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都會議解除了毛澤東在紅軍中的領導職務。毛澤東請病假到後方休養4個月後，於1933年2月回到瑞金主持臨時中央政府工作，這算是名至實歸了。此前，臨時中央政府的工作一直由副主席項英實際主持。到1934年10月，紅一方面軍主力撤出中央蘇區止，毛澤東在一年多的時間裡主持臨時中央政府工作，是有職有權的。
1934年毛澤東在瑞金和戰士們的合影
普遍認為，1931年至1934年（其時因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駐紮瑞金，史稱“瑞金時期”），是毛澤東身處逆境的時期。此時他雖然擔任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卻是個有名無實的“加里寧式”（加里寧：俄國革命家，從十月革命到去世，一直是名義上的蘇聯國家元首）的角色。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說，叫做“他們把我這個木菩薩浸到糞坑裡，再拿出來，搞得臭得很。那時候，不但一個人也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我的任務是吃飯、睡覺和拉屎。還好，我的腦袋沒有被砍掉”。有著作對毛澤東的這段境遇則有如下總結：“從1931年贛南會議到1934年10月長征開始，整整三年內，毛澤東的處境是十分艱難的。儘管他出任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實際上一直身處逆境，遭受著接連不斷的批判和不公正對待……在不短的時間內，甚至被剝奪了工作的權利。”事情果真如此嗎？毛澤東那時的真實境遇到底是個什麼樣子呢？
毛澤東在瑞金時期受了幾次大的批判，但他並沒有因此靠邊站，仍有許多發揮其才華和作用的舞臺
毛澤東在贛南會議上受了不指名的批評，但在組織上並未受到任何處理。他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委員兼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總前委書記。一蘇大時，仍然代表蘇區中央局作政治報告，如期當選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按照赤色中國的軍事領導體制，他因此也擁有對紅軍軍事行動的決策指揮權）。1931年12月14日，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1.7萬人在寧都宣佈起義。此前，毛澤東以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身份，主持蘇區中央局會議，討論此事的前景與安排；又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身份，會見第二十六路軍內中共特別支部代表袁漢澄，詳細詢問兵暴的準備情況，並予以指示。此後，毛澤東以上述雙重身份，負責指導由寧都起義部隊改編的紅五軍團的建設工作。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革軍委）成立後，毛澤東擔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一職時斷時續，至1932年10月寧都會議後徹底失去這一職務。但他還有中革軍委委員的頭銜。紅軍攻打贛州失利，中革軍委從前方急電，請毛澤東暫停在瑞金東華山的休養，趕赴前線參加決策。毛澤東雖然事前曾極力反對攻打贛州，但他以大局為重，不計前嫌，為解贛州之圍出謀劃策，立下大功。贛州撤圍後，他以臨時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軍委委員的身份，率紅一、五軍團組成的中路軍（後改稱東路軍）行動，取得龍巖、漳州大捷。東路軍回師贛南兩個月後，毛澤東復以紅一方面軍總政委身份，和周恩來、朱德、王稼祥一起，指揮紅軍取得樂安、宜黃戰役的勝利。
寧都會議解除了毛澤東在紅軍中的領導職務。毛澤東請病假到後方休養4個月後，於1933年2月回到瑞金主持臨時中央政府工作，這算是名至實歸了。此前，臨時中央政府的工作一直由副主席項英實際主持。到1934年10月，紅一方面軍主力撤出中央蘇區止，毛澤東在一年多的時間裡主持臨時中央政府工作，是有職有權的。
