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高層人物譜系中，瑞金時期（1931—1934年）的博古，被定格於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的副帥、總代理，一貫排斥、打擊正確路線代表毛澤東的“鐵面木偶”。在各色各樣的文藝作品中，此時的博古更是被刻意塗抹成思想僵化、言語僵硬、只會按照共產國際指令行事的人，成了被隨意譏諷、嘲笑的反面典型。
這實在是難以言說的悲哀。幸而有1933年10月28日出版的中共蘇區中央局機關刊物《鬥爭》第32期上的博古《答楊幼麟同志》一文，讓我們從中能夠或多或少看到他的另一面。
楊幼麟與楊幼麟來信
《答楊幼麟同志》一文，是時任中共中央總負責的博古，對楊幼麟來信的公開答覆，寫於1933年10月15日。正題之下有個副題：《關於轉變存在著革命形勢為勝利的大革命及對富農的策略問題》。這個副題反映了楊信中的兩個疑問，當然也概括了博古覆信的主要內容。在無法接觸楊信文本的情況下，它給我們的啟示是不言而喻的。
楊幼麟何許人？他怎麼會提筆給黨的最高領導寫信提出質疑？
楊幼麟的人生經歷跟博古的早期經歷有不少相似之處。楊幼麟出生於1899年，長博古8歲，湖南湘鄉人，又稱楊幼林，化名石夫。1925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比博古入黨早一個月。1927年秋被派赴蘇聯，入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軍事，比博古赴蘇入中山大學學習馬列主義，晚了一年。1929年夏回國，被派去湘鄂贛邊工作。雖比博古早一年回國，卻不似博古直分上海進入中樞工作。
從1929年9月起，楊幼麟先後當選中共湘鄂贛邊第二、三屆特委執行委員，並被推選為常委。1930年7月底，紅三軍團攻佔長沙後，一度成立湖南省蘇維埃政府，楊任省蘇維埃政府副主席、代理主席。1931年6月底，他擔任中共湘鄂贛省委委員、常委。同年9月，又擔任湘鄂贛省蘇維埃政府執行委員會委員，10月被推定為常委、軍事部長。1932年3、4月，他被指犯有右傾機會主義、官僚主義錯誤，接連被撤銷省委常委、省蘇維埃政府執委會常委及軍事部長職務。同年9月上旬，楊幼麟奉命和中共湘鄂贛省委前書記李宗白、紅十六軍政治部主任兼軍委書記鄧乾元等一道前往瑞金，向中共蘇區中央局（中共中央局）彙報湘鄂贛省委情況，並帶去省委第一次擴大會議以後的各種文件。到瑞金後，楊幼麟即因病而去閩西汀州福音醫院治療休養，沒有參加蘇區中央局召集的彙報會。此後，他是一直在養病，還是另行分配了工作，尚不得而知。在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後，他被留在了瑞金堅持游擊戰爭，不久被敵捕獲，英勇就義。
透過上述簡歷可知，楊幼麟是個有相當理論和思想水平的人，對於自己不理解或不同意的觀點，應能向領導機關、領導人提出質疑。因為對博古1933年春在紅軍學校作報告時，說到的“把革命形勢迅速地變成勝利的大革命”一段話不解，以及黨內一些同志關於對待富農的策略的解釋不一致，他產生了困惑，便給博古寫了這封信。
博古據實解釋
對於楊幼麟來信，博古甚為重視，因為“來信中所提的兩個問題極端重要，一個是關於我們目前基本的總的路線的問題，一個是關於對待富農的策略問題”。鑑於問題性質的嚴重，而且對後一個問題，“一些同志的解釋亦不一致”。但楊幼麟來信中並沒有告訴收信人，“一些同志是誰，而且解釋不一致是怎樣的不一致與差異在哪裡”。為正視聽，擴大教育面，他“覺得在黨報答覆”寫信者“更好一些”。這就是博古公開復信的原因。他的做法，完全符合黨規，符合黨內自由討論問題，通過討論增進共識、趨於一致的傳統。
