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8日晚，訪美歸來的日本學者加藤嘉一和央視前駐美財經記者高琦做客「聽好書」直播間。
2012年6月，加藤嘉一經歷了“生命中的至暗時刻”。
那一年5月，他在南京先鋒書店的講座中關於“南京大屠殺”的言論被網友發在網上，引起不小的輿論風波。在講座的自由問答環節，加藤嘉一在被問及”如何看待在南京發生的事，有哪些渠道可以瞭解歷史真相”時，回答中有類似“這件事，真相很難知道，中國這樣講，日本那樣講，香港那樣講，臺灣又那樣講，反正我不明白，我現在也不明白”的語句。這樣的回答引起一片譁然。
處在風波之中，加藤嘉一甚至一度擔心自己被暗殺。他曾頻繁以專欄作家等多種身份出現在公眾場合，出版過《從伊豆到北京有多遠》《中國，我誤解你了嗎》《中國的邏輯》等書籍，在媒體稱為“中國最有名的日本人”。
那些曾經耀眼的光環，不斷被大眾質疑，加藤嘉一的人生彷彿跌倒了谷底。在這樣的背景下，他之後赴美訪學看上去像落荒而逃。但事實上，加藤嘉一早就安排了哈佛大學的訪學計劃，而美國，是他兒時就暗戀的夢想之地。
這一場意料之外的風波使他猝不及防。2012年7月，加藤嘉一帶著複雜的心情離開生活了九年的中國，甚至沒有體面的告別。
但當加藤嘉一來到美國之後，“中國最有名的日本人”等諸多光環黯淡下來，他發現之前自己的實力實際上是被高估了。“哈佛大學也好，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也好，都不斷地打擊我，我發現自己什麼也不是。”在這樣的落差下，加藤嘉一剛開始的時候很痛苦，但是慢慢地卻走向了一種解放，接受了自己“可以什麼也不是”的狀態。
▲加藤嘉一
回想他在中國的狀態，這樣的想法簡直有點不可思議。
18歲，從日本伊豆農村走出來的加藤嘉一第一次踏上中國的土地，來到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學習。
加藤嘉一考慮到個人能力和家庭條件的限制，高中畢業後，他無法去心儀的美國讀書，最終選擇了“正在崛起，又不需要花很多錢的國家——中國”留學。
“那時，父親開車、與母親、弟弟、妹妹一起為我送行。寄完包裹，把箱子託運完，拿到中國東方航空公司的登機牌，在出發廳，與家人告別。坐上飛機，開始讀離別時母親遞給我的一封信，我哭了。”加藤嘉一在其新書《我所發現的美國》序言中寫到。
自律和剋制的加藤嘉一成為了一代中國青年的勵志偶像，四點半起床跑步，六點回來，非常集中地寫到八點半，吃早飯，然後繼續寫作，上午之內完成所有事情。他的身份多種多樣——學生、專欄作家、訪談節目常客等。
他的嚴格、自律、剋制，是他自信的來源。這個“強悍到變態的日本人”只要一天不跑步，就會“恨自己”。
▲高琦
加藤嘉一在中國的九年，是“沒有生活”的——“我甚至想，如果我不寫文章了，中日關係就會惡化。”
“其實這是一種很傲慢的想法，是一種幻想，也是年輕氣盛時候的自我膨脹。”加藤嘉一反思，“到了美國之後，我開始沉澱下來。”
“無用是一種健康的自我認知，沒有一個人會那麼的重要。在美國，人人都是平等的，不管你是總統還是普通老百姓，每個人最大的社會責任就是過好自己的生活，去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人。”這是加藤嘉一自認在美國訪學最大的收穫。
直播開始時，加藤嘉一朗讀了村上春樹在普林斯頓和哈佛期間撰寫的隨筆——“待在美國的一個好處是能夠讓你明白自己的無用性。在這裡，你能夠感受到自己是多麼微小的存在。你在與不在，做什麼或不做什麼，這個社會照樣會運轉下去。但在日本，你總以為自己重要，你所做的事跟這個社會的發展有關。”
在美國三年多的時間，加藤嘉一強烈地感受到自己的“無用”，並平靜地接受了它。此刻的他，坐在北京的一個角落做著直播節目，內心已經很平靜了，“雖然之後會再有迷茫的時刻，但是我明白了，只要做好自己要做的就行了，明白這一切之後再去面對，就會有更開放的視野，更坦然。”
直播現場，有網友提問：“在美國做外國人舒服還是在中國做外國人舒服？”加藤嘉一笑了，說從來還沒有被這樣問過。他回答說，各有各的好。
輾轉中日美三國，對於自我身份認同，他並沒有像外界認為的那樣掙扎、矛盾，只是一直在尋找，一直在發現新的世界和新的自我，並不斷和自己達成新的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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