毛澤東不僅主持了臨時中央政府的日常工作，領銜頒佈了臨時中央政府的各項法律法令與制度，而且主持、主導了中央蘇區一系列重大會議和中心工作。如武陽贈旗萬人大會、八縣區以上蘇維埃負責人查田運動大會、八縣貧農團代表大會、中央蘇區南部十七縣經濟建設大會、中央蘇區南部十八縣選舉運動大會，以及相應的查田運動、選舉運動、經濟建設運動等。在這些會上，他都作了主題報告或重要講話。二蘇大上（此時他在黨內職務已升至中央政治局委員），他更是獨領風騷，不單致了開幕辭，還用兩天時間作了長篇（4萬字）政府工作報告，又就代表討論報告的情況作了結論。大會閉幕時，他還致了閉幕辭。另外，會前，他在二蘇大閱兵典禮上講了話；會中，又由大會主席團推舉向大會作《關於緊急動員的報告》，向擴紅運動優勝單位授獎。這一切，使得毛澤東確立了他在黨內和工農群眾以至共產國際心目中的中國蘇維埃運動代表的地位。他的各種報告、講話、文章，赫然刊登在中共中央和臨時中央政府的機關報刊——《鬥爭》、《紅色中華》上，紅軍總政治部的《紅星報》也刊登他的文章，因此彰顯和宣傳了他的執政理念與主張。如：“我們是革命戰爭的領導者、組織者，我們又是群眾生活的領導者、組織者。組織革命戰爭，改良群眾生活，這是我們的兩大任務。”“要得到群眾的擁護嗎？……就得關心群眾的痛癢，就得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謀利益。”
由於毛澤東的呼籲和努力，政府工作在蘇區一切都要服從、服務於戰爭的大前提下，得到空前的突顯、提升和方方面面的高度重視。中央蘇區工作因而不斷形成了經濟建設、文化建設、反腐倡廉、查田、選舉及擴紅的一個個高潮，並且取得很大成績，為中共治國安民積累了豐富經驗，培養了大批骨幹和人才。
此外，毛澤東還以臨時中央政府主席身份代表中央政府，出席、指導多個群眾團體的成立大會，以及各種群眾集會和慶典活動；接受《紅色中華》記者採訪，發表重要政見。他還受命籌建培養政府幹部的蘇維埃大學，並擔任第一任校長。應邀到紅軍學校、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工農劇社等處演講，更是家常便飯。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看到，其時的毛澤東雖然常常在黨內挨批，但並沒有因此靠邊站，還是得到相當高的組織信任、群眾擁護，還是有廣闊的舞臺供他施展才華。他在蘇區的政權、經濟、文化、武裝等各項建設方面都有所建樹和貢獻。他的理論探索和實際工作，也得到了一定的尊重與肯定。
在革命工作上，毛澤東的一系列正確主張，並非孤掌難鳴
毛澤東在瑞金時期的一系列正確主張，並非孤掌難鳴。黨的其他高級幹部乃至“左”傾錯誤代表人物博古，也與毛澤東有不少相同見解。這也正是作為黨的集體智慧結晶的毛澤東思想，能在蘇區時期初步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黨內而言，毛澤東也罷，博古也罷，他們及各自代表的一部分人，終歸都是共產主義者。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理論信條，造成了他們合作共事的前提和基礎。因此，他們在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及相關政策策略上，必然有共同之處。毛澤東本人就說過：
“對於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時期中央的領導路線問題，應作兩方面的分析：一方面應指出那個時期中央領導機關所採取的政治策略、軍事策略和幹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錯誤的；另一方面，應當指出當時犯錯誤的同志在反對蔣介石、主張土地革命和紅軍鬥爭這些基本問題上面，和我們之間是沒有爭論的。即（使）在策略方面也要進行分析。例如在土地問題上，當時的錯誤是實行了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過左政策，但在沒收地主土地分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這一點上，則是和我們一致的。”
不妨拿毛澤東和博古在幾個問題上的言論作番比對，看看彼此間是不是一致或相近。
