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在东北嘎啦
题主很克制，很谨慎，知识分子的前面，加上个“古代”二字。实际上，鲁迅笔锋所指的是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当然也包括他所处的那个时代。鲁迅提到的奴性所指，惊人的麻木，没有底线的妥协，奴才的行径和犬儒的悲哀。他在《而已集·》中写道：蜜蜂的刺，一用即丧失了它自己的生命；犬儒的刺，一用则苟延了他自己的生命。他曾把一些帮闲文人称作”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他还说，凡知识分子，性质不好的居多，尤其是所谓文学家，左翼兴盛的时候，以为这是时髦，立刻左倾，待到压迫来了，他受不住，又即刻变化，甚至出卖朋友。
实际上，古代中国知识分子为权力打工，有其深层的社会和经济背景，但鲁迅是一个眼里不揉任何沙子的人。
老实说，我并不喜欢鲁迅，从小学到大学，读了太多，他的文章，总觉得他很小气，见一个骂一个，得谁跟谁叫板，所谓“睚眦必报“事实上，他在文史方面的成就，一直都受到质疑。然而，在抨击和谴责中国知识分子”奴性“这件事情上，我认为，古往今来，他是最有资格的人。
鲁迅不是李白，也不是陶渊明
奴性的对面是骨性是骨气。鲁迅有骨气，这谁都知道。李白也有，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但他太爱酒，太喜欢享受。陶渊明似乎也是这样的人，挂冠而去南山下，不为五斗米折腰，但气节有了，硬度却不够。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然而这不是鲁迅的风格。
鲁迅是一个英勇的知识分子，活在那样一个时时有生命之忧的时代，感觉人只影单，却仍然横眉冷对。借博尔赫斯的话，“就像是一只愤怒的投枪，飞舞在空中，寻找目标，一心只想伤人，“我一直很疑惑，是什么样的力量在背后支撑着他，几乎是在与一整个社会体系为敌。后来我发现，其实那种力量就是一种强大的道德优势，鲁迅并不孤独，他相信自己身后隐隐站着芸芸众生，好像在说，我们这边的人比你们那边的人还多，这让他得以援引一个大千世界和人类全体，乃至于一整个时代，来对抗最多是当下国家占有者，集体服从者这些人，俯首甘为孺子牛。时间与他是最坚定的盟友，时间会带来源源不绝的援军，在某种生存的意义下，只要hold住就会获胜，甚至，历史还会给当下现实，更早一步作出判决，也许此时此刻已提前确认了它的价值和他对”奴性“批判的资格。
下面引述一段，与鲁迅同时代的郭沫若写下的字句：
我向你高呼万岁斯大林元帅，你是全人类的解放者，今天是你的 70 寿辰，我向你高呼万岁 …………
原子弹的威力在你面前只是儿戏，细菌战的威协在你面前只是梦呓，你的光暖使南北两冰洋化为暖流，你的润泽使撒哈拉沙漠化为沃土 …………
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 “ 力量崇拜 ” 。这当然也是一种奴性。可见，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的这种奴性，从古至今，从未断绝。
行者私享
身为知识界领袖的鲁迅，却一生都瞧不起知识分子同类。
因为在他看来，中国自古以来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是奴才式的群像，中国知识分子史，就是三千年奴才史。这些人，张口闭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世道人心”、“精神独立”，实质终其身都依附、寄生于权力之上，倡优类蓄，不过就是权贵们豢养的衣着光鲜的飞鹰走狗，并不见得有多少光彩，多少清白。
也许，在他看来，就双方关系而言， 这是一种制度性癌症互染联盟。权力者利用这些人以“文”的方式维护利益；而读书人或主动献媚或被动屈从，成为帮闲或者帮忙；偶有特立独行者，也必然被高压钳制，如司马迁的受宫刑、高启的被腰斩，都是经典案例。所以，在鲁迅看来，现今那些其实连《论语》逗号都搞错的“国学家”们所鼓吹的中国文化，是一种知识太监化的文化传统；而自命清高的读书人，几乎就是一个深入骨髓的软骨病患者群。
就我个人观察而言，我从来没有觉得鲁迅的这个论断是危言耸听的。甚至可以说，中国知识分子的奴性问题，并不是一个已经远去的民族文化的问题，而是具体的现实中国的问题，因为中国的事情往往都是各种东西集聚在一个时空里，造就这些奴才的制度上的专制主义弊端，并没有随着溥仪被赶出紫禁城而烟消云散。
关于中国知识分子奴才化制度因素的讨论，过去杨师群先生已有很好的见解，我参照他的意见做几点总结。
1，秦汉以后儒家纲常礼教下奴化的教育模式
