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農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徵，是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下的革命武裝譜寫的一部氣壯山河的英雄史詩，是一次偉大的戰略轉移。這次戰略轉移的落腳點選擇在哪裡，新的革命根據地建立在哪裡，這關係到長征的成敗和中國革命前途的重大問題。然而，能不能建立新的根據地，並不完全取決於黨和紅軍的主觀意願，而要取決於敵我雙方力量上的較量。在長征途中，為了擺脫敵人，消滅敵人，保存自己，黨和紅軍不得不依據敵我情況的變化，隨時改變建立根據地的原定計劃，作出符合實際情況和有利於革命發展的新的抉擇，紅軍長征最後到達陝北，三大主力紅軍會師陝甘，並不是長征一開始就確定的，而是經歷了一個艱難曲折的抉擇過程。
一、退出中央根據地，到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師並創建新的根據地
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以失敗告終。1934年10月10日，中央紅軍退出根據地，開始了前所未有的戰略大轉移。起初中央紅軍計劃是從南線突破廣東軍閥陳濟棠的封鎖線，然後沿贛、粵、湘、桂邊境，到達湘西會合紅二、六軍團。然而，長征初始，掌管紅軍指揮權的博古和李德驚慌失措，犯了退卻中的逃跑主義錯誤，幾乎使紅軍陷入滅頂的邊緣。關於為什麼要退出中央根據地？當時的任務是什麼？轉移到哪裡去？這些基本任務和方向問題，掌權者始終秘而不宣，甚至連師一級幹部也不清楚。儘管對於廣大紅軍指戰員秘而不宣，但把“家”搬到湘西去的意圖，卻很快被蔣介石所識破。蔣介石調集了幾十萬大軍，在通往湘西的途中，設置了四道封鎖線。所幸這幾道封鎖線都被紅軍一一突破。11月底，紅軍突破了敵人最後一道封鎖線，渡過湘江，但是卻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湘江一戰，紅軍傷亡折損過半，由出發時的8萬多人，銳減到3萬多人。
為了配合中央紅軍的戰略轉移，紅二、六軍團在湘西發動了強大攻勢，連克永順、大庸、桑植、桃源、慈利等縣城，幷包圍了常德，威脅長沙、岳陽，聲威大振。中央紅軍突破湘江封鎖線後，沿大苗山脈北上，準備和紅二、六軍團會合。12月11日，中央紅軍佔領湘桂邊界的通道城。
此時，紅軍面臨的敵情異常嚴重，事實上到湘西的路已經被堵死。為了防止紅軍渡過湘江，蔣介石提前部署了在湘江以西區域“追剿”中央紅軍的計劃。被蔣介石委任為“追剿軍總司令”的湖南軍閥何健按“南昌行營”的電令，在中央紅軍通往湘西的必經之路，構築了四道碉堡線。當中央紅軍渡過湘江後，何健急忙調集湘軍及配屬湘軍的蔣系“中央軍”薛嶽所部共15個師的兵力，在通道城以北地區的武岡、綏寧、靖縣、會同、芷江、黔陽一帶佈防，進行堵截。與此同時，蔣介石又急令“中央軍”周渾元縱隊從鹹水跟蹤追擊，桂軍第7軍軍長廖磊率24師由界首向龍勝進擊，桂軍15軍軍長夏威，也率部趕赴龍勝、西延一帶。在各路敵軍中，唯有奉命在黔東佈防的黔軍較為薄弱。
根據以上情況，中央紅軍到湘西會合紅二、六軍團，尋求戰略轉移落腳點的打算已無法實現。但是，博古、李德卻不顧紅軍在湘西戰役中大量減員、極度疲勞和戰鬥力空前削弱的實際情況，依然堅持原定計劃，進軍湘西。李德在其《中國紀事》中曾提到這段經過：“在到達黎平之前，我們舉行了一次飛行會議，會上討論了以後的作戰方案。在談到原來的計劃時，我提請大家考慮：是否可以讓那些在平行路線上追擊我們的或向西面戰略要地急趕的周部和其他敵軍超過我們，我們自己在他們背後轉向北方，與二軍團建立聯繫。我們依靠二軍團的根據地，再加上賀龍和蕭克的部隊，就可以在廣闊的區域向敵人進攻，並在湘黔川三省的三角地帶創造一大批蘇區……。”