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抗日戰爭進入最艱苦的相持階段。
日軍自1937年全面侵華以來，處處鋒芒畢露，卻無法快速佔領整個中國。他所得到的只是一些孤立的城，城外的地方表面上在自己手中，實際上統治卻是虛化的。日本國內的軍需供給根本無法滿足他在中國戰場的需要，因此他不得不從中國的百姓手中搶奪。
就在日軍地毯式搜刮糧食的同時，土匪四起，雜牌軍不斷。各路搶糧大軍，很快就把老百姓的那一點點救命糧都搶光了。此外因為是戰時，糧食產量驟減，很多的莊稼地變成戰場。本應該麥浪翻滾，卻處處都是彈雨槍痕。
這一矛盾在中原人口大省河南最為突出。
1942年12月，張高峰作為《大公報》的記者被派到了河南，隨後他的報道，震驚了中國，震驚了世界。
張高峰奉命之後，經過陝西前往河南，沿途看到了大量的逃難者，路邊走不動倒下的災民非常之多。眼前的一切對一位初出茅廬的年輕記者來說，一時很難接受。河南到底出了什麼事，變成了這樣的人間地域。
到達河南後他發現，這片土地不僅遭受著那些共有的災難，還有好幾種其他災難相繼而來，到處民不聊生。一般情況有了旱災是不會有水災的，但是在河南，兩者同時來是常有的事。初春之時氣候乾旱，莊稼作物種不下去；到了夏季大雨集中，莊稼極易被毀。此外，河床遠高於地平面的黃河，每年總要氾濫幾次，使一大片的地方變成澤國。同時遇上旱災與雨災，雖說很難。但常年住在河南的老百姓，有他們勉強過活的本事。但不幸的是，蝗災這時也來湊熱鬧。蝗災是中國農業史上一個最頭疼的問題，老百姓在計無可施的時候就會去求神，這是中國百姓最相信的一個辦法。天旱了，求龍王；發洪水了，拜河神；蝗災來了，就拜蝗蟲廟。城隍廟的數量，就是蝗災在中國古代發行頻率和範圍的客觀反映。
當時統治河南是著名軍閥湯恩伯，在臺兒莊戰役中，是位履歷戰功的將軍，幹過些英勇之事，但其治軍很有問題。在整個河南都陷入水深火熱之際，其手下卻四處豪搶，為害一方。河南人總結四大災害為“水、旱、蝗、湯”。
面對這樣的現實，張高峰能做的只有好好調查，掌握第一手資料，把真實的河南報道出去。
在洛陽、豫西、豫東等地的採訪中張高峰發現，自然災害確實嚴重，更嚴重的國民黨對消息的嚴密封鎖。這樣嚴重的災情，民國中央政府對此幾乎絲毫不知，對於社會上傳來的絲絲縷縷的傳言，統治者也抱著一切向好的態度，只認為是傳聞。
在天災人禍百般蹂躪中的河南人，已經無法承受任何的稅賦，由於當地政府的消息封鎖，民國中央政府對傳言的無視，大災之下的河南依然絲毫無減的承擔著應繳的稅賦。而這些隱藏在河南大災背後的原因，百姓看不見，但而前往採訪的張高鋒很清楚。
經過一番調查，他認為這次看似天災的大劫實為人禍。
1943年1月17日，他的通訊稿《飢餓的河南》寫就寄回了《大公報》。
首先看到稿子的是《大公報》的主編王芸生，這篇稿子報不報，該怎麼報是他最關切的事。最後王芸生對稿件進行了一個簡單修改，並把題目改為《豫災實錄》，刊登了出來。第二天，王芸生根據《豫災實錄》又發了一篇社評《看重慶，念中原》。一篇通訊，一篇社評，立刻在全國引起一片軒然大波。
蔣介石看了報道之後異常生氣，想起接下來的連鎖反應勃然大怒說《大公報》：“危言聳聽，有礙抗戰”。並在當天以軍事委員會的名義勒令《大公報》停刊三天。
報館被封在民國可以說是司空見慣的事，沒什麼大不了，但是《大公報》被封卻很少見。大公報的創始人張季鸞、胡政之等同很多的國民黨政要都很熟。特別是張季鸞是民國極少的幾位見蔣介石不需通報之人。雖然此時張季鸞已經去世，但是《大公報》仍然保持著高質量，大影響的狀態繼續發行。王芸生等一批新人也已經成為民國報界的風雲人物，所以封《大公報》的影響必然更大，甚至遠大於那篇報道。
但是蔣介石還是封了，可見其對此事的報道的憤怒。
在河南，氣急敗壞的湯恩伯以編造虛構的罪名將張高峰逮捕，將他關押了半年到1943年8月份才被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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