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提及理想大学，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西南联大。从老校友，到教育史家，再到变成全民参与的“历史记忆”——八十年来，西南联大并未随着辰光远逝而淡出人们视野，为什么一所只存在了八年的大学会引起后人的无限景仰和念兹在兹？
这所大学承载了全民参与的“历史记忆”
八十年，为何我们总是怀念西南联大？
1937年11月1日，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建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后由于长沙连遭日机轰炸，长沙临时大学分三路西迁昆明，1938年4月，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这是在抗日救亡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对自己命运的一次选择，不能待在沦陷区，
他们便选择南迁。
于是，从1937年11月1日建立到1946年7月31日停止办学——诞生的这座被称为“炸弹下长大的中国大学”——西南联大前后共存在了8年零11个月。
八十年来，西南联大并未随着辰光远逝而淡出人们视野，反之，历久弥新，其话语边界早已越出教育范畴，成为社会话题。对西南联大的追忆，从老校友，到教育史家，再到成为全民参与的“历史记忆”
为什么一所只存在了八年的大学会引起后人的无限景仰和念兹在兹？
“文化不可以亡”
这所在特殊时代背景下成立的大学，有着闪光的数字，有着一代代学人动人的故事。
1937年，正值中华民族命运岌岌可危的一个时间节点。西南联大所从教和培养的一代学者，所处的正是国家饱受蹂躏、生死存亡的年代。
“七七事变”爆发时，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的任继愈正在山东老家，看到报上公告说，北大、清华学生去长沙集合。任继愈到了长沙，学校爆发了大争辩：读书还是杀敌？
莫言书生无胆量。在西南联大的学生中，投笔从戎者甚多，“我以我血荐轩辕”也是每一个铮铮男儿应有的气概。但是不是都要血染沙场，与敌死战？读书到底能不能救国？
著名的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钱穆最终为争辩做了结论，杀敌是爱国，读书也是爱国，为国家保留读书种子，以上前线的精神来读书。
于是，从北京、天津、长沙三地奔赴云南昆明，国内的众多知识分子为着拯救中华于危亡之时汇集于云南，奋发要知识救国。
任继愈就是步行入滇的一员。在步行入滇的途中，任继愈深感中国民气可用，每一个人都不甘当亡国奴。“小日本非把他打跑不可。那时候，我就感受到中华民族的文化是渗透在穷乡僻壤里，不只是上层。”正是通过这次旅途，任继愈对民族苦难和人民坚韧产生了深刻理解与信心。
同样来到昆明的国学大师陈寅恪，亦是认为“文化不可以亡”。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是清末“维新四公子”之一，一生志在振国，陈寅恪把父亲迎到北平让父亲颐养天年，但“七七事变”爆发时，陈三立绝食、绝药，谁劝也不行，五日气闭。
文学评论家吴宓去悼念时，陈寅恪告诉他，父亲的丧事还没有办，就已经接到日本宪兵司令部的邀请函，要他赴宴。为保全气节，避免日本人的迫害，他决定离开北平，他认为“文化不可以亡”。
陈三立的死让原本决定待在北平闭门读书的吴宓醒悟，躲进小楼成一统是不行的，大时代下的生存，已经不是个人的事。初冬的北平，浓雾遮蔽古城，吴宓踏上了南行列车，登程之际他写下诗句：“十载闲吟住故都，凄寒迷雾上征途。相携红袖非春意，满座戎衣甚霸图。”他想着不久后就将在远方与众多挽救中华的知识分子汇合，为共同的目标去奋发。
在步行去往云南的途中，闻一多每每声泪俱下。他自责，愧疚过往生活醉生梦死，是“假洋鬼子”，他大声疾呼：同学们，去认识我们的祖国吧！
卢沟桥一声枪响，日寇欲亡中华文明，其情汹汹，知识分子的人格得以重塑，学问不再是个人化事情，它与民族、大众息息相关。
不唯书，不唯上的风气
西南联大的研究者不少，甚至越来越热，逐渐成为一门显学。研究西南联大史与中国教育史，因为他们都受到西南联大人精神的感染。