若论知识分子奴性思维和人格的成因，他们所接受的教育模式是第一位的。读书人基本上会因读什么而成为什么。
中国历代王朝，都可说是集权与极权兼备的王朝。要长期维持这种体制，对国民特别是读书人的思想控制是第一位的。任何权力必然首先是话语权力。
儒家文化自秦汉以后，独尊海内，被权力者巧用为思想控制，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洗脑的首要工具。所以需要它，因为它的“忠君”、等级、服从等思想实有奴化意识在里头，帝王神圣化、偶像崇拜化，天下是非定于一。
在这种教育模式下，读书人受教育，不是被教导为做一个独立不倚的思想者，而是只指望为权贵所赏识，“暮登天子堂”，甘为狗马臣仆；而所以要“独尊”，不过就是马基雅维利所说的，把别家的思想粉碎，然后把这些思想按照我要的意思重新组装起来，是为技术，是为权术。
2，国家机器沦为可以随意镇压“妄论”的私家工具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清人龚自珍的这句诗，可说道尽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所有“忧谗畏饥”的惶恐。
中国历史上，大量知识分子的言论生产被权力者所掌控的国家机器宣告为“异端邪说”，“妄言妄论”，文字狱横行，自由言说的权利被视为无物，时刻逼读书人为奴，其目的就是要求这些言论制造的读书人对权力要无限忠诚，所谓国家，不过就是某人之私家公堂；
在这样的制度文化中，读书人的“独立思想”理所当然被视为洪水猛兽，各种最高等级的罪名也是层出不穷。远的不谈，中国入宋即有所谓“通虏”罪名，清初又出现所谓“通海”；民国前先是说“康党”，后是说“革党”，民二以后是说“乱党”；再晚就是“不予显示”，乃至后来的“反革命”、“攻击”、“抹黑”，“汉奸”、“美狗”、“带路党”………名目实在纷繁，多到不可胜说的境地。
3，家长型王权统治的制度文化时刻“异化”知识分子的独立性
过去萨孟武就直说，“中国之制即为王权之制”，君臣父子，百家争宠，完全是一个家长型的统治格局。
在这种权归中心、利归中心，甚至命归中心的王朝文化中，每一个知识分子诞生的第一天，都是宫廷、王朝权力的奴婢、倡优及御用走狗。读书人立身出处的核心，就是为权力者出谋划策，屈势媚世，每一个个体都不允许有自己的个性，在这样的制度文化中往往被异化为听话的奴才，甚至是残暴的野兽。
中国读书人，属于权力寄生阶层，本身也不存在可以维系自身独立、抗衡权力的价值体系与现实力量，所以即便在种种道与权、理与势的冲突中，有些份子敢冒不韪，偶起争端，也总会毫无悬念的被戕杀。
而明清以来，中国的专制手段更加隐秘恢诡，反自由、反权力、反言论、反人权的倾向只有强化没有衰退，作为众矢之的、也作为民族精英的知识分子，惟有堕落为国家权力的奴才，才可能明哲保身，甚或名利双收。
4，王朝垄断一切生存资源的经济体制，迫使知识分子无路可逃
鲁迅说，人总要先有饭吃，能温饱，才能有力气谈发展，谈骨气，谈尊严，谈知识分子人格。
而历代的中国读书人，在王有制经济制度形态主导下，所有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是王权所控制，所施予的，“不为五斗米折腰”，是因为回家还有米，假设全家都嗷嗷待哺垂死挣扎，还管什么“腰”不腰的呢。连深山出家做和尚、做尼姑、做道士都得迫使你还俗，对不起，率土之滨，不允许你讲人格。
也就是说，历代中国读书人，根本无法站立权力集团之外，维持一种独立的生活方式和独立的人格操守。即便是今日，中国的读书人还可以挺起汇仁肾宝补养下的脊梁，做到自给自足吗？
2018，7，18，晚闲敲
刘愚愚
我是赞成鲁迅的话法。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身上具有奴性思维。
中国古话说，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
你看，十年寒窗苦，就为了上龙庭给皇帝老子磕头去。
近现代知识分子有没有奴性思维？
同样有。
做权利的奴才，做金钱的奴才。
大多数人是难以幸免的。
实际情况可能是书读的越多，对钱与权越敬畏。
不自觉的就想匍匐。
美国记者/节目主持人/艺人敢骂特朗普。可是，这些家伙敢骂老板吗？
这样看来，便是西方的知识分子对资本那是本能的敬畏。
同样不自觉的就想匍匐。
骨子里的奴性也是有的！
恬然滋味
反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都没有奴性思想。历史上不畏强权，勇于说真话的人数不胜数，即便是死于非命也在所不惜。
