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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王之乱”是“五胡乱华”的直接原因。
在中国历史上，中原汉人政权向来人多地广，物产丰富，生产力遥遥领先，只要自己不出乱子，就算有强大的外敌，也很难占便宜。
两晋时代为什么会出现“五胡乱华”的情况呢，说来话长。
所谓“五胡”，指的是匈奴、鲜卑、氐、羌、羯五个胡族。自两汉以来，中原汉人势力强盛，频频征服周边民族，这些被征服的民族，与汉人杂居于缘边诸郡，与汉政权的关系错综复杂。两汉一直奉行以夷制夷的策略，在对外战争中倚重于骁勇善战的胡人武装，比如西北的羌胡骑兵，北方的鲜卑骑兵、乌桓骑兵。然而，胡人武装是一柄双刃剑，握得好时可以是对付敌人的利器，握不好时反而会伤了自己。
两汉是中国历史上最富扩张性的王朝，扩张带来的一个消极影响就是民族问题复杂化。当缘边诸郡华夷杂居，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生活习性，加上民族间的不信任、猜忌、提防心等等，使得民族问题变得尖锐难解。
历史的发展是有因果的，偶然的事件固然可以改变历史的进程，但改变不了大趋势。西晋“八王之乱”直接导致华夏衰弱，夷族兴起，然究其本末，深层原因可上溯到汉末三国时代。汉末三国，天下混战，数十年兵灾，全国人口锐减三分之二以上，汉人数量急剧下降，缘边诸郡，胡人占人口比重远超汉代。作为游牧民族，胡人骁勇强悍，一旦与中央朝廷对抗，势必成为大患。
晋朝开国后，侍御史郭钦鉴于汉魏以来，羌、匈奴、鲜卑降者多居住于塞内，与汉人杂处，习俗不同，屡生变乱，便上书请求把少数民族迁往边地。他向皇帝陈述：“戎狄强犷，历古为患。魏初人寡，西北诸郡皆为戎居。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庭矣。”他建议，把内地汉人迁往西北诸郡以增加人口比重，同时 “渐徙内郡杂胡于边地”， “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此万世之长策也。”
可惜的是，郭钦的上书并未引起晋武帝的重视，此时晋国统一天下，四夷归服，皇帝还真不把胡人势力的兴起当回事。然而，事实证明郭钦绝非杞人忧天，而是远见卓识。晋武帝去世后，西北开始动荡不安。
惠帝元康六年（公元296年），匈奴酋豪郝元度叛反，秦州、雍州氐、羌纷起响应，推氐帅齐万年为领袖，后立为皇帝 ，拥众七万，公然与朝廷分庭抗礼。
氐是古代重要的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部在西部。氐与羌的关系非常密切，在史书上常合称为“氐羌”。晋初氐帅齐万年自立为帝，可称为氐族势力发展之一里程碑事件。虽然齐万年起兵三年后，为孟观所擒杀，然氐人之兴起，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倘若西晋不爆发内乱，胡患不致于迅速暴发。可惜的是，晋国的公子哥们为争权夺利，大打出手，遂演变为中国历史上最血腥残忍之“八王之乱”。“八王之乱”在公元300年至306年之达到高潮，司马氏诸王血腥相屠，城头变换大王旗，中国大地血流成河，晋国朝廷形同虚设。华夏之势力，就此衰弱，胡族之势力，乘势而崛起。
在此背景下，刘渊建立匈奴人之政权“汉”，李雄建立氐人之政权“大成”，成为与晋政权抗衡的割据势力。随着晋政权在北方军事上的一连串挫败，汉人丧失北方的统治权，于是北方进入了一个“五胡”轮番崛起的时期，进入了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台的“五胡乱华”大分裂时代。
君山话史
首先说一下五胡。