關於民族解放道路。毛澤東在二蘇大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蘇維埃應當成為全國民眾反帝鬥爭的組織者與領導者。蘇維埃政府只有用盡一切力量使民眾明瞭當前的危機與國民黨的罪惡，依靠於廣大民眾反帝國主義反國民黨的覺悟程度與組織力量的提高，才能順利地執行自己神聖的任務——以民族革命戰爭與革命的國內戰爭推翻帝國主義、國民黨在中國的統治。”博古在成為中共臨時中央總負責人三個月後撰文指出：“要救中國民族，要把中國民族從帝國主義的鐵蹄下解放出來，沒有別的希望和道路，只有人民自己的團結，自己的組織，武裝自己，推翻國民黨政治，建立自己的民眾政權，在自己的政權領導下，進行民族解放的革命戰爭。”這裡所說的“民眾政權”，博古已點明是蘇維埃政權。
關於革命戰爭的偉力所在。毛澤東指出：“革命戰爭是群眾的戰爭，只有動員群眾才能進行戰爭，只有依靠群眾才能進行戰爭。”博古強調：“蘇區勞苦群眾積極性的增高……一切願意犧牲為著革命戰爭的熱烈情緒是我們勝利的先決條件，而且是今後更偉大的勝利的出發點。”
關於查田運動的階級路線（即策略）。毛澤東指出：“查田運動的策略，是以工人為領導者，依靠貧農，聯合中農，去削弱富農，消滅地主。”博古認為：“查田運動中，目前最切要的是要執行中央局決議中所規定的明確的階級路線，我們要依靠僱農貧農，堅決地消滅地主階級，削弱富農，然而我們的火力決不能一絲一毫地侵犯中農——侵犯中農是不可寬恕的錯誤，我們要經過查田運動去更加鞏固與中農的聯盟，鞏固中農對無產階級的信任。”
關於經濟建設。毛澤東認為：“革命戰爭的激烈發展，要求我們動員群眾，立即開展經濟戰線上的運動。”“過去有些同志認為革命戰爭已經忙不了，哪裡還有閒工夫去做經濟建設工作，因此見到誰談經濟建設，就要罵為‘右傾’。他們認為在革命戰爭環境中沒有進行經濟建設的可能……這些意見是不對的。”“那種以為經濟建設已經是當前一切任務的中心，而忽視革命戰爭，離開革命戰爭去進行經濟建設，同樣是錯誤的觀點。”博古也認為：“為著保證戰爭的勝利，初步的必要的經濟建設，是絕對需要的。有些同志以為在內戰的環境中誰要提出經濟建設的任務等，那便是‘和平建設’，那便是機會主義。又有些同志以為經濟建設是今天我們全部工作的中心任務，它是高於一切的。我想這都不是布爾什維克地解決這個問題。”
關於經濟政策。毛澤東指出：“我們經濟政策的原則，是進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須的經濟方面的建設，集中力量供給戰爭，同時極力改良民眾的生活，鞏固工農在經濟方面的聯合，保證無產階級對於農民的領導，爭取國營經濟對私人經濟的領導，造成將來發展到社會主義的前提。”“我們對於私人經濟，只要不出於政府法律範圍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鼓勵。因為目前私人經濟的發展，是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所需要的。私人經濟，不待說，現時是佔著絕對的優勢，並且在相當長的期間內也必然還是優勢。”博古認為：“在目前階段上蘇維埃政權的一切設施與政策（經濟政策包括在內）應該從嚴格的估計蘇維埃政權的階級基礎出發，從蘇維埃政權的工農民主專政的階段實質出發，從鞏固無產階級與基本農民群眾在反對帝國主義土地革命中的革命聯盟及鞏固與加強在這個聯盟中的無產階級領導權出發。”因為蘇區在經濟上比較落後，沒有重要的工業中心，“所以過早的（實行）社會主義的辦法是更加不能容許與更加有害的。一切關於‘國家壟斷’、‘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創立’及‘消滅富農’，等等的空談，不僅是今天沒有能力完成的烏托邦，而且是極端危險的半托爾茨基主義的立三路線之重複”。在沒有任何可能來動搖資本主義的基礎，阻止資本主義的發展的情況下，“用不著害怕資本主義的發展”，問題是在發展蘇維埃經濟中間，要“有系統的限制資本主義剝削”，“利用蘇維埃政權所取得的經濟地位以造成非資本主義道路發展的前提和優勢”。
此外，在改善黨和蘇維埃的領導方式與工作方法，密切黨和蘇維埃同人民群眾的聯繫，在一切工作中實行群眾路線，以及反腐倡廉、艱苦奮鬥等反映工作作風和生活作風的問題上，毛澤東和博古及“博古們”，就更無二致。
以上事實表明，至少在革命工作上，毛澤東還不至於成為孤家寡人，也不至於無端成為同志、戰友攻擊的靶子。
毛澤東在瑞金時期的種種建樹，除了蘇區軍民的擁護外，也得到了中共中央和其他領導人的支持