在中国的文化中松、梅、兰、竹为知识分子所喜爱，为什么会喜爱？是因为它们不屈！因为志向！ 勿庸讳言，历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都不佳，知识分子被压制行为暂时屈服可能不少，但其绝不是像太监、家奴那样奴性十足！阿谀奉承之辈绝不是知识分子！
士，不可不弘毅，虽九死也无悔，士是区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标准，所谓国士无双，并不是有念过几本书，考上举人进士的都叫知识分子。
俗话说，男子大丈夫能屈能伸，识时物者为俊杰。只要内心坚贞不屈，外表的示弱是可以的，这也是保护自己的一个手段，总不能叫别人都杀了。 古代有三纲五常，君君，臣臣，大家要谨守份际。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被后人立碑缅怀赞颂的有很多，很多人都永享当地香火。
我中华之士是有气节的，从来都不屑于与阿谀奉承者为伍。 那些读书人把自己的气节扔到人家裤裆下面那是一种耻辱。
中国人讲阴阳平衡，但偏重于阳，阳盛则阴消，阴阳相融则泰，若是阴太盛则必剥复生阳矣。
可爱花生米
鲁迅先生这种一棍子全部打死的愤青想法，我是不赞同的。
先生的拍案怒骂，主要还是因为1881年出生他，在经历了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维新变法、庚子国变、清末新政、预备立宪、辛亥革命等每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后，依旧看不到国家和民族实现独立、富强。
尤其是晚清时代，看到分别以李鸿章和翁同龢为首的两大文官集团，不能挽救国家和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居然还陷入党争的传统老路；辛亥革命以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而某些文人也是在军阀之间左右逢源，谋求利益。
他老人家认为这种奴性是刻在文人们的骨子里，历经千年传下来的，所以才会骂了这么一句。
确实有那么些文人，因为对权力的热衷，对利益的渴望，而屈膝在权贵前摇尾乞怜！
所谓的说圣人言、听圣人话，说什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欺骗世人的。
这些人一旦掌握了国家公器，立马就把在圣人像前立下的誓言忘得一干二净。
他们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指责他人徇私，却看不见自己的无耻；只顾自己的享乐，不顾百姓的死活，哪里还有半点孔圣子弟的影子！
正因为清末那些掌权的文人们，无法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更不能带着国家和民族走出痛苦的深渊，但摧眉折腰、搜刮民财、作威作福却能无师自通，这让忧国忧民的鲁迅先生如何受得了。
但他的这一句奴性骂得痛快，却把中国几千年的知识分子都带上了，我认为这是不公。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并不全都有奴性思维，相反有些文人的浩然正气能令天地变色！
先秦时期的百花齐放、秦汉文人的允文允武；
魏晋风流的寄情山水、隋唐两朝的煞爽豪迈；
两宋时代的共治天下、元明时期的无畏权贵。
老子、孔丘、墨子、荀子、司马迁、张骞、苏武、严子陵、班超、嵇康、阮籍、陶渊明、崔信明、王绩、李白、颜真卿、林逋、范仲淹、陆秀夫、文天祥、王冕、张昶、蔡子英、方孝孺、于谦、王阳明、海瑞、杨涟、李贽、张煌言、金声、黄道周、夏完淳……三千年的文人风骨，传扬思想者、不事权贵者、不求苟活者，数不胜数！
然而，满清入关后大兴文字狱，折断了文人的双膝，斩断了文人的脊梁，从此天地间再也不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豪迈！
所以，鲁迅先生怒骂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奴性，要带上所有的古代文人，我是不赞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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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东汪郎
中国知识分子的奴性与封建王权专制程度是相关的。
