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喜歡上了古玩。
那時，我在香港工作，深受香港古玩拍賣市場的影響，也試著在市場上買些瓷器、字畫，但心中沒底。
一次，在油麻地跳蚤市場，一位從內地移民到香港的所謂香港人，專買歐洲製造的舊機器零件，如齒輪、軸承什麼的。他看到我是內地來的，手裡拿著一個青花盤，就用挑釁的語氣說：“你們內地‘表叔’，來這兒盡撿些內地的碗碟破爛，我們香港人，是收藏人家發達國家的先進設備。”他的這番話，對我自尊心刺激很大。我當場反駁說：“先生，你撿的才是外國的垃圾，而我這是國寶!你知道‘中國’的英文怎麼說嗎?”他說：“你怎麼開口中國，閉口中國的，這裡還不是解放區的天。”我看話不投機，就走開了。
在香港時，節假日多，我經常光顧鑑真郵品拍賣公司。有一次，老闆拿出一枚貼有民國帆船郵票，蓋有“洪憲元年”郵戳的袁世凱“洪憲”年實寄封，該封是從新疆伊犁寄往北京的，非常珍貴。這枚郵票當月的拍賣目錄標底價五萬港元。這數字比我兩年的工資還多。老闆說，這枚實寄封是他在國內花五元人民幣買到的。中國旮旮旯旯到處都藏有寶貝，只要你懂，你有眼力，你有這個文物收藏意識，你用心去找……這位老闆的話給我很大啟發，大大激發了我收藏的慾望。我心想，自己居住在北京，搞收藏也實在是天時、地利、人和。
文物拍賣又是我在香港工作期間（從1986年到1990年）才接觸和知曉的。在港工作的四年裡，我在業餘時間喜歡接觸古玩行業。眼看著文物店出入的外國人在隨意買走中國文物，每年春秋兩季蘇富比、佳士德拍賣中國瓷器、字畫，每每遇到愛好祖國文物的朋友談及此事頓感痛心疾首。
當時國家文物管理非常嚴格，時有文物偷運出境犯罪判刑的消息。但我看到世界著名拍賣公司嘉士德、蘇富比一年春秋拍賣大都是來自中國大陸的文物。
我寫於1993年，發表在1994年2月24日《光明日報》上的文章《既要堵又要疏——關於文物市場管理的建議》中闡述了這樣的看法：“必須堵住文物流往海外的渠道，同時疏通文物之源，使文物在國內流通同樣必要，從某種意義上講，國內渠道暢通是堵住文物外流的必要措施和手段。”“市場經濟運行到今天，要讓一件有經濟價值的東西不流動、不進行商品交換是不可能的。事實上，我們從未開放文物市場，但我們的文物是年年往海外流。實際上是堵死了國內流通渠道，衝開了流往海外的口子。”“筆者認為，對於這股泉水既要堵，又要疏，只堵不疏，即使一時堵住了缺口，過一陣子還會決口氾濫的。”基於上述理論文中提了兩條具體建議：一是建立高級市場，即建立完善文物公開拍賣市場（發表時編者改為展買市場）；二是建立低級市場，即扶持“地攤”。讓普通百姓進入，買賣雙方進行公開、公正、公平交易。
文章發表後，立即在文物部門掀起了不小的爭論，支持和反對的意見都有。據說，文物部門一負責人找到《光明日報》，說：“祖宗也能拍賣？！”幸好自己不是業內人士，否則，不知會惹上多大麻煩。十年之後，我寫了《嘉德十年見證文物市場》(2003年7月23日《光明日報》)，算對十年前的爭議有個回應。
多年後，在徐展堂先生居住西總布衚衕的四合院裡，碰上曾任文物局負責人的一位老同志，當說起這事時，驚訝的說“是你寫的呀?你當時很年輕呀！我是支持文章觀點的。
嘉德、保利等內地拍賣公司的相繼成立與不斷成熟，不但為文物的“疏源堵流”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從國外迴流了不少國寶，僅前十年就回歸有宋徽宗《寫生珍禽圖》、宋米芾《研山銘》等，發掘民間奇珍如唐懷素《食魚帖》和隋人書《出師頌》等等。可以想象，若不是給了這些國寶級的文物登場的舞臺，它將會在哪裡出現？如今這些絕無僅有的重量級國寶大都入了國家博物館，這對保護祖國文化遺產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王金昌 ] 系今日頭條簽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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