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寫漢匈關係，都會把“和親”視為“白登之圍”的直接後果，根據就是《史記·匈奴傳》裡寫的：
（白登之圍後）漢亦引兵而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
問題是，這句後面，緊跟著是另一句話：
是後韓王信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倍約，侵盜代、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拔代、雁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眾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漢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為昆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後燕王盧綰反，率其黨數千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
也就是說，在白登之圍後，一直到陳豨反叛，樊噲平叛，收復代郡、雁門、雲中之時，因為匈奴屢屢侵盜，漢高祖劉邦派遣劉敬奉宗室女公主和親。
要知道，漢高帝討伐韓王信在漢高帝七年秋，罷兵經東垣、邯鄲、洛陽歸長安，則在漢高帝七年二月（漢初以十月為歲首）。
而陳豨反叛，在漢高帝十年八月，戰爭一直延續到了漢高帝十二年冬，樊噲軍卒追斬豨於靈丘。（《史記·韓信盧綰列傳》）
換句話說，差了3年有餘。
“後”燕王盧綰反，又說明，和親之約一定在上述時間區間內，那麼，到底是哪個時候？這個問題直接涉及到，漢高祖到底是在平城被匈奴騎兵“嚇怕了”，還是被匈奴頻繁入塞擄掠“煩死了”。
很多人傾向於“嚇怕了”，那麼，劉邦應該越早向匈奴低頭越好，但是事實並非如此。
漢朝的和親使者劉敬在漢高帝七年冬，被劉邦關進了廣武的監獄，在他的《列傳》裡，又有這麼一句話：
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
這句頗具戰國縱橫家色彩的話，看起來好像劉邦在平城戰敗後，立刻直奔廣武，赦免了劉敬，並採納了他的策略。
但是，我們知道，在白登之圍後，劉邦的退兵路線是代郡—曲逆—東垣，然後又經邯鄲，過洛陽，至長安，正好趕上長樂宮落成。
而這句話裡，也沒有任何任命劉敬為和親使者的信息，再往下看，才是戲肉：
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為單于，兵彊，控弦三十萬，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
劉敬從匈奴來……“臣原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
終於有了一個劉敬完成使命回國的時間參考了，就是遷徙六國豪傑名家的時間，《漢書·高帝紀》記載是：
（九年）十一月，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
不過要注意，這個活兒有一個籌備、操作期，不是你提了就能辦，所以，《史記·高祖本紀》將這個事兒寫作“是歲”，也就是當年辦的，開始時間，又安排了一個頂頭的參考，就是：
廢趙王敖為宣平侯。
這個事兒，根據《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宣平侯國建立，在高帝九年四月。
也就是說，劉敬從匈奴回朝，至少應在高帝九年四月之前，此時的單于廷當雁門、雲中之北，也就是今天內蒙古的中部，走得再慢，仨月也夠一個來回了，也就是高帝九年正月，實實在在講，白登之圍在高帝七年冬，就算是正月，接近整2年的時間，漢高祖的反射弧實在有點長，對不對？
要說直接原因，更大的可能反倒是代王劉仲，也就是劉邦的親二哥，吳王劉濞的親爸爸，在高帝八年九月丙子（據《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面對匈奴入侵，棄國而逃，廢為合陽侯。
對於代地三郡，由於百姓人心不附，懷念趙國的統治，漢王朝處於異姓王靠不住，同姓王守不住的窘境，可不只能是：
數苦北邊，上患之。
現實情況是， 代地三郡，在匈奴頻頻入塞的情況下，對於劉邦而言，屬於棄之可惜，食之無味，長期駐軍則得不償失，若棄之不顧則北方防線存在巨大的缺口，無論是太原，還是常山、邯鄲，都會隨時處於軍事威脅之下，新生的漢帝國沒有足夠的力量和精力來進行這場曠日持久的拉鋸戰。
所以，在親哥哥棄國而逃的情況下，劉邦甚至有將親生嫡女魯元公主嫁給冒頓單于的計劃，這種“和親”的“誠意”，讓後人不得不理解為他被冒頓單于在白登揍怕了，但是，如果他真的是因為戰敗而“震怖”，恐怕也不會等2年之後才提出和親之議，真正的原因，恐怕還是他對於北方日益強大的陳豨勢力有所警覺，進行的“伐交”戰略，在一連串政治手段解決掉趙王張敖，穩固邯鄲基地的同時，以外交手段收買匈奴，使其短暫“中立”，才有了之後對陳豨勢力討伐的勝利。
要知道， 哪怕如此，對陳豨的平叛戰爭，也從高帝十年持續到了高帝十二年，蔓延至常山、代郡、雁門、雲中等四郡，甚至連漢高祖自己都慶幸陳豨沒有先拿下邯鄲，也就意味著，這場北方戰爭實在算不得輕而易舉。
這種情況，與我們讀史書時普遍感覺到的，好像項羽死後，劉邦的天下唾手而得是完全不一致的，而之所以有這種錯覺，很大程度上因為史書記載的詳略，缺少故事，但歷史真實的慘烈，卻並無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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