多萬兩的財產，當時乾隆一直搞不清鉅額財產來源，知道冒賑特大案件浮出後，才知道串聯已經深入到了高層官吏中間。
乾隆時期最大貪官和珅
整體看來，乾隆中後期腐敗呈現多種形式，即涉案金額越來越大，甚至出現“小官巨腐”的普遍現象。乾隆三十四年，一個貴州知州就貪汙公款二十四萬兩，第二次金川之役，一個小小的松崗站站員一次侵佔公款九萬兩。
其次腐敗官員由底層向高層蔓延，被處理的高層官員越來越多，效果卻非常甚微。乾隆對此也承認說：“各省督撫中廉潔自愛者，不過十之二三。”
最後是腐敗呈現集團化，官僚體系往往利益牽連，權利交易普遍盛行，窩案、串案明顯。乾隆四十六年到四十九年，往往是“辦一案，牽一串；查一個，帶一窩。”這條腐敗鏈條鎖死了通向政治清明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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