公開信分兩部分，分別回答楊幼麟來信中提出的兩個問題。第一部分回答“革命形勢的存在與大革命是否有分別”的問題。在博古看來，楊幼麟來信中的提法“十分奇特”，“因為將存在著的革命形勢變成為勝利的大革命，這是共產國際與我們黨提在全黨面前戰鬥的總任務”。顯然，革命形勢與大革命是有分別的。那麼，楊幼麟來信中為何有這個提法呢？博古設問：也許楊對於這個總的路線有多少不同意？或者楊認為兩者是一個東西，因之將革命形勢轉變為勝利的大革命是一句無稽空談？而楊提出問題的動機，或許是針對他當年春天在紅軍學校的一段講話。博古是在工農紅軍學校第四期畢業生的黨團員大會上，所作政治報告的最後一段說到這段話的。這“最後一段”，以《擁護黨的布爾什維克的進攻路線》為題，發表在《鬥爭》第三期上。
博古在報告中說：“在中國正當著革命形勢已經存在著的時候……都在我們黨面前提出，開展各條戰線上的布爾什維克的進攻，來把革命形勢迅速地變成為勝利的大革命，來爭取工農民主專政在全中國的勝利及迅速地轉變到無產階級專政。這個總的進攻路線，包括著蘇區與非蘇區的黨用一切力量來奪取群眾、組織群眾、準備群眾、領導群眾，在政治和經濟的鬥爭中間，提高他們的革命的積極性和準備他們為著推翻帝國主義國民黨在中國的統治而鬥爭，為著全中國的蘇維埃形式之下的工農民主專政而鬥爭。”這些句子未免“歐化”了一些，但仍然清楚表明革命形勢與大革命是有分別的。
公開信坦言，“這種觀點並不是什麼新的發現，而僅僅是列寧與共產國際指示的一種複述”。接著，公開信引用了列寧的幾段話，反覆論證兩者的區別，並且指出，根據列寧的共產國際的立場，“我們黨明顯地提出，爭取中國的蘇維埃道路，反對殖民地的道路，這個問題，特別在最近關於粉碎五次‘圍剿’的決議中，提得明顯而尖銳”。至此，公開信認為楊幼麟“應該明明白白自己問一下：到底什麼叫作爭取獨立自由、領土完整的蘇維埃中國？難道這不就是把目前存在著的革命形勢變為勝利的大革命麼？”
公開信的第二部分說的是“米夫同志做的文章對富農的策略是准許他可以買賣租佃及僱用勞動，這與當前我們策略是否有不同的地方”的問題。博古以對照的手法，把米夫文章中的觀點，和中共的相關主張及做法一一對照，說明兩者對富農的策略並無二致。
米夫曾任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局書記，主管中國事務。他的那篇文章發表在《共產國際》1933年4月號上，題為《中國革命危機的新階段》。該文譯文則連載於《鬥爭》1933年第22期（8月15日）、第23期（8月22日）。涉及對富農的策略問題，公開信舉出下述幾處：
不迫切需要的地方，共產黨提議禁止屢次分配土地。這個新政策應當使土地分配成為固定的，使農民能更努力耕種他的土地。
中共中央局在8月3日的《查田運動決議》中著重指出：“除了個別例外的情形外，一般的不應該採取全盤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法，必須使已分配好的土地，在農民手中穩固起來。”八縣蘇維埃負責人員在查田運動大會上所作的結論亦著重指出：“查田的目標是查階級，而不是要分田。”
黨提議不能無區別地完全沒收富農的財產，只能沒收參加反蘇維埃活動的人們的財產，其他一切忠實分子可以自由在市場上交換他們的生產品。對此，博古公開信解釋說：“所謂無區別地完全沒收富農的財產，就是說消滅富農，這當然是很明顯的。”
中共在上述決議中指出：“必須把地主和富農分別清楚，在無情地消滅地主殘餘的鬥爭中，決不能允許任何消滅富農的企圖。當然我們應對富農竊取土地革命果實的企圖給以嚴厲的打擊，沒收他們多餘的農具與好的田地，分給他們以壞的勞動份地。”
黨新的指示指出，不應當禁止小康的農民購買與出租土地，及僱用工人。為要發展生產，必須允許出租，與購買土地，僱用工人。自然地方蘇維埃要監督這些行動，才不會使以前的封建關係和剝削復活。
公開信指出，關於土地的出租和買賣問題，“從第一次蘇維埃大會通過的出租法以後，我們沒任何新的限制與增加，因為那裡已經明白確切地指出：‘現在仍不禁止土地的出租與土地的買賣，蘇維埃政府同時應嚴禁富農的投機與地主買回原地。’”“關於僱用工人，那就更明白，黨和蘇維埃從沒有禁止過富農僱用工人。”