對於毛澤東和其他與會者的態度，李德是這樣寫的：“毛澤東又粗暴地拒絕了這個建議，堅持繼續向西進軍，進入貴州內地。這次他不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還得到了當時就準備轉向‘中央三人小組’一邊的周恩來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議被通過了。他乘此機會以談話的方式第一次表達了他的想法，即應該放棄在長江以南同二軍團一起建立蘇區的意圖。”[1]
從李德的回憶中，我們大致能瞭解到當時發生的情況：如果按李德的決定行動，紅軍就要通過敵人的層層碉堡線，鑽進敵人事先設好的“口袋”，結果只能招致全軍覆沒。在危急關頭，毛澤東根據已經變化了的敵我情況，力主放棄去湘西會合紅二、六軍團的意圖，改向敵人兵力薄弱的貴州前進，爭取主動，使部隊得到必要的休整。毛澤東的這一正確主張，得到了軍委大部分同志的贊同，其中包括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於是紅軍自通道城改變了進軍方向，突然折向貴州黎平，從而使蔣介石在湘江以西消滅紅軍的計劃化為泡影。
二、中央政治局通過黎平、猴場會議，確定創建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根據地
1934年12月14日，紅軍佔領黎平縣城。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開會議，討論進軍方向問題。這次會議肯定了毛澤東關於向敵人兵力薄弱的貴州前進的正確主張，否定了博古、李德決定去湘西的錯誤意見，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在川黔邊建立新根據地的決議》。
根據《決議》精神，紅軍從黎平出發，以破竹之勢，長驅入黔，連克一大片縣城。12月底，紅軍直搗烏江邊上的猴場。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猴場召開會議，再次否決了去湘西的錯誤意見，決過烏江去。在《中央政治局關於渡江後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中，提出了紅軍渡過烏江後的行動方針，決定在川黔邊地區轉入反攻，和蔣介石的主力部隊作戰，粉碎敵人的“圍剿”，建立川黔邊新的蘇區根據地，“首先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然後向川南發展，是面前最中心的任務”。[2]
中央政治局作出建立川黔邊根據地的決定，在當時是正確的，而回過頭去會合紅二、六軍團的意見，則是錯誤的、不現實的。自從紅軍入黔後，蔣介石唯恐中央紅軍會走任弼時、肖克、王震率領紅六軍團繞道黔東北與賀龍領導的紅二軍團會合的老路，於是急令薛嶽率主力經會同、芷江一帶入黔，湘軍和黔軍各一部向黎平、錦屏尾追，防堵中央紅軍與紅二、六軍團的會合。與此同時，何健會同川鄂邊的徐源泉部（第10軍），也加緊了對紅二、六軍團的圍攻。因此，中央紅軍要回頭會合紅二、六軍團已無可能。如果中央紅軍進至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則北有紅四方面軍，東有紅二、六軍團，三角鼎力，相互呼應，協同動作，有利於紅軍的發展。貴州地區雖然在人力、物力以及對全國政治影響等方面有不利的一面，但也有建立根據地的有利條件。這裡偏僻多山，交通不便，距離敵人統治中心較遠，敵人勢力薄弱且派系很多，王家烈、侯之擔、猶國材、蔣在珍等大小軍閥割據一方，內部矛盾突出；這裡廣大群眾極為貧苦，有強烈的革命要求。因此，中央紅軍決定打過烏江，開闢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根據地，是切合實際的。