是指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少数民族。是居住在中国西部和北部的各少数民族。
再说一下“八王之乱”。
这完全是西晋统治集团内部各个阶层强势角力的结果，从元康元年（291年）起至光熙元年（306年），共持续16年。而且，参与这场动乱的王不只八个，但八王为主要参与者，主要有：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等八王。
西晋，公元280年，晋武帝灭掉孙吴政权，这是自东汉末年四分五裂之后，古代中国的又一次统一。好景不长，到了公元290年，晋武帝病逝，晋惠帝即位，就在他登基后的第二年发生了迅速瓦解西晋统治的“八王之乱”。其祸根就是是晋初分封藩王导致的。事件虽然爆发于晋惠帝即位后的第二年，但多种不安定因素早在晋武帝统治时期就已有苗头。
西晋行政划分实行州、郡、县三级制，此外，还大肆分封了好多诸侯王，确定他们的封地。当时全国共划分了19个州，下辖郡、王国共173个，这其中，光王国就占了57个。这些王国的大小不一，其政治实力和军事权力也不一。各藩王各领属地交由地方长官管理，自己则坐镇京城。
到了灭东吴前，晋武帝不知道怎么想的，让这些个藩王们各自回到自己的封国，直接负责治理自己的封地。各国大小不一，自然实力不一，引发了各封国间的恶性竞争与互相攀比。在后来的灭吴战争中，各地藩王势力还未有多大影响。当时主要是外戚掌握着指挥大权，伐敌的主力则是门阀世族和士大夫阶层。灭吴以后，晋武帝开始纵情享乐，大肆封赏功臣，调整现行统治政治状态，改变军政权力的分布方式。自此，藩王们从地方行政长官、军事首领全面进入了中央统治权力中枢，强势把持西晋中央和地方、政治和军事大权的政治态势开始出现。
而且这种情况，直到晋武帝临死前，还不忘临终权力调整，继续布局身后的人事安排，还新分封多个藩王，强化藩王势力。据说，他之所以这样做，也是为了更好的实现权力制衡，毕竟太子的能力堪忧，他打算以外戚力量保护惠帝，可又担心外戚专权，于是，藩王们成为他所倚重的重要牵制力量。
于是，统治集团中形成了晋惠帝、外戚（杨骏为代表）、后党（贾南风为首）、藩王以及门阀世族等五股势力。据历史记载，“时帝素知太子暗弱，恐后乱国，遣（荀）勖及和峤往观之。”晋惠帝这智商和能力也确实让人着急，自从被立为太子就陷入了任人摆布的斗争，更谈不上能约束、阻止哪股势力的恶性膨胀。到了晋惠帝初年，外戚势力与后党集团的争斗达到了白热化状态，外戚掌握着朝中军政大权，后党控制着惠帝诏令大权，双方间的矛盾冲突围绕着夺取君主实际控制权展开。
而这时的藩王势力也日趋强大，封国不仅是他们的独立王国，而且还控制着整个西晋王朝的边关军事要地。如果说对藩王的控制在晋武帝时期还有所效果的话，那到了愚昧无知的晋惠帝时期，却是完全无能为力，只能任其发展了。
最初是以贾南风为首的后党集团，他们联合藩王势力，向以杨骏为首的外戚集团发起了进攻。而这时的藩王势力咄咄逼人，早就觊觎朝中大权，借着贾南风的召唤，介入争斗，永平元年（291年）后党集团与楚王司马玮合谋，发动政变，杀死杨骏，彻底清除杨氏外戚集团，一大批藩王得以进入西晋中央政权，政权落在汝南王司马亮和元老卫瓘手中。此时，统治集团内部的藩王、后党和官僚士大夫三股势力暂时平分秋色，但贾后政治野心未能实现。不过，很快朝中的政治生态又恶化了，当年六月，贾后又使楚王司马玮杀死汝南王司马亮，然后又反诬楚王司马玮矫诏擅杀大臣，把将司马玮处死。
刚刚进入中枢的藩王们围绕着权力分配，勾心斗角，还没来得及着手废后，他们之间就开始出手倾轧了，反而被贾后所利用，最终，一度在后党的打击下，暂时偃旗息鼓。此后，新的藩王领头人物赵王伦也不得不放低身段，朝中的官僚士大夫们也与后党联手，想方设法阻止藩王们再入主中枢。
