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提及理想大學，很多人第一個想到的就是西南聯大。從老校友，到教育史家，再到變成全民參與的“歷史記憶”——八十年來，西南聯大並未隨著辰光遠逝而淡出人們視野，為什麼一所只存在了八年的大學會引起後人的無限景仰和念茲在茲？
這所大學承載了全民參與的“歷史記憶”
八十年，為何我們總是懷念西南聯大？
1937年11月1日，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私立南開大學在長沙組建成立國立長沙臨時大學，後由於長沙連遭日機轟炸，長沙臨時大學分三路西遷昆明，1938年4月，改稱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這是在抗日救亡的歷史背景下，中國知識分子對自己命運的一次選擇，不能待在淪陷區，
他們便選擇南遷。
於是，從1937年11月1日建立到1946年7月31日停止辦學——誕生的這座被稱為“炸彈下長大的中國大學”——西南聯大前後共存在了8年零11個月。
八十年來，西南聯大並未隨著辰光遠逝而淡出人們視野，反之，歷久彌新，其話語邊界早已越出教育範疇，成為社會話題。對西南聯大的追憶，從老校友，到教育史家，再到成為全民參與的“歷史記憶”
為什麼一所只存在了八年的大學會引起後人的無限景仰和念茲在茲？
“文化不可以亡”
這所在特殊時代背景下成立的大學，有著閃光的數字，有著一代代學人動人的故事。
1937年，正值中華民族命運岌岌可危的一個時間節點。西南聯大所從教和培養的一代學者，所處的正是國家飽受蹂躪、生死存亡的年代。
“七七事變”爆發時，著名的哲學家、歷史學家的任繼愈正在山東老家，看到報上公告說，北大、清華學生去長沙集合。任繼愈到了長沙，學校爆發了大爭辯：讀書還是殺敵？
莫言書生無膽量。在西南聯大的學生中，投筆從戎者甚多，“我以我血薦軒轅”也是每一個錚錚男兒應有的氣概。但是不是都要血染沙場，與敵死戰？讀書到底能不能救國？
著名的歷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錢穆最終為爭辯做了結論，殺敵是愛國，讀書也是愛國，為國家保留讀書種子，以上前線的精神來讀書。
於是，從北京、天津、長沙三地奔赴雲南昆明，國內的眾多知識分子為著拯救中華於危亡之時彙集於雲南，奮發要知識救國。
任繼愈就是步行入滇的一員。在步行入滇的途中，任繼愈深感中國民氣可用，每一個人都不甘當亡國奴。“小日本非把他打跑不可。那時候，我就感受到中華民族的文化是滲透在窮鄉僻壤裡，不只是上層。”正是通過這次旅途，任繼愈對民族苦難和人民堅韌產生了深刻理解與信心。
同樣來到昆明的國學大師陳寅恪，亦是認為“文化不可以亡”。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是清末“維新四公子”之一，一生志在振國，陳寅恪把父親迎到北平讓父親頤養天年，但“七七事變”爆發時，陳三立絕食、絕藥，誰勸也不行，五日氣閉。
文學評論家吳宓去悼念時，陳寅恪告訴他，父親的喪事還沒有辦，就已經接到日本憲兵司令部的邀請函，要他赴宴。為保全氣節，避免日本人的迫害，他決定離開北平，他認為“文化不可以亡”。
陳三立的死讓原本決定待在北平閉門讀書的吳宓醒悟，躲進小樓成一統是不行的，大時代下的生存，已經不是個人的事。初冬的北平，濃霧遮蔽古城，吳宓踏上了南行列車，登程之際他寫下詩句：“十載閒吟住故都，淒寒迷霧上征途。相攜紅袖非春意，滿座戎衣甚霸圖。”他想著不久後就將在遠方與眾多挽救中華的知識分子匯合，為共同的目標去奮發。
在步行去往雲南的途中，聞一多每每聲淚俱下。他自責，愧疚過往生活醉生夢死，是“假洋鬼子”，他大聲疾呼：同學們，去認識我們的祖國吧！
盧溝橋一聲槍響，日寇欲亡中華文明，其情洶洶，知識分子的人格得以重塑，學問不再是個人化事情，它與民族、大眾息息相關。
不唯書，不唯上的風氣
西南聯大的研究者不少，甚至越來越熱，逐漸成為一門顯學。研究西南聯大史與中國教育史，因為他們都受到西南聯大人精神的感染。