猴場會議後，中央紅軍分三路強渡烏江，1月7日解放黔北重鎮——遵義。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了博古、李德在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會議作出了《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進一步明確了紅軍長征的基本任務，就在於由內線作戰轉到外線作戰，“實行戰略上的退卻，以保持我們的主力紅軍的有生力量，在廣大無堡壘地區，尋求有利時機，轉入反攻，粉碎‘圍剿’，創造新蘇區，以保衛老蘇區”。決議還指出，“新的革命戰爭的勝利，將使我們中央紅軍在雲貴川三省廣大地區中創造出新的蘇區根據地，將使我們恢復老蘇區”。[3]遵義會議作出的決議，實際上是對黎平會議和猴場會議關於建立川黔邊根據地決定的繼續和發展。
三、北渡長江，轉入川西北，爭取四川赤化
中央紅軍在遵義地區前後休整了12天。時至1月中旬，敵情發生急劇變化，黨中央必須採取新的對策。當中央紅軍強渡烏江到達遵義地區時，蔣系“中央軍”周渾元、吳奇偉兩個縱隊共8個師，在紅軍的右後側跟追，直撲貴陽，而後出清鎮北上。湘軍劉建緒部共4個師進至黔東，沿烏江東岸佈防，川鄂邊徐源泉部進至酉陽、秀山與劉建緒聯防，防堵中央紅軍東進會合紅二、六軍團。四川軍閥劉湘，派川軍進入川黔邊界，阻止紅軍北上。蔣介石又命令滇軍龍雲派兵入黔，封鎖橫江。桂軍廖磊部計3個師，也進抵黔南的獨山、都勻。黔軍猶國材、柏輝章等部北渡烏江，直逼遵義。總之，蔣介石糾集了川、滇、湘、桂、黔各路軍閥，連同蔣系的“中央軍”，從四面八方向紅軍合圍而來。局勢相當嚴重，中央紅軍要在長江與烏江之間、迴旋餘地不大的黔北地區打破敵人的圍剿、站穩腳跟、建立新的根據地，事實上已經辦不到了。
面對敵情的急劇變化，黨中央和毛澤東不得不放棄在川黔邊建立根據地的打算，決計乘敵人合圍之前，從遵義地區移師北上，北渡長江，轉入川西北地區，以擺脫敵人的圍追堵截。
1月20日，紅軍總司令部發布了關於《渡江的作戰計劃》，提出：“我野戰軍目前基本方針，在由黔北地域經過川南，渡江後轉入新的地域，協同四方面軍由四川西北方面實行總的反攻，而以二、六軍團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動，來鉗制四川東南會剿之敵，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敵人新的圍攻，並爭取四川赤化。”[4]另外，這個渡江作戰計劃，也預見到在長江沿岸為川敵所阻，萬一不能渡江時，則實施另一方案，即“我野戰軍應暫留於上川南地域進行戰鬥，並準備渡過金沙江，從敘州（今宜賓）上游渡江。”[5]
1月22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軍委為紅軍主力入川電告紅四方面軍，指出已決定“我野戰軍轉入川西，擬從瀘州上游渡江。”[6]並指示紅四方面軍的行動方向。當時黨中央的意圖是，爭取在蔣介石的主力尚未完全入川時，在川西北地區轉入反攻，三路紅軍協同作戰，首先擊破川敵，爭取“四川赤化”。
四、從就地創建川滇黔邊根據地，到轉入川西建立根據地
遵義會議後，中央紅軍積極準備，打算從瀘州上游的宜賓附近北渡長江。蔣介石此時也預料到了紅軍可能渡江北上，於是急令川軍劉湘集中兵力在長江南岸堵擊。
由於劉湘深恐中央紅軍入川會合紅四方面軍，赤化全川，因而傾全力阻擊中央紅軍，採取了所謂“北守南攻”的兩面作戰方案。即對川北紅四方面軍採取守勢，對進入川南的中央紅軍採取攻勢。為阻止中央紅軍北渡長江，劉湘調集川軍12個旅計36個團的兵力分段封鎖長江，加緊部署長江防務。長江沿岸，實際上已被川軍嚴密封鎖。當紅軍由黔北進入川南時，各路敵軍也同時向川南奔集。