藩王势力也在坐等时机到来。而这个时机就是贾南风废太子事件。据记载，晋惠帝太子司马遹不是贾南风所生，后与贾氏结怨，最终，司马遹被其设计陷害，先废为庶人，后被害身亡。这一举动成了赵王司马伦讨伐贾南风的借口，司马伦先是假造诏书，以谋害太子的罪名要废掉贾南风，这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在诛杀贾后党羽和张华等人后自领相国位，司马伦独揽大权，元康十年（300年），贾后被毒杀。藩王势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后党集团彻底失败。
不久，司马伦逼晋惠帝退位，自立为帝，改元建始。据记载“淮南王允、齐王冏以伦、秀骄僭，内怀不平。 ”此后，齐王司马冏、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纷纷起兵讨伐赵王司马伦，一场最终致使西晋政权彻底毁灭的“八王之乱”开始了。直到，光熙元年（306年），东海王司马越迎惠帝回洛阳，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相继为其所杀，大权落入司马越手中，八王之乱到此终结。
再说五胡乱华。
中原发生八王之乱以后，诸王相继败亡，生灵涂炭，社会经济严重破坏，整个西晋的力量消耗殆尽，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频发。地处北方的这些少数民族匈奴、鲜卑、氐、羯、羌等进入中原，最终于建兴四年（316年）灭亡西晋，陆续建立数个非汉族政权，史称为“五胡乱华”或“五胡之乱”。时间一般从西晋灭亡（316年）开始算起，一直到鲜卑北魏统一北方（439年）。
其实，从东汉时期以来，中国西部和北部周边的各少数民族就开始不断地向内地迁徙。其原因有很多，一方面是由于此前汉朝的军事征服以及为弥补中原兵力和劳力不足而对各少数民族的招诱。另一方面，有学术观点认为是气候变迁及地理因素。原来在长城以外，由于天气干燥，一向只能畜牧；反之，长城以南则较宜农耕发展。然汉末魏晋时，北方出现了一次“小冰期”，气候变得寒冷。本宜于农耕的华北地区，转为适合游牧生活；而游牧民族原居之处，却不宜居住，因此，胡人大量南下觅生计。
到了西晋统治时期，中国北部、东部和西部，尤其是并州和关中一带的少数民族，在汉族的影响下，逐渐由游牧转向农业定居，胡汉文化相互影响渗透。但在交融的同时，胡汉之间也存在一定的民族和阶级矛盾，例如并州的匈奴人成了汉人的奴婢，而不少汉人也相继沦为胡人奴婢。期间，周边各少数民族势力的也一直在消长变化中。而此时，西晋内部却还在那里扯犊子呢，八王之乱正当其中。
到了公元304年冬天，氐族人李雄占领成都，自称“成都王”，史称成汉。匈奴贵族刘渊起兵于离石，史称前赵（八王之乱时自称汉王，建立汉国，后被刘曜改为国号为赵），这被视为是五胡建国的开始。公元311年（永嘉五年）四月，刘渊之子刘聪的兵马攻破洛阳，纵容部下抢掠，俘虏了晋怀帝，杀太子、宗室、官员及士兵百姓三万多人，并大肆发掘陵墓、焚毁宫殿，史称“永嘉之祸”或“永嘉之乱”。公元313年，怀帝侄子司马业在长安登基，是为晋愍帝，结果到了316年，前赵刘曜攻破长安，将其俘虏，317年将其杀害，历时五十一年的西晋灭亡。
据统计，此后，一百余年间，北方各少数民族及汉人在华北地区建立的大小国家达数十个，其中存在时间较长和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有五胡十六国。后来，北方被前秦统一，中国呈现出前南北朝特征。
史说新传
“五胡乱华”和八王之乱有什么关系？“五胡乱华”为什么会发生？这两件事确实有很大的关系，而且可以说八王之乱直接造成了后来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结果。
八王之乱的后果
其实在桃花石杂谈看来，八王之乱和安史之乱一样，都是中国历史上最被低估的内乱，都在发生之后造成了中原王朝长达数百年的衰落。而与安史之乱相比，八王之乱持续时间更长，影响的范围更大。
（八王之乱的罪魁祸首）
