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贄:天生龍湖,以待卓吾(下)韋力撰

從思想觀念上來說,李贄應該沒有脫離王陽明的觀念,因為他以王學反朱學,同時又以佛學反儒學,而後到其晚年,他又強調“三教歸儒”,看似矛盾的這些言論也可看出他的心路歷程。

李贄的主要思想觀念就是他的《童心說》。關於何為“童心”?他有大段的解釋,於此不再囉嗦,但是他把這種觀念用在了文學思想上。李贄的《童心說》中有這樣的段落:

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降而為六朝,變而為近體,又變而為傳奇,變而為院本,為雜劇,為《西廂曲》,為《水滸傳》,為今之舉子業,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時勢先後論也。故吾因是而有感於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說甚麼六經,更說甚麼《語》《孟》乎?

李贄的這些話都說得通俗明瞭,他認為沒必要去泥古,因為歷史的風氣本來就在轉變。那既然如此,應該如何作詩呢?李贄在《讀律膚說》中這樣認為:“淡則無味,直則無情。宛轉有態,則容冶而不雅;沉著可思,則神傷而易弱。欲淺不得,欲深不得。拘於律則為律所制,是詩奴也,其失也卑,而五音不克諧;不受律則不成律,是詩魔也,其失也亢,而五音相奪倫。”他認為作詩用不著被格律束縛,但完全不講格律又不能稱之為詩,他把辯證法應用在了寫詩的方法論上。

更有意思的是,李贄把歷史上的大詩人分成“狂者”和“狷者”兩類,我引用其中一段如下:“李謫仙、王摩詰,詩人之狂也;杜子美、孟浩然,詩人之狷也。韓退之文之狷,柳宗元文之狂,是又不可不知也。漢氏兩司馬,一在前可稱狂,一在後可稱狷。狂者不軌於道,而狷者幾聖矣。”李贄還把蘇軾和蘇轍兩兄弟分為了兩類,他認為蘇軾是“狂者”,而蘇轍是“狷者”。這種分法確實奇特。

李贄特別誇讚杜甫,他認為杜甫有真性情,並且說杜甫的人格比其詩更好。當年李贄在杜陵池畔寫過《南池二首》:

濟漯相將日暮時,此地乃有杜陵池。

三春花鳥猶堪賞,千古文章只自知。

水入南池讀古碑,任城為客此何時。

從前祗為作詩苦,留得驚人杜甫詩。

李贄:天生龍湖,以待卓吾(下)韋力撰

李贄撰《藏書》六十八卷,明天啟元年陳仁錫校刻本

李贄把杜甫的詩視之為千古文章,並且以“驚人”來形容杜甫的詩作,可見其對杜甫是何等的誇讚。同時他還認為古人中只有謝靈運、李白和蘇軾能夠稱為“風流人物”,他在《藏書·蘇軾》中寫道:“古今風流,宋有子瞻,唐有太白,晉有東山,本無幾也。必如三子,始可稱人龍,始可稱國士,始可稱萬夫之雄。用之則為虎,措國家於磐石;不用則為祥麟,為威鳳。天下後世,但有悲傷感嘆悔不與之同時者耳。孰謂風流容易耶?”他把這三人稱之為“人中龍”。

雖然李贄有著極其反潮流的思想,但他同時也有看透人生的一面,比如他在《評三國志演義》中稱:“曹家戲文方完,劉家戲子又上場矣,真可發一大笑也。雖然自開闢以來,哪一處不是戲場,哪一人不是戲子,哪一事不是戲文,並我今日批評《三國志》,亦是戲文內一出也。呵呵!”他認為人生如戲,一切都用不著認真,比如他落髮為僧之後,仍然喝酒吃肉逛妓院,但是他在《焚書》中又說:“出家為何?為求出世也。”

那麼,他哪句話才是真的呢?以我的看法,他的矛盾所言均是出自其本心,只是不同的時段作出不同的解釋罷了,他眼前的一切只是觸景生情的感受,正如他作的一首六言詩《雲中僧舍芍藥》:

芍藥庭開兩朵,經僧閣裡評論。

木魚暫且停手,風送花香有情。

看來,出家與風情對李贄來說,圓融無礙。

李贄:天生龍湖,以待卓吾(下)韋力撰

李贄撰《藏書》六十八卷,明萬曆二十七年焦竑金陵刻本

雖然李贄在性格上極其反叛,但他卻是位視書如命的人,他把自己的讀書觀寫成了一篇《讀書樂》:

天生龍湖,以待卓吾。天生卓吾,乃在龍湖。

龍湖卓吾,其樂何如。四時讀書,不知其餘。

讀書伊何,會我者多。一與心會,自笑自歌。

歌吟不已,繼以呼呵。慟哭呼呵,涕泗滂沱。

歌匪無因,書中有人。我觀其人,實獲我心。

哭匪無因,空潭無人。未見其人,實勞我心。

棄置莫讀,束之高屋。怡性養神,輟歌送哭。

何必讀書,然後為樂。乍聞此言,若憫不穀。

束書不觀,吾何以歡。怡性養神,正在此間。

世界何窄,方冊何寬。千聖萬賢,與公何冤。

有身無家,有首無發。死者是身,朽者是骨。

此獨不朽,願與偕歿。倚嘯叢中,聲震林鶻。

歌哭相從,其樂無窮,寸陰可惜,曷敢從容!

