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重远（1897—1943），辽宁开原县人。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在沈阳创办肇新窑业公司，曾任辽宁商会总会会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上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和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被选为常务理事。后又积极帮助邹韬奋编辑《生活》周刊。1936年主编《新生》周刊，因该刊发表《闲话皇帝》一文，提到日本天皇，曾被国民党政府判处徒刑一年又两个月。1934年，任新疆学院院长。1943年被军阀盛世才杀害。
1934年，孙季叔编注的《中国游记选》一书，在亚细亚书局出版。书中收录了杜重远的一篇游记《汕头与潮州》。这篇不到二千字的游记，却蕴含着大量珍贵史料，对于当前汕头小公园历史街区的修复活化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史料支撑。
游记开卷，开章明义，点出了汕头在全国以至世界的重要地位：“汕头为广东重要商埠，南通南洋，北达淞沪，商务发达，帆轮云集，由沪赴香港赴广州者必经之区，实南北交通之孔道也。”
杜重远是当时我国文化界的一位大咖级人物，他写的文章，显然是经过精慎调查的，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文章接着说：汕头“市中人口十七万许，商户八千余宗，多半营出入口事业。出口之大宗首推抽纱，年达五百余万圆；次为陶瓷，年达二三百万圆不等。抽纱纯女子的手细工，即棉纱或麻纱抽成种种之花纹，用以敷床或作物垫之用，欧美女士极爱用之，故有许多西商专作此种营业，运售于彼邦，汕头左近之妇女几乎人手一方，成为家庭中的重要生产事业。”“汕头每岁出口货约二千五百万圆，入口货约值六千万圆，此溢出之数，全赖华侨每岁汇款以补偿之。华侨汇款最多时每岁可入四千八百余万圆，近以南洋事业不振，华侨多无生机，故去岁汇款仅在三千三百万圆左右”。
此时，杜氏之笔锋自然关注到汕头的陶瓷生产基地。“陶瓷之产地为枫溪与高陂。枫溪距汕头约七十余里，交通有潮汕铁路。瓷质粗松，而耐火度不高，多系陶器，年产约在百万圆左右。高陂距汕头约二百二十里许，交通赖韩江之便，瓷质细密，耐火度甚高，最佳品可比江西之景德镇产品，年产约在二百万圆左右。两者重要之销场全在南洋，惜乎作法守旧，样式粗劣，近为倭邻大宗之机械品所压倒。”以上结论，杜氏源于实地调查。他说：“后赴枫溪考察瓷业，……至枫溪，详查瓷器制法，乃是几百年前之旧式，以牛蹄踏土，以老妇臼泥，惟辘轳昔用木制，今改洋灰，昔用手转，今改足登。制造之速，实远出于江西湖南工人之上，是即粤工心灵手巧处。但样式古老，不适于用，是则无人能为改弦更张者。至于窑长费火，种种消失，较诸以机械制造以科学管理者，更不可同日而语也。”紧接着，杜氏又赶往高陂。“由潮州改乘小火轮渡韩江，历二十小时而至高陂。此地为瓷业之中心，瓷店一百二十余家，瓷户二百余户，环绕于五六十里范围之内，工人三四万人，直接间接赖此以求食者不下四十万众。瓷业与地方关系之重要概可知矣！制法与枫溪同，特以瓷质优良，卖价较高，然近以南洋商业凋敞，外瓷充斥，价格日就低廉，益以瓷户素无积蓄，所需经费多贷自瓷店，而瓷店又转贷自外商，辗转盘剥，利息殊大，此亦瓷业不振之一大原因也。”字里行间，闪烁着作者对民族工业不振之担忧。
杜重远先生在游记中，还有不少文字谈及汕头、潮州的气候和风俗民情。“汕头气候虽较上海为热，然夏令多雨，且忽雨忽晴，阴云蔽日，凉风四起，并无溽暑之苦。汕头无论男女老幼，多短服，跣足，着木履，行声嗒嗒，颇有岛国风味。”
杜先生对汕头人心灵手巧、航游世界之习性印象深刻。他说：“粤胞心灵手巧，性坚忍，尤富于冒险，观于制造品之敏速及航游世界二事，可以证之。惟赌兴豪勃，到处表现，旅馆中牌声震耳，夜以继日，是则吾国各处旅馆特有之现象，固无论矣；漫游街中见有高悬牌匾，上书‘山铺票’及‘山铺新票’等字样。余初以山西票庄之意，乃详视室中，战士数人，或数十人，环聚一案，大赌特赌，毫无羞涩避忌之态，是又开一新眼界矣！”
游记作者还对帝国主义、军阀对我国人民之蹂躏极为愤恨，对国民之受压榨甚为担忧，忧国忧民之心深深地印入游记之中。“市中有中山公园，系民国十五年所建设。园中有假山真水，花坛竹木，布置极为雅洁，全园系半湖半陆，湖中小船荡漾，出设于假山之间，颇有小西湖之概。陆地设足球场，篮球场，手球场，及天桥木马等物，专供市民之需。惜乎市民无此清福，尽为穿灰服戴圆帽者所专用。”杜先生此感在乘潮汕铁路时更为深刻。他接着写道：“潮汕铁路纯为商办，内部虽不十分完备，然能准时开车，准时抵站，已属难得。车分头二三等。三等皆普通乘客，买票登车，毫无揩油；二等则买票者与不买票者参半，且多有以三等票乘二等车者，查票员检票时，亦不敢深予追问，盖恐其背后皆有枪阶级，动辄享以‘耳光’之答礼！头等多系灰色的朋友，手持长枪，足登革履，大声喧嚷，怒目横眉，一若非如此不足以表示出彼等之虎威也者。须有较高之长官同来时，则此辈方肯减格入坐于二等中。”游记绘声绘色地描述军阀大兵横行霸道、欺压人民的丑恶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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