此時，中央紅軍按原定計劃渡江已不可能。如果渡江不能得手，中央紅軍勢必在長江邊上腹背受敵，後果不堪設想。為了保存紅軍的有生力量，在運動中擺脫敵人，待機破敵，黨中央和毛澤東當機立斷，決定暫緩執行渡江計劃，改為在川滇黔邊地區機動作戰。因此，紅軍各部乃由川南折向滇東北的扎西集結。
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在發佈的《告全體紅色戰士書》中指出：“過去黨中央與中革軍委為了要赤化全四川，同四方面軍取得更密切的聯繫與配合，曾經決定中央紅軍渡過長江向川北發展。所以，當時決計放棄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地區，向長江邊繼續前進，然而這一決定由於川滇軍閥集中全力利用長江天險在長江佈防，阻攔我們，更由於黨中央與中革軍委不願因為地區問題犧牲紅軍的有生力量，所以決計停止向川北發展，而最後決定在雲貴川三省地區中建立根據地。”[7]
為此，中央紅軍採取靈活機動的運動戰，四渡赤水，縱橫馳騁於雲貴川三省邊界地區，並取得了遵義戰役的重大勝利。中央紅軍在雲貴川機動作戰的過程中，雖然提出了建立雲貴川根據地的口號，但始終沒有放棄北渡長江，向北發展，轉入川西北的戰略意圖。由於遵義會議後，黨中央和毛澤東運用了高度巧妙的軍事指揮藝術，取得了戰爭的勝利，並調出了滇軍，從而造成雲南境內兵力空虛，使紅軍從金沙江上游渡江成為可能。
4月29日，中央紅軍向金沙江邊急進，並於5月初全部渡過金沙江，跳出了數十萬敵軍圍追堵截的圈子，然後從會理北上，通過彝族區，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翻越夾金山，於6月中旬在川西懋功地區與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
五、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後，決定繼續北上，建立川陝甘根據地
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在川西北會合後，總兵力達10萬多人。此時，中國革命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1935年5月，日本帝國主義藉口所謂中國破壞《塘沽協定》，向國民黨政府提出對華北統治權的無理要求，並從我國東北調集了大批日軍入關，直接威脅平津、威脅華北的安全，中華民族的危機更加嚴重，中日民族矛盾急劇上升為主要矛盾，抗日救亡成為中國社會的政治主題和全國各階層人士的共同要求。但是，國民黨蔣介石置民族危亡於不顧， 仍然頑固地堅持其“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一面調集優勢兵力繼續“圍剿”紅軍和鎮壓抗日救亡運動；一面對日妥協退讓。蔣介石的反共賣國政策，進一步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怒，停止內戰，一
致抗日的呼聲日益高漲。
黨中央和毛澤東根據全國政治形勢的變化和當時紅軍所處的戰略位置，力主北上，建立川陝甘根據地，以促進抗日民主運動的新高漲。根據這一決策，6月16日，黨中央致電紅四方面軍：“為著把蘇維埃運動之發展放在更鞏固更有力的基礎之上，今後我一、四兩方面軍總的方針應是佔領川、陝、甘三省， 建立定打三省蘇維埃政權，並於適當時期以一部組織遠征軍佔領新疆。”並強調：“目前計劃則兄方全部及我野戰軍主力，均宜在岷江以東，對於即將到來的敵人新的大舉進攻，給予堅決的打擊，向著岷、嘉兩江之間發展。至發展受限制時，則以陝、甘各一部為戰略機動地區。因此，堅決鞏固茂縣、北川、威州在我手中，並擊破胡宗南之南進，是這一計劃的樞紐。”[8]但是，紅四方面軍主要領導人張國燾，站在右傾機會主義立場，誇大向東向北發展的困難，卻提出西進青海或南下川康的主張。