以上所列種種，足以證明米夫文章中對富農的策略，與中共對富農的策略是完全相同的。然而，博古還有更深遠的憂慮，這就是實際工作中對富農的過火政策，將損害與中農的聯盟問題。因為許多黨的地方工作人員，沒有深刻了解黨和蘇維埃最近的指示，所以在工作中犯了許多錯誤，包括把富農當地主打倒。對反動富農的判斷，未估計到他在反革命組織中的地位重要與否，以及他在革命以後是否遵守蘇維埃法律，而只看他在革命前參加反革命組織，就都當作反動富農沒收。對這類錯誤傾向，黨“正作著殘酷的鬥爭”，予以糾正。這既為中央局的查田運動第二次決議所明確，也“同時在黨報上更加通俗與詳細地解釋了這個問題”。博古想通過上述途徑引起全黨警覺，防止和糾正富農問題上的各種“左”傾錯誤，同時進一步消除楊幼麟他們在這一問題上的疑慮和困惑。
透過公開信我們能看到什麼
博古的這封公開信不過四千來字，卻能讓我們瞭解到不少與習以為常的說法不一樣的事情原委，看到博古難得一見的另一面。
博古在瑞金時期的理論、政見、做法，以至語言，的確受共產國際和蘇聯共產黨影響很深。但後者不是在所有問題上的主張都不對，給予中共的指導都錯了。僅就公開信涉及的兩個問題，尤其是對富農的策略，應當說沒有錯，跟毛澤東的主張亦無二致。
長期以來，批判博古、博古中央推行的“進攻路線”，即國際路線，其表現就是不顧客觀條件，一味強調“進攻”，否認必要的防禦、退卻，並視後者為“右傾機會主義”，加以批判斥責；其實質則是“左”傾冒險主義。於是，毛澤東及其擁護者常常成為“進攻路線”的靶子和受害者。
看了博古公開信所轉述的對“進攻路線”的解釋，才知道上述論說大謬不然。博古、博古中央推行“進攻路線”的本意，是提醒和要求全黨，要時刻注意“用一切力量來奪取群眾、組織群眾、準備群眾、領導群眾，在政治和經濟的鬥爭中間，提高他們的革命的積極性”，帶領他們去爭取革命的勝利。
過去總說博古有意排斥、打擊毛澤東，反對毛的正確主張，但事實並非如此。公開信裡的一個不經意的括注，就告訴我們一個勝於雄辯的事實：博古不僅不排斥毛澤東，而且極尊重毛澤東，把毛的署名文章視同黨的文件、黨的聲音。發表在《鬥爭》第24期上的《查田運動的初步總結》，是毛澤東的署名文章，但它的公開發表，顯然得到中共中央局的批准，因為其中涉及黨的土地革命策略（路線），涉及對查田形勢的估量，以及今後工作的安排等重大問題。把這篇文章和中央局《關於查田運動的第二次決議》等同看待，並且於同一時間在黨報上發表，以“更加通俗與詳細的解釋”對富農的策略問題，這足以說明事實的本相。中央既然讓毛主持查田工作，就給了他充分的發言權、主導權。他主持召開幾次查田運動大會，並作重要報告、結論，是一例；他起草的《怎樣分析農村階級》的文件，主持制定的《關於土地鬥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由中央以命令形式同時公佈，又是一例。
再說，和博古的這封公開信同期發表的，還有毛澤東的《查田運動的群眾工作》一文，而且毛文編排在博文之前。眾所周知，《鬥爭》是中共蘇區中央局的機關報、理論刊物，其政治性不言而喻。但博古、博古中央能讓毛澤東的署名文章不時以重點文章面目刊發於其上，這是有案可查的。假如博古、博古中央存心排斥、打擊毛澤東，是不可能做到這一點的。即使公開發表毛文，恐怕也是將它作為“反面教材”，加上重重的“編者按”處理。
博古其實是一個光明磊落、寬容大度、平等待人、虛懷若谷的正人君子。他既堅持原則，又勇於承認錯誤和不足，並予以改正。只是由於他太年輕（當時只有20多歲），缺乏對國情的深入瞭解，缺乏實際鬥爭經驗，又囿於高度自覺的組織、紀律的約束及政治責任的擔當，他才出現種種誤判誤行。
在公開信裡，博古不因楊幼麟來信的種種不當、不敬（如“用簡單的體會式疑問的方法”提出問題，又不“公開直接地說出”自己的意見；說博古文章裡的文句太“歐化”，讓人費解）而惱怒、怨恨。他依然平心靜氣地和對方進行同志式的討論，且不忘時時設想對方的看法，以擴展討論。在信的最後，博古還誠懇地對楊幼麟說：“對於這個回答，如果你覺得是不能滿意，那麼請你直接地說明你的意見，而不必再提出一些外交式的疑問，因為這樣，對於我們的討論要更好一點。”
這表明，博古還準備和楊幼麟作進一步的討論，直到他弄明白問題，消除心中的困惑為止。這就是博古———一個大寫的共產黨人的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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