張曼菱198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1998年她返回故鄉雲南，專注西南聯大歷史文化研究，總共採訪過150多名西南聯大學生。其擔綱製作的歷史文獻片《西南聯大啟示錄》，留下了珍貴的歷史資料。
“他們一直把這段歷史深埋在心裡。當我敲開他們的門，告訴他們我要重寫這段往事時，他們那種渴望的眼神說明他們已經等待很久了，往往只問一個問題，他們一口氣談三四個小時。”張曼菱說。
張曼菱採訪任繼愈先生時，老先生感慨說這工程啟動得晚了幾年。
西南聯大真正達到畢業的只有2000人，前後招生8000多人，中間流失了很多。有些學生因為貧困失學，有些因為打仗失學。但自1938年至1946年整整八年，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培養出大批傑出人才，其中許多是蜚聲中外的一流科學家和人文學者，有諾獎獲得者、中科院院士(“學部委員”)、工程院院士以及“兩彈一星”功臣。
著名物理學家楊振寧在西南聯大的6年，對他一生產生了巨大影響。他在《讀書教學四十年》中回憶說:“我在聯大讀書的時候,尤其是後來兩年念研究院的時候，漸漸地能欣賞一些物理學家的研究風格……我在物理學裡的愛憎主要是在該大學度過的6年時間裡培養起來的。”
西南聯大的校風是“民主自由、嚴謹求實、活潑創新、團結實幹”。多元、民主、自由的學術氛圍得到充分發揮、釋放。在西南聯大，沒有學歷不要緊，有水平就行；沒有論文不要緊，有學問就行；沒有資歷不要緊，有特長就行；只要專心治學、有所建樹，都能在聯大有一席之地……思想的激烈碰撞濺起美麗的學術火花。
正是這種兼容幷蓄，西南聯大科學化、人性化的辦學理念，即教授治校、思想獨立、學術自由以及以探求真理為至高準則，不唯書、不唯上的風氣，才使使西南聯大為國家的教育科研做出了傑出貢獻。
原西南聯大經濟學系主任陳岱孫在西南聯大五十週年紀念文集中作序，他寫道：“我們聯大師生是否常有這種遺憾：西南聯大隻有八年（或者只有八年半……），可惜，聯大的實體已不復存在，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1938年8月，西南聯大多位教授在昆明合影，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陳岱孫、林徽因、金嶽霖、吳有訓
捨我其誰的家國情懷
西南聯大的學術自由最為後世稱道。而事實上，為爭取自由的學術氛圍，西南聯大也曾飽受困擾。
據1941年考取西南聯大的原中共鄂西特委書記馬識途所說：“當時在聯大的政治力量十分龐雜，有特務的力量，有云南的地方勢力，有張國燾的所謂非常委員會的特務勢力，有託派的勢力，還有鼓吹第三條道路的美國的隱秘活動。”
面對來自行政部門的政令，西南聯大或據理力爭，或公開抗議，堅決抵制政府部門將大學衙門化的企圖。
或許，這是我們在這個時代紀念西南聯大的重要原因。它是“中國現代大學辦學史上的奇蹟”，也代表了大學的真精神。
西南聯大誕生於抗戰烽火中，三所大學的師生穿越戰火，只為找一方能專心學術、實現理想的淨土。從北京、天津到長沙，再到昆明，他們不僅要經歷漫長的跋涉，還要躲避日軍的轟炸，在戰火中雖顛沛流離但仍保持信念，他們只為給中華文化賡續血脈，為中華民族振奮信心。
回到歷史現場，之所以能“身處逆境而正義必勝的信念永不動搖”，也是為了給當時的中國傳遞一種勝利在望的精神感染——作為當時社會的精英，他們扛起這個國家前進的信心。
與此同時，西南聯大堅持了教授治校原則，才使其成為培育大師的搖籃。正因為有著“內樹學術自由，外築民主堡壘”之美譽，因其思想自由、兼容幷包的恢弘氣象，大師雲集、人才輩出的空前盛況，如今成為人們心目中理想大學的典範。
80年過去，這種高校所負有的精神價值仍有必要重申。高校作為這個社會重要的思想與知識殿堂，從來都是社會前進的燈塔，西南聯大舍我其誰的家國情懷，亦是這個時代所有大學的典範。
當所有人都在談當今大學精神之時，我們今天的大學又該以怎樣的姿勢向西南聯大致意？
文|黃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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