夏商周三代，中国的经济制度是奴隶制，政治制度是贵族民主制。周人建筑的城市里居住着国人，这是比起城外的野人的政治地位要高很多的群体，因为他们有资格当兵。即使贵如周王，也要实行民主论政，而不能够专制独裁，不然就会激起民愤。“国人暴动”发生的原因即是周厉王违反了民主制原则，实行了专卖制度，并且禁止评论国政，使得国人道路以目，最终忍无可忍，放逐了这位试行独裁的君主。
有了周厉王的前车之鉴，之后的诸夏各国君主很少再有独裁专政。晋文公时有介之推抱木而死，魏文侯时有礼贤下士，秦孝公时有求贤六国。孟子论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即为中国传统士大夫之精神，何来奴性的说法？
坐而论道，是国君与士大夫的相处之法，士大夫还有相对独立的人格和精神追求，所谓的君子之德，要求士大夫不仅要能在庙堂之上运筹帷幄，更要能在江湖之远教化众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士大夫的精神可不仅仅是“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更多的是成为社会浩然正气的脊梁。
有了这样的士大夫风骨，所以先秦时期，以及两汉魏晋时期，中国的士大夫阶层的精神领域异常丰富多彩，给后世留下了不朽的创作和思想。很多士大夫出于对曹氏、司马氏篡权的不满，认为不合天道，效仿起“ 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做起了隐士，以致于曹丕做《大墙上蒿行》，以人生匆匆百年，隐居为何？劝说这些隐士要出山辅弼王室，并且以高官厚禄诱惑他们。到了司马氏时期，比曹氏更进一步，对那些聚众非议司马氏的，比如嵇康等人，都给捉来——杀了。虽然士大夫精神里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视死如归，然而为政者光明正大的地杀士大夫，却是开了思想专政、文化控制的滥觞。
此后的君权越来越走向了专制，尤其是汉代以来的“君权神授”，给了世俗王权披上了神权的外衣，增强了王权的合法性，此后纷纷为历代所效仿。所有的开国帝王的传记里，无一例外都是出生时祥瑞满天，自然是带着天命来世间当真龙天子的。既然王权是“奉天承运”的，那么胆敢反抗王权的必然是与天作对，自然人人可诛之。为了增强王权的超然地位，君权不断被加强，士大夫的权利空间越来越被压缩。体现在形式上，是宋朝时的官员，已经没有了座位，只能站着跟皇帝汇报工作；到了清朝，站着也不能够了，要跪着。
君主封建专制制度，从秦朝一路走来，到了清朝，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满朝文武已完全异化成了帝王家的奴仆。鲁迅所说的“古代知识分子的奴性思维”，说的即是这样的情况。在明代还有很多士大夫敢于当朝斥责皇帝的过失，大礼仪之争满朝文武为之一空。到了清朝，连做诗“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都要被问罪。《四库全书》里所有关于“胡”、“虏”字样全都被更改——所以有说法称《四库全书》是在毁书，一个王朝的不自信到了这种地步，何来文化自信，何来士大夫精神？
然而，毕竟还是有乡绅，在民间勉力传承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依靠着宗祠、乡约等传承着中国人朴素的价值观，这才有民国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的复苏——其实不叫复苏，而是在300年压抑之后的发展。
鲁迅活跃的时期，正当民国对满清300年奴化思想反攻倒算，鲁迅做的政论杂文，讽刺时政，针砭时弊——不可避免要借古喻今，他所说的“奴性思维”，正是讽刺那些有形的辫子虽然剪了，无形的辫子深入骨髓的那些人。
鲁迅对三国两晋的知识分子还是比较尊重的，他认为那时的人们虽然清谈，但是文人独立的风骨尚在，扪虱而谈，摇扇退军，穷途而哭，刑场广陵等典故，都成为那个时代士大夫精神的缩影，何来奴性思维？不然，曹丕又何必苦口婆心写文章讽喻隐士们出山呢？
只是隋唐以降，专制已成常态，王权势力大张，掌握了大量的社会资源，中国的社会土壤已经不能再有体制外的资源来供养这些独立的灵魂了。直到“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士大夫的人生理想，文人风骨渐去渐远，奴性思维大行其道。
而知而行
鲁迅要是在古代，早就被咔嚓了，在古代你不忠君爱国皇帝问你“你想干嘛？”。
鲁迅的这种看法是具有时代局限性，当时鲁迅想改变中国，所有采取这种极端的方式来抨击古人，希望现在知识份子能够觉醒。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背景，在不同的背景下要生存，就要适应当时背景的需要，这跟奴性没有关系，只是政治需求，鲁迅不可能不懂这个，但是他说古代知识分子有奴性思维，这是他的别有用心的说法。
