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1月5日16时10分，注定是个历史性的时刻。
与这一时刻紧密相关的鹿钟麟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汽车共五辆，我乘第一辆，溥仪、绍英第二辆，溥仪后、妃和亲属及随侍人员分乘第三、第四辆；张璧等乘第五辆，由故宫直驶醇王府（清室称北府）。溥仪在醇王府门前下了车，这时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握手接谈。我说：“溥仪，今后你还称皇帝吗？还是以平民自居呢？”溥仪回答说：“我既已接受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当然废去帝号，愿意作一个中华民国平民。”我说：“好，你既然愿当平民，我身为军人，自有保护责任，一定要通知所属，对你加以保护。”张璧在旁凑趣地说：“你既是一个中华民国平民，就有当选为大总统的资格。” 到此，我们握手道别。
这就是说，从这一刻起，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成了真正的平民，得把自己的皇后叫老婆，不能再把“我”叫“朕”，更不说自己是天子了，就是困在沙滩上也不能称自己是“龙”了。这些称谓上的变化生活方式与社会地位的天地差别，那一刻，溥仪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事情的缘起北京政变，也被称为首都革命，发动者是冯玉祥。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被任命为“讨逆军”第三军总司令，出古北口迎战奉军。10月23日，冯玉祥率部返回北京，包围了总统府，迫使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下令停战并解除吴佩孚的职务，监禁总统曹锟，宣布成立“国民军”。政变后，冯玉祥授意摄政内阁通过了《修正清室优待条款》，废除帝号，清室迁出紫禁城，驱逐溥仪出宫。
当时，冯玉祥说：“驱逐溥仪出宫的事，要马上办理，你们可同摄政内阁商量。”
听话的是时任北京警卫司令鹿钟麟和警察总监张壁，张壁立即找到内阁总理黄郛，经过反复商讨，拿出了《修正清室优待条款》：
一、大清宣统皇帝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
二、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五十万元，另拨两百万元设立北京贫民工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
被逐出紫禁城的溥仪逃往天津，与日本军方来往密切；
三、清室即日移出宫禁，以后可自由选择住居；
四、清室之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
五、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特别保护，其一切公产应归民国政府所有。
同时决定由鹿钟麟和张壁前往执行。
1924年11月5日上午9时，鹿钟麟与张璧以及摄政总理黄郛、社会名流李石曾一行四人，由北京警卫司令部乘汽车出发，带四十军警，直趋神武门。守卫故宫的清皇室警察，见到突如其来的国民军，惊慌失措，还没有回过神即被全部缴械。鹿钟麟在神武门换上了国民军的岗哨，并在故宫外布置军警，割断了电话线。
此时，此时，溥仪正在储秀宫和皇后婉容吃着水果聊天，突然，内务府的大臣们就跌跌撞撞地跑了进来，为首的绍英手里拿着《修正清室优待条款》，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皇上，皇上，不得了了，……冯玉祥派军队来了！还有李鸿藻（晚清重臣、清流党领袖）的后人李石曾，说民国要废止原先的优待条款，拿来这个叫……叫签字……限我们三小时内全部搬出去！”
溥仪慌忙上前，几乎是夺过了《修正清室优待条款》，但看过之后，他觉得情况没有自己想像的那么糟，只是三小的时限让他不能接受，便让绍英再出去和鹿钟麟等人交涉。
绍英说明溥仪同意迁出，但时间太仓促希望能够延时，还说，端康太妃刚死去不久，宫里只剩下敬懿和荣惠两个太妃，她们俩表示宁死也不肯离宫。
鹿钟麟听后像是思索了一下，但随后便命令随从去告诉“外面的人”：“快去告诉他们，时间虽然到了，但事情还可商量，先不要开炮放火，再延长！”
绍英一听，连忙跑回去将这“二十分钟”的事情报告了溥仪：“我们只有二十分钟，不然的话人家就要开炮啦！”
溥仪绝望了，在太监和宫女们的一片哭泣声里，他取出现洋，给宫里470多个太监每人发洋10元，100多个宫女每人发洋8元，要他们收拾细软物件，准备出宫。随后，溥仪在国民军的监视和保护下，离开了故宫。
鹿钟麟不用一枪一弹将将溥仪驱逐出紫禁城，铲除了满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应该说是个不小的功劳，而这足以让他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显赫的一笔，但在后来的历史的长河中，他却一直默默无闻，何故？除了政治博弈中的游戏规则，在这里，让我们从冯玉祥为什么要驱逐溥仪出宫说起。
冯玉祥戎马一生，由士兵升至一级上将，所部从一个混成旅发展成为一支拥有数十万人的庞大军队。在其50余年的军事生涯中，以治军严、善练兵著称。同时，因其一生中时常背主倒戈，因此有人将其字“焕章”改为“换章”（换章意即打麻将换牌之意），以讽刺其经常倒戈的行为，还称他为“倒戈将军”。但在反对清王朝这方面，他的态度是坚定的，1911年参加滦州起义时起，他就一贯痛恨封建帝制。他认为，民国要与清朝决裂，不应该保留溥仪的小朝廷。1917年，张勋率辫子军入京，冯玉祥参加讨伐张勋复辟的战斗，收复北京后，他极力主张铲除祸根，驱逐溥仪出宫。但当时他只是一个旅长，人微言轻，没能实现这一愿望。
很明显，在冯玉祥看来，只要它（溥仪的小朝廷）在那儿存在着，就会成为一些人的“念想”，就会以此为由生出一些事端甚至是祸乱，所以，北京政变后他便迫不及待地实现了自己的这一愿望，但他这么做分明还没有能够做到彻底“铲除”。我们应该看到，1924年11月5日，与鹿钟麟握手的溥仪虽然声称自己“愿意作一个中华民国平民”，但当日本人在东北向他伸过“橄榄枝”，他还是将它接住了。
要革命，就得把它进行得彻底些，所以，1924年11月5日16时10分，注定不会在历史上留下多少痕迹。道理很简单，很多事情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可以死灰复燃的，冯玉祥、鹿钟麟他们当时确也没具备完全将之消除的能力，而这不仅仅是面对溥仪一个人的事。（文/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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