6月26日，中共中央為統一戰略思想和紅四方面軍與中央紅軍的一致行動，在懋功以北的兩河口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上，張國燾仍然堅持其右傾機會主義觀點，主張依據懋功地區向川康發展，反對中央北上的方針。黨中央和毛澤東對張國燾進行了耐心的說服教育。經過爭論，會議於6月28日作出了《中央政治局關於目前戰略方針的決定》，提出了北上抗日的正確方針。《決定》指出：“在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我們的戰略方針是集中主力向北進攻，在運動戰中大量消滅敵人，首先取得甘肅南部，以創造川陝甘蘇區根據地，使中國蘇維埃運動放在更鞏固更廣大的基礎上，以爭取中國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國的勝利”。[9]
兩河口會議是一次重要的會議。它正確地分析了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後的全國政治形勢和川陝甘、川康邊的實際情況，適時地確定了兩軍共同北上抗日，創建川陝甘根據地的戰略方針。這不僅對中國革命和革命戰爭的發展具有重大指導意義，而且對於推動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開創中國革命的新局面，具有重大意義。但是，由於張國燾的干擾和破壞，黨中央北上川陝甘抗日的戰略計劃未能實現。
六、佔領以岷山為中心的洮河流域，向東發展，建立陝甘根據地
由於張國燾的拖延和阻撓，紅軍在懋功、毛兒蓋地區停留了兩個多月，錯過了乘敵之虛向北發展的大好時機。黨中央和毛澤東不得不把原定經松潘地區北上的路線，改為穿越自然條件極為惡劣的草地，北出巴西、班佑，佔領甘南之洮河、夏河一帶。
但是，張國燾此時又提出了一個“危險的退卻方針”：要紅軍西出阿壩，西渡黃河，深入青海、寧夏、新疆地區。於是中共中央於8月20日又在毛兒蓋召開會議，聽取了毛澤東的報告，會議作出了《關於目前戰略方針之補充決定》。《補充決定》指出：“在目前的具體的敵我情況之下，為實現六月二十八日關於目前戰略方針之基本決定，要求我們的主力迅速佔取以岷山為中心之洮河流域地區，並依據這個地區向東進攻，以便取得陝甘之廣大地區，為中國蘇維埃運動繼續發展之有力支柱與根據地。”並分析了實現這個戰略方針在政治、敵情、居民、給養等方面的有利條件，指出張國燾要紅軍西渡黃河“是不適宜的，是極不利的，是失去對自己力量及勝利信心的右傾機會主義。”[10]特別重要的是，《補充決定》提出了同活動於陝甘地區的紅25軍、26軍（即陝北紅軍）“取得配合協同動作及匯合”的問題。這是紅軍長征最後進入陝北的重要一步，已經接近去陝北，但尚未明確去陝北。
為了貫徹中央政治局的上述戰略方針，中央軍委制定了《夏（河）洮（河）戰役計劃》，決定紅一、四方面軍共同北上，佔領甘南之夏河、洮河流域廣大地區，在洮河以東建立以岷山為中心的陝甘根據地。
七、以游擊戰爭的方式，經甘東北、陝北，設法打通與共產國際的聯繫，在靠近中蘇邊界地區（寧夏）創建一塊根據地
1935年8月，黨中央率領右路軍，穿過茫茫水草地，到達班佑、巴西地區，準備繼續北上。此時，黨中央按照沙窩會議、毛爾蓋會議決定，命令張國燾率領左路軍東進，與右路軍靠攏，共同北上抗日。但是，張國燾攫取黨和紅軍最高領導權的圖謀被一再挫