但是在这里桃花石杂谈不想细说八王之乱具体的起因和经过，而主要要说八王之乱对西晋王朝乃至中原地区的影响，其实这从几个数字就可以看出来。八王之乱可以被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时间很短，只有三个月，从公元291年（西晋元康元年）3月到6月。但第二阶段却从公元299年（元康九年）一直持续到了公元306年（光熙元年）。在此期间，整个中国北方以及南方部分地区都受到严重影响，而要说明这种影响，其实用一个数字的变化就可以看出来。
（作乱的八王所处位置）
西晋是在汉末和三国乱世的废墟上完成的国家统一，但经过西晋统一之后差不多20年的的休养生息，据估计在第二次八王之乱爆发之前，中国的人口已经回升到了3000万左右，其中在以洛阳和长安为中心的发达地区就达到了2000万人左右。但持续七年之久的第二次八王之乱使中国人口损失过半，到八王之乱在公元306年被平定时，全国人口基本上只剩下了1000万人左右，也就是有超过一半的人口在这场战争里死亡或者流离失所，无法统计。
“五胡乱华”的直接导火索
而人口的骤减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西晋国力的极度衰退，把自汉武帝以来中原王朝对北方游牧民族建立起的军事优势打的茫然无存。同时在八王之乱期间，因为中原已经打成一锅粥，所以还不断有参与八王之乱的西晋中原贵族联合北方游牧民族进行作战。
（八王之乱造成的惨重伤亡使西晋无力抵抗北方游牧民族）
比如揭开了“五胡乱华”历史序幕的匈奴人刘渊，在八王之乱期间就和成都王司马颖结盟，军力迅速壮大，同时他还以成都王为号令，使自己整合南匈奴诸部进展顺利。而刘渊壮大之后，西晋各地在其进犯时，因为受八王之乱影响无力抵抗，因此不得不向周边其它民族借兵，比如在八王之乱期间，西晋宗室司马腾就曾和乌桓和段氏鲜卑联手对抗成都王，而并州刺史刘琨则曾与拓跋鲜卑联手对抗刘渊。
（堡垒都是从内部被攻破的，五胡乱华看似是外部入侵，其实跟西晋的内乱也直接相关）
这些行动一是促使各北方游牧民族的军力迅速膨胀，二是使在此时就有大量北方游牧民族涌入中原地区，建立了其自己的根据地。公元304年，刘渊建立汉国，揭开了北方游牧民族自立建国的序幕，而这时其实正是八王之乱的高峰期。
而在八王之乱被平定仅仅十年之后，刘渊的后继者刘曜就攻克长安，俘获西晋末帝，西晋灭亡，五胡乱华的序幕正式拉开，在八王之乱中人口损失惨重的汉人在北方再也无力抵抗游牧民族的南侵，只好退居长江以南凭借地利据守。从整个八王之乱所涉及的地区以及整体进程来看，说五胡乱华就是八王之乱的直接结果是一点也不夸张的。
桃花石杂谈
没有八王之乱，搞不好也会有五胡乱华，但是八王之乱直接导致了五胡乱华的出现。 
所谓的“八王之乱”，是晋武帝司马炎死后，他的弱智太子司马衷继位为晋惠帝。弱智是管不了事情的，所以大政都被他的皇后贾南风把持了。但是要把持大权是必须流血的，所以负责托孤的汝南王司马亮和进京搞事的楚王司马玮，以及另外两个重臣被杀掉。
八年以后，烽烟再起，贾南风废杀太子，而后自己又被逼着自尽。她死以后，各个王爷立刻跳反，都想把傻子皇帝控制在手里，结果大家打的你死我活，一堆司马们杀得不死不休。
这场浩劫造成了两个结果——一个是氐族流民流入了四川并且自号成汉，建立了五胡十六国的第一个政权；第二个是成都王司马颖为了夺权，请来了匈奴人刘渊，而匈奴人就再不愿意离开中原，五胡乱华大幕正式拉开。
（好像都和成都有关......）
五胡乱华的直接原因虽然是八王之乱，但其实有内部深层次的原因。首先，当时整个地球出于小冰期，寒冷让以畜牧业为生的北方草原民族难以为继，自然需要南下讨生活；其次，因为统一迅速腐化的晋朝士族丧失了战斗力，很难以抵御南下的少数民族大军；最后，此时汉民族对少数民族的压迫政策也确实令这些夷狄心怀报复，比如对汉人最凶残的羯族首领石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