在古代皇朝交替，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家族上台，当时谁都无法突破封建帝制的模式，忠君爱国是当时政治的主流，无论谁上台都要维护这种政治的正确性。
任何一个皇帝都害怕有人造反，任何一个皇帝对待造反者都是血腥的。在屠刀面前你不表现出奴性，那就撞刀口呗，活的好好的谁想死。
鲁迅这种说法如果不是别有用心，那只能说明他无知，是对生命赤裸裸的漠视，蝼蚁尚且偷生，他却希望古代的知识份子都去死。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人生，鲁迅却要求大家跟他一样做烈士，烈士是鲁迅所在时代背景下的说法，在古代背景下叫反贼。
作为一个近代人，不应该以近代社会背景的思维去抨击古人，这是弱智的表现。古代知识份子有没有奴性思维论不到他说。在古代表现出没有奴性思维的人很多，但这些人要么要造反中死去，要么在造反中成功坐在龙椅。
在古代的社会环境下“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一个知识份子如果不表现出奴性，社会就会掀起血雨腥风，这又要祸害多少条无辜的生命。在古代如果君主残暴让人活不下去，自然有不奴性的人站出来，振臂高呼。
鲁迅也就是生活在他那个时代才敢这样说而已，要是让他回到几百年前，看他敢不敢说。任何时代都不缺聪明的人，唯独缺既聪明又死的慢的人。
一号风手
首先，鲁迅有说过这句话吗？现在我们就当他说过这句话来分析一下。每个人，名人也不例外，他的世界观都会随着身处环境的变化而有所修改！分析一个人的说话，要先了解他所处的历史时期和人生经历，才能正确理解他说话的含义！鲁迅所处时期正处于民国初期，中国军阀混战，一盘散沙，国弱民不聊生。鲁迅本是在日本学医，想用医术来拯救体弱的中国人，由于受到甲午战争的刺激，又身处日本国内，切身地、深深地感受到日本的强大，所以决定弃医从文，想唤起麻木不仁的中国人！鲁迅采取的是讽古喻今，含沙身影的手法想唤起国人！文人兴，国家兴！中国历代以来，虽说国家是皇帝家的，但只要对文人不逼害的朝代，国家都兴旺发达！由于满族人的入侵和统治，中华文明遭受第二次(第一次元代)前所未有的毁灭，野蛮、残暴、无仁、落后的原始统治，让刚刚恢复的一点中华文明(明朝)又遭受灭绝性的毁灭，对汉人特别是文人的残害和思想的禁锢达到无以伦比的地步，文字狱就说明了一切，把一切风骨犹存的文人赶尽杀绝，文人从此丧失了独立的精神！虽然清朝灭亡了，但由于几百年的思想禁锢，多少国人特别是文人还没完全从奴才的身份转变为国民，有很多甚至还沉醉于奴才身份而沾沾自喜，没有主子的日子反而无所适从！所以鲁迅说的是有所指的，这句话在今天的中国还有市场吗？你们以为呢…?
上善若水144139953
第一点，当时中国完成了大一统。即有思想文化上面的统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然后几本经典流传了几千年，几千年的知识分子们都在研究这几本书，是不是很搞笑？！偶有不一样的感悟，著书立作者皆为异类。造成了中国几千年的知识分子，缺乏自己独立的思想，特立独行。
第二点，中国完成了中央集权制。天下之大皆为王土，率土之滨皆为王臣。普通百姓生下来，就已经打上奴的标签。你还能指望，他站直了腰杆，对它的主上，口诛笔伐吗？所以中国历史上，造反的有，但是文人寻求精神自由，对自由的主张从来都没有。如果你想独善其身，可以作为一名隐士。
第三，中国的平等和自由一些主张，很多都是反叛者的口号。譬如象征着人人平等的主张，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很多都被利用，成了宣传口号。
第四，大家都知道，战国时期很多知识分子非儒即墨，墨子主张兼爱非攻，秦汉时，墨家淡出了历史舞台，独尊儒术。三国末期出现很多狂儒，譬如祢衡和孔融。晋朝出了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隋唐时期，一些知识分子，要么入仕，要么隐居，像李白孟浩然。到了宋代，知识分子的地位达到了历史最高的高度。他们主张国家不是君主的，而是天下人的。然而元朝和清朝的统治，彻底毁灭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自由和平等的追求。而且越发变得有奴性趋势，中国的文化也被阉割，断代。
残碎的鹰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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