敗後，開始鋌而走險，公開反對黨的北上抗日戰略方針，要求黨中央和右路軍隨其南下。黨中央為了動員他率領左路軍共同北上抗日，電報頻繁往來，苦口婆心，耐心說服教育。但是，張國燾卻置若罔聞，並妄圖以武力危害黨中央。根據這一情況，黨中央和毛澤東果斷率領右路軍中紅一、三軍團和軍委縱隊先行北上。9月12日，黨中央在俄界舉行了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出了《關於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定》。
由於張國燾分裂黨，分裂紅軍，北上紅軍僅有紅一方面軍的一、三軍團和軍委縱隊約8千人。因此，以現有的兵力完成《夏（河）洮（河）戰役計劃》，控制甘南，建立陝甘根據地，已無可能。黨中央和毛澤東不得不放棄原定計劃，另謀新的發展。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關於戰略行動方針的報告》，提出改變“川陝甘計劃”：“目前應經過游擊戰爭打到蘇聯邊界去，這個方針是目前的基本方針。過去中央曾反對這個方針，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應該在陝甘川創造蘇區。但現在不同了，現在只有一方面軍主力一、三軍團，所以應該明白指出這個問題，經過游擊戰爭，打通國際聯繫，得到國際的指示與幫助，整頓休養兵力，擴大隊伍。”毛澤東進一步指出：“我們可以首先在蘇聯邊界，創造一個根據地，來向東發展。”要實現這一方針，“陝北、甘東北是我們必經之地。”[11]
俄界會議提出經過陝北、甘東北，以游擊戰爭打通國際路線，到接近蘇聯的地區去，這是黨中央和毛澤東從現實出發作出的無奈選擇。因為張國燾分裂紅軍後，堅持北上的紅軍只有8千人，在川陝甘大範圍內建立根據地已不可能，面對蜂湧而來的追堵之敵，為保留革命的種子，只能選擇到中蘇邊界地區去，背靠蘇聯，求得發展。
八、最終決定落腳陝北，會合陝北紅軍，創建陝甘寧根據地
俄界會議決定將北上的紅一、三軍團和軍委縱隊改組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彭德懷為司令員，毛澤東任政治委員，林彪任副司令員，下轄三個縱隊。9月17日，陝甘支隊突破天險臘子口，然後翻越岷山，於9月20日佔領甘肅岷縣、西固間的哈達鋪，脫離了雪山草地地帶。這是紅軍長征的一個重大轉折點。紅軍在哈達鋪進行了休養和整編，並在當地郵政所獲得了一些國民黨發行的《大公報》、《山西日報》等報紙，黨中央和毛澤東從報紙上了解到紅25軍與陝北紅軍會合的消息，瞭解到陝北還有一支活躍的紅軍，於是提出了去陝北會合陝北紅軍的意見。肖鋒在其《長征日記》1935年9月22日記述：“方面軍在哈達鋪關帝廟召開了團以上幹部會議，毛澤東作政治報告。他說：‘……我們要抗日，首先要到陝北去，那裡有劉志丹的紅軍’。”[12]
9月26日，陝甘支隊佔領通渭縣的榜羅鎮。在榜羅鎮休息期間，黨中央從榜羅鎮的一所高級小學校得到了更多的報紙雜誌，從中進一步瞭解到陝北紅軍和根據地的情況。於是，黨中央在榜羅鎮舉行會議，分析研究了當前的形勢和陝北的軍事、政治、經濟狀況，認為陝甘支隊應迅速到陝北同陝北紅軍和紅25軍會合。會議決定改變俄界會議原定的戰略方針，作出了把紅軍長征落腳點放在陝北的最後抉擇。
很快，陝甘支隊在黨中央和毛澤東率領下繼續北上，連續突破西（安）蘭（州）大道封鎖線，翻越六盤山，於10月19日，勝利到達陝北根據地的吳起鎮，與陝北紅軍和先期到達陝北的紅25軍勝利會師。
紅軍長征，千折百回，終於找到了一個理想的合適的落腳點！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後，陝甘根據地迅速發展為陝甘寧根據地。1936年10月，紅二、四方面軍戰勝了張國燾右傾分裂主義和逃跑主義，勝利到達陝甘地區，三大紅軍主力會師會寧，最終完成了中國工農紅軍的戰略大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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