在黨內，毛澤東是比較早地探索中國革命道路，並自覺運用於土地革命戰爭實踐，取得卓著成就的人。朱毛紅軍的成長壯大，中央革命根據地的蓬勃發展，尤其是三次反“圍剿”的接連勝利，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誕生創造了寶貴的時空條件。這一切，使得黨內高層以至於蘇聯共產黨和共產國際，都對毛澤東高看一眼，對毛澤東的某些失誤，以至犯上（對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的決議、指示或明或暗的抵制）行為，亦取寬容態度。總之，無論是中共中央，還是共產國際，都對毛澤東的建樹起了支持作用。而共產國際對毛澤東的賞識、支持，顯然離不開中共中央的介紹與舉薦。
早在1929年夏秋之際，紅四軍（即朱毛紅軍）領導層發生嚴重分歧，一度導致毛澤東“離職”。中共中央得悉後，於8月、9月兩次給紅四軍前委發去指示信（史稱“八月來信”和“九月來信”），肯定了毛澤東的建軍思想、建軍原則，要紅四軍前委恢復毛澤東和朱德在群眾中的威信。受中央委託處理此事的周恩來，還特別囑咐來上海彙報的陳毅，回去後要請毛澤東復職，並召開一次黨的會議，統一思想。現在，人們都知道毛澤東主持制定的古田會議決議，在建軍、建黨史上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卻少有人知道和提及古田會議決議的精神，已在“九月來信”中全然提及。
1930年冬的富田事變，恰恰發生在國民黨軍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一次“圍剿”之際。中共中央為此首先要求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江西省委上上下下立即停止對事變的爭論，無條件服從以毛澤東為首的總前委的統一領導。然後又作出《關於富田事變的決議》，肯定了總前委對富田事變的定性，又一次支持了毛澤東。事實表明，中共中央的如此處置是柄雙刃劍：一方面有利於維護毛澤東對紅軍的領導，以及他對反“圍剿”戰爭的指揮地位；另一方面又因此釀成了冤案和悲劇。
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派往中央蘇區的以任弼時為首的中央代表團，也在第二次反“圍剿”之際，全力支持了毛澤東，且促成了“以毛代項”為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事。
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前夕，蘇區中央局致電中共臨時中央，希望中央派一位政治局委員，最好是工人同志，來蘇區主持即將成立的臨時中央政府的工作。博古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鑑於毛澤東在蘇區的地位與威望，決定就由他出任中央政府主席，並電覆蘇區中央局。此前數月，中共中央通過的決議提出：“建立蘇維埃中央臨時政府與各蘇區政府來對抗國民政府，公佈與實施蘇維埃政府的一切法令”，為“蘇區最迫切的任務”。可見茲事體大。假如再聯繫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最初曾有由時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工人出身的向忠發出任中央政府主席的動議，或許就更有理由認為這是對毛澤東的信任與重用。
在1932年10月上旬舉行的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上，毛澤東受到任弼時等與會大多數人的批評，被解除對前方戰事的領導權，還要他回後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同年10月7日，中共中央在給蘇區中央局的電報（回覆任弼時等9月30日從瑞金髮出的電報）中，卻明確指出：
“至於與毛澤東同志的分歧，我們再重複一遍：請嘗試用同志式的態度爭取他贊成積極鬥爭的路線……不進行反對毛澤東的公開討論。現在我們反對將他從軍隊中召回，如果他服從黨的紀律的話。目前採取這一步驟，會給紅軍和政府造成嚴重的後果。”
一句“我們再重複一遍”，表明中共中央的這個態度不是隨機的、輕率的，而是一貫的、慎重的。