张曼菱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98年她返回故乡云南，专注西南联大历史文化研究，总共采访过150多名西南联大学生。其担纲制作的历史文献片《西南联大启示录》，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他们一直把这段历史深埋在心里。当我敲开他们的门，告诉他们我要重写这段往事时，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说明他们已经等待很久了，往往只问一个问题，他们一口气谈三四个小时。”张曼菱说。
张曼菱采访任继愈先生时，老先生感慨说这工程启动得晚了几年。
西南联大真正达到毕业的只有2000人，前后招生8000多人，中间流失了很多。有些学生因为贫困失学，有些因为打仗失学。但自1938年至1946年整整八年，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培养出大批杰出人才，其中许多是蜚声中外的一流科学家和人文学者，有诺奖获得者、中科院院士(“学部委员”)、工程院院士以及“两弹一星”功臣。
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在西南联大的6年，对他一生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在《读书教学四十年》中回忆说:“我在联大读书的时候,尤其是后来两年念研究院的时候，渐渐地能欣赏一些物理学家的研究风格……我在物理学里的爱憎主要是在该大学度过的6年时间里培养起来的。”
西南联大的校风是“民主自由、严谨求实、活泼创新、团结实干”。多元、民主、自由的学术氛围得到充分发挥、释放。在西南联大，没有学历不要紧，有水平就行；没有论文不要紧，有学问就行；没有资历不要紧，有特长就行；只要专心治学、有所建树，都能在联大有一席之地……思想的激烈碰撞溅起美丽的学术火花。
正是这种兼容并蓄，西南联大科学化、人性化的办学理念，即教授治校、思想独立、学术自由以及以探求真理为至高准则，不唯书、不唯上的风气，才使使西南联大为国家的教育科研做出了杰出贡献。
原西南联大经济学系主任陈岱孙在西南联大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中作序，他写道：“我们联大师生是否常有这种遗憾：西南联大只有八年（或者只有八年半……），可惜，联大的实体已不复存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938年8月，西南联大多位教授在昆明合影，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陈岱孙、林徽因、金岳霖、吴有训
舍我其谁的家国情怀
西南联大的学术自由最为后世称道。而事实上，为争取自由的学术氛围，西南联大也曾饱受困扰。
据1941年考取西南联大的原中共鄂西特委书记马识途所说：“当时在联大的政治力量十分庞杂，有特务的力量，有云南的地方势力，有张国焘的所谓非常委员会的特务势力，有托派的势力，还有鼓吹第三条道路的美国的隐秘活动。”
面对来自行政部门的政令，西南联大或据理力争，或公开抗议，坚决抵制政府部门将大学衙门化的企图。
或许，这是我们在这个时代纪念西南联大的重要原因。它是“中国现代大学办学史上的奇迹”，也代表了大学的真精神。
西南联大诞生于抗战烽火中，三所大学的师生穿越战火，只为找一方能专心学术、实现理想的净土。从北京、天津到长沙，再到昆明，他们不仅要经历漫长的跋涉，还要躲避日军的轰炸，在战火中虽颠沛流离但仍保持信念，他们只为给中华文化赓续血脉，为中华民族振奋信心。
回到历史现场，之所以能“身处逆境而正义必胜的信念永不动摇”，也是为了给当时的中国传递一种胜利在望的精神感染——作为当时社会的精英，他们扛起这个国家前进的信心。
与此同时，西南联大坚持了教授治校原则，才使其成为培育大师的摇篮。正因为有着“内树学术自由，外筑民主堡垒”之美誉，因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恢弘气象，大师云集、人才辈出的空前盛况，如今成为人们心目中理想大学的典范。
80年过去，这种高校所负有的精神价值仍有必要重申。高校作为这个社会重要的思想与知识殿堂，从来都是社会前进的灯塔，西南联大舍我其谁的家国情怀，亦是这个时代所有大学的典范。
当所有人都在谈当今大学精神之时，我们今天的大学又该以怎样的姿势向西南联大致意？
文|黄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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