中共中央對毛澤東主持的各項具體工作，也給了足夠的支持和肯定。為糾正查田運動中出現的偏差，臨時中央政府於1933年10月10日，批准了毛澤東起草的《怎樣分析階級》的文件，並通過了他主持制定的《關於土地鬥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同時用命令形式予以公佈。命令要求各級政府按照這兩個文件的精神，對農村階級成分進行復查，凡搞錯了的應據本決定予以變更。為克服1933年春夏以來出現的蘇區經濟生活惡化的局面，中共中央決定對一些經濟政策作若干調整，同時要求臨時中央政府採取措施，加強對經濟工作的領導。這無疑為毛澤東放開手腳抓經濟建設，提供了上方寶劍。
對毛澤東的一些建議、意見，中共中央和相關領導人也吸納、採用了。如1934年4月，他要去中央蘇區南部的會昌視察，周恩來同意了。同年6月下旬，他建議紅七軍團可不南調，軍團長尋淮洲留瑞金待命，周恩來也接受了。長征前夕，毛澤東要去贛南省視察，得到了中共中央書記處的同意。他獲悉中央要把政治局委員分散到各軍團去隨軍行動，立即到中革軍委提了兩條意見：第一，在轉移時將他和張聞天、王稼祥安排在一起，不要分散到各軍團；第二，應帶一部分女同志去。事實表明，他的兩條意見都被接受、照辦了，儘管陳雲、劉少奇、凱豐等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還是按中央決定去了各個軍團。
可見，毛澤東在瑞金時期的種種建樹，並非孤軍奮戰的結果，除了蘇區軍民的擁護外，也得到了中共中央和其他領導人的支持。看不到這一點，只看到臨時中央和其他領導人對他的批判，難免作出錯誤判斷。
毛澤東在瑞金時期屢遭批判的原因
毛澤東在瑞金時期屢遭批判，有客觀原因，也有其自身原因。不宜把問題的癥結都歸於“路線鬥爭”，把所有的賬都算到犯“左”傾路線錯誤者頭上。
先說客觀原因。首先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及其派出機關）領導人所處位置不同，彼此關注的重點、對問題所持的立場，以及相應的對策、方法，難免不一致，甚至衝突。博古等中共中央領導人作為最高決策者，要統攬全局，更關心全國和國際方面的情況，考慮問題不能不更多地從全國一盤棋和履行國際主義義務出發。毛澤東作為革命武裝和革命根據地的創建者、領導人，他主要對地方上的軍政事務負責，更注重實際問題的解決。當然，他也不乏全局性的思考，但按照中共的領導體制，他畢竟還無須對全黨、全局負責。因此，在中共中央規定的各根據地和紅軍都須遵從的總體框架中，他的言論和行為往往因時因地發生變化。應當說他的某些機變機動確有道理，是正確的，不過要讓大家都跟上他的思維、他的經驗很難。
王明於1932年11月2日，從莫斯科寫給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信，就反映了這種情況。信中說道：
“關於進一步擴大蘇區的方向問題，現在在中國領導同志中間引起了尖銳的意見與分歧。以毛澤東為首的前委主張（以師為單位）所謂把我們的武裝力量分散在國民黨地區的計劃，等待敵人的進攻並在居民中進行群眾工作。而中共蘇區中央局的大部分委員把毛澤東的策略稱為防禦性戰略，擔心重犯去冬的錯誤，即紅軍失去良機，沒有利用業已取得的勝利，沒有展開廣泛的進攻，因此主張較為積極的進攻策略。”
第四次反“圍剿”期間，圍繞紅一方面軍如何行動，才能積極支援湘鄂西蘇區和鄂豫皖蘇區粉碎國民黨軍大規模“圍剿”的問題，蘇區中央局和中共臨時中央同在前方的毛澤東、周恩來等發生激烈爭論，更是具體地反映了這種情況。
其次是毛澤東和博古、“博古們”對待共產國際的指導、聯共（布）的經驗，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態度。由於中共成立之初便加入了共產國際，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中共就必須無條件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指導，中共的重大決策、高層人事變動，都要經共產國際批准才算數，才能實行。而尚處幼年階段的中共，無論是思想理論水平，還是革命實踐經驗，都很欠缺。況且在經費來源上，還時時須仰仗共產國際的接濟。這就決定了中共和共產國際間的微妙關係。博古、“博古們”出於對共產國際、聯共（布）的崇敬，以及組織紀律的約束，不免更多地把後者的話當做經典、信條及聖旨。而毛澤東則注重調查研究，對國情有深刻的獨到的見解，對於共產國際、聯共（布）的東西，不盲目崇拜，而是有選擇地吸收、運用。這樣，毛澤東和博古、“博古們”，便不免在如何貫徹執行共產國際指示上面，產生分歧與衝突。像眾所周知的怎樣對待共產國際的“進攻路線”、富農政策，以及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和“第三勢力”的鬥爭，“武裝保衛蘇聯”的號召等，在這些問題上，雙方就因多次發生爭論而不快。
值得指出的是，過去總是說和毛澤東“唱反調”、“過不去”的，是以博古為代表的犯“左”傾錯誤者。而事實卻是有時與毛澤東意見相左，以至互不相容的，不僅有博古、“博古們”，也有任弼時、周恩來、項英，以至朱德、彭德懷等。對他們，顯然不能以路線劃界，也不能以站隊論是非。還有就是他們雙方的爭論，基本上是同志式的，並沒有如後來的人所評論的那種敵對的、你死我活的味道。
再說其自身原因。毛澤東出身湘潭農家，飽受中國傳統文化的浸染，他的理論修養、行事風格，更多地體現出一種中國氣派、湖湘氣魄。艱難複雜的階級鬥爭，瞬息萬變的戰場形勢，多次以弱勝強、轉危為安的指揮經歷，與廣大軍民的親密相處、息息相通，使他的認識、經驗乃至性格，與其他領導人有諸多不同。他時常感到“眾人皆醉我獨醒”，即個別掌握了真理而形單影隻；又往往因為按捺不住心頭的怒火、怨氣，在黨的會議上拂袖而去，甚至以去職明志（這在別人看來，無異於威脅和要挾）。
他在紅四軍七大、八大時的表現是一例，在寧都會議上的表現又是一例。他深諳“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道理，對革命戰爭情有獨鍾，因而興趣集中在指揮作戰上，積累的經驗也偏重於戰爭。他和別的領導同志的分歧、衝突，也就經常地集中地反映在軍事路線、軍事指揮及紅軍行動方向等戰略戰術上。他眷戀前線而不願羈留後方。周恩來於1932年6月10日，從瑞金髮給中共中央的電報就生動地描述了這一奇景：
“毛澤東身體極弱，他仍留在高山地區工作，他失眠，胃口也不好。但他和部隊一起活動，在主持作戰行動時精力充沛，富有才華。（中共蘇區中央）局決定派他去前線策劃軍事行動，他也希望去前線。”
寧都會議上，毛澤東因為不願服從蘇區中央局讓他留在前方協助周恩來工作，遂執意請病假回後方休養。由此看來，所謂他“在不短的時間內，甚至被剝奪了工作的權利”一說，也就不盡然了。1962年1月，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講：
“不論黨內黨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說，都要實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問題敞開，讓群眾講話，哪怕是罵自己的話，也要讓人家講。罵的結果，無非是自己倒臺，不能做這項工作了，降到下級機關去做工作，或者調到別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麼不可以呢？一個人為什麼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為什麼只能做這個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調到別個地方去呢？”
倘若當年他有後來這樣的豁達，當不至於踽踽獨行，落落寡合。
毛澤東的個性，無疑要妨礙他和身邊的同志，尤其是和中央領導同志的交流與團結。對此，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後深有體會，他對妻子賀子珍感嘆地講：“辦什麼事都要有個大多數啊！”果然，從此“他更加沉著、練達，思想更加縝密、周到，特別是更善於團結人了”。
總而言之，毛澤東在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時的境遇，有順有逆，有喜有悲，甜酸苦辣鹹五味俱全。造成這種境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這恰恰折射出中國共產黨成長史上的必經歷程，不值得大驚小怪，更不值得刻意渲染。因為這樣做，不單不能準確反映、宣傳這段黨史，還要傷及許多已逝的革命前輩，即使對宣傳毛澤東本人，也不見得是好事。當革命不斷向前發展時，毛澤東更成熟、更偉大了，博古、“博古們”也更成熟、更偉大了。這就是真實的中共黨史。這就正如馬克思所說的：無產階級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也在不斷地改造主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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