李贄說他天生就是個讀書人,除了讀書不知道還能夠幹什麼,因為讀書乃是與古人交談,他能為之哭,也能為之笑。有人問他何必如此,勸他應當快樂地享受這個世界,用不著去苦讀書。李卻認為這些古人正是因為有了這些著作,才得以不朽。

相比於他的文學作品,他對古書的評點其實更受後世矚目,比如左東嶺先生在《李贄與晚明文學思想》一書中說:“認真地講,李贄在文學成就上最為世所重者是其文學批評而非其文學創作。他的文學批評又以其強烈的主觀性為主要特色。他文學批評的主要目的乃自適自娛。”這段話既概括了李贄的文學最高成就,同時也點評了他的文學批評特色。那李贄為什麼特別喜歡評點古書呢?他在《寄京友書》中作了這樣的解釋:“《坡仙集》我有披削旁註在內,每開看便自歡喜,是我一件快心卻疾之書,今已無底本矣,千萬交付深有來還我!大凡我書皆為求以快樂自己,非為人也。”

李贄:天生龍湖,以待卓吾(下)韋力撰

李贄評《坡仙集》十六卷,明萬曆二十八年焦竑序刻本

李贄特別喜愛的古人之一,就是東坡,他對東坡的文集有過許多批點,每次翻看時,都會心生歡喜,他在信中明確說,評點是為了自娛自樂,並非是評給他人看。但儘管這樣,他還是認定自己的評點能夠傳之後世,影響他人。

至少是他的所評之書,都會拿給好友焦竑看,比如他所評點的《東坡文集》,就曾出示給焦竑,焦看過之後大為讚賞:“故先生(指蘇軾)之文,學者未盡讀,即讀而弗知其味,猶弗讀也。卓吾先生乃詮擇什一,併為點定,見者忻然傳誦,爭先得之為幸。大若李光弼一入汾陽之軍,而旌旗壁壘,無不改色,此又一快也。”(焦竑《坡仙集卷首》)

焦竑說,對於東坡的這些文章,有些人並沒有認真地讀,即使有人讀,也沒有品味出真正的主旨,這樣跟沒讀區別不大,而李贄對該書做了評點,從此讓讀東坡書的人終於懂得文中所想表達的思想,這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明代周暉在《金陵瑣事》卷一中說:“(李贄)常雲:‘宇宙有五大部文章:漢有司馬子長《史記》,唐有杜子美集,宋有蘇子瞻集,元有施耐庵《水滸傳》,明有李獻吉集。’餘謂:‘《弇州山人四部稿》更較弘博。’卓吾曰:‘不如獻吉之古。’”

周暉記載,李贄常說天下有五大名著,分別是司馬遷的《史記》、杜甫的詩集、蘇東坡的文集、施耐庵的《水滸傳》以及明代李夢陽的詩文集,將此並稱為“五大”,頗為奇特。周暉也發表了自己的意見,建議將李夢陽的文集換成王世貞的《弇州山人四部稿》,因為他覺得該書所包含的內容比李夢陽的詩文集更為“弘博”。但李贄沒有接受周的建議,他認為王世貞的文章不如李夢陽更有古風。

李贄:天生龍湖,以待卓吾(下)韋力撰

焦竑題寫的墓碑

且不管李贄的觀念是否正確,但這代表了他的好惡觀。對於蘇軾,李贄一向傾慕,他在《復焦弱侯》一書中說:“蘇長公何如人,故其文章自然驚天動地。世人不知,只以文章稱之,不知文章直彼餘事耳,世未有人不能卓立而能文章垂不朽者。”

李認為東坡的文章可以驚天地動鬼神,然而世上的人只會誇東坡文章寫得好,其實人們不知道,東坡寫文章只是個業餘愛好,李贄認為只有頂天立地的人物才能寫出來永垂不朽的文章,由此可知,他認為文章好的前提是人品好。同樣,他對楊慎的誇讚,也是本著這樣的觀念:“先生人品如此,道德如此,才望如此,而終身不得一試,故發之於文,無一體之備,亦無備不造,雖遊其門者尚不能贊一詞,況後人哉!”(《焚書》卷五《楊升庵集》)

站在李贄的視角,既然少有人有東坡那樣的人品和經歷,那當然也不可能寫出東坡那樣的奇文,如此說來,那後世的人還能不能寫文章呢?李贄認為當然可以,但要能寫出好文章來,必須要具備一定的條件,他在《二十分識》一文列明瞭這些條件:

有二十分見識,便能成就得十分才,蓋有此見識,則雖只有五六分才料,便成十分矣。有二十分見識,便能使發得十分膽,蓋識見既大,雖只有四五分膽,亦成十分去矣。是才與膽皆因識見而後充者也。空有其才而無其膽,則有所怯而不敢;空有其膽而無其才,則不過冥行妄作之人耳。蓋才膽實由識而濟,故天下唯識為難。有其識,則雖四五分才與膽,皆可建立而成事也。然天下又有因才而生膽者,有因膽而發才者,又未可以一概也。然則識也、才也、膽也,非但學道為然,舉凡出世處世,治國治家,以至於平治天下,總不能捨此矣,故曰“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對於李贄的這段話,左東嶺在其專著中予以了這樣的解讀:“李贄在此強調的是才、膽、識缺一不可。有才無膽,則怯弱不敢行事,此猶上所言缺乏狂傲之氣與獨立精神者,一生總不能成就任何事情,則亦空有其才而無所用;有膽無才,則更可能導致其胡行亂為。但僅有才與膽而無識則尤不可,蓋才與膽皆因識見高超方能充實。但僅有才與膽則亦無才與膽。”由這段話可知,李贄強調要能寫出好文章,必須要具備才、膽、識。既然有這樣的素質要求,那李贄自己是否做到了呢?他在該書中繼續寫道:

餘謂我有五分膽,三分才,二十分識,故處世僅僅得免於禍。若在參禪學道之輩,我有二十分膽,十分才,五分識,不敢比於釋迦老子明矣。若出詞為經,落筆驚人,我有二十分識,二十分才,二十分膽。嗚呼!足矣,我安得不快乎!雖無可語者,而林能以是為問,亦是空谷足音也,安得而不快也!

這段話表達出了李贄少有的謙虛,他說自己的膽是五分,才是三分,但見識卻是二十分,他說這樣的才、膽、識在處世時僅僅是能夠免禍,如果從參禪學道這個角度來論,他重新給自己打分就是:二十分膽、十分才、五分識。他說自己在這方面不敢跟釋迦牟尼相比。對於寫文章,他卻十分地自信,二十分為他每一項評價的滿分,而李在這裡竟然將此三項都給了滿分,可見他對自己的文章有著何等的自信。

李贄的評點之文確實是和他人不同,比如他所喜愛的《水滸傳》,李贄在《忠義水滸傳序》中竟然說出了這樣一番話:“故有國者不可以不讀,一讀此傳,則忠義不在水滸,而皆在於君側矣。賢宰相不可以不讀,一讀此傳,則忠義不在水滸,而皆在於朝廷矣。兵部掌軍國之樞,督府專閫外之寄,是又不可以不讀也,苟一日而讀此傳,則忠義不在水滸,而皆為干城心腹之選矣。否則,不在朝廷,不在君側,不在干城腹心,烏在乎?在水滸。此傳之所為發憤矣。若夫好事者資其談柄,用兵者藉其謀畫,要以各見所長,烏睹所謂忠義者哉!”

這段話簡直像一篇推薦文章,他認為無論是皇上還是宰相,也不管是軍政大人還是地方官員,人人都要讀《水滸》,為什麼呢?因為《水滸》的主旨就是講“忠義”二字,如果國君讀了《水滸》,那忠義就來到了君旁,宰相讀了《水滸》,忠義就進了朝廷,以此類推,誰讀了《水滸》,誰就具備了忠義。

他的這個觀點可謂發前人所未發,以至袁中道在《跋李氏遺書》中評價說:“卓吾李先生,今之子瞻也。才與趣,不及子瞻;而識力、膽力,不啻過之。”至少,袁中道認為,李贄乃是當今的蘇東坡,但中道又稱,李贄的才與趣雖然比不上東坡,但他的見識和膽量卻超過了東坡。

李贄墓位於北京市通州區西海子西街12號,西海子公園內。雖然通州來過無數回,但卻從未想起去拜訪一下這位特立獨行的前賢,這也正是我愚鈍之處。每做事情只會單打一地直奔一個目的,想想李贄觀念與行為之間的圓融無礙,這真不是一個容易達到的境界。

驅車走東五環上京通快速路,20分鐘就到通州區,沿新華西路東行,過三個紅綠燈見口左轉,向北前行五百餘米路東即是西海子公園。這個公園有些奇特:大門口修得很寬敞,然而前來的路卻是擁擠不堪,路的兩側密密地排滿了各式各樣的小門臉兒房,以餐飲居多,我趕到這裡時,已近午飯時間,油鍋裡飄出來的炸年糕香味兒特別誘人,我決定從公園出來後,再來此解決自己的午餐。但這個香味兒實在有穿透力,以至於我不能忍到朝拜完李贄,這一刻我想到了李贄的《童心說》,他教導後人要以本性做事,而此刻想品嚐這年糕就是我的“童心”。

年糕的味道不負我望,平常吃飯時自律的戒糖、戒油、戒高溫烹炸,統統拋在了腦後,我以童心享受著上天賜給的這種美食,當然,要得到美食總是要付出money,這也就讓我有些理解《劍橋中國文學史》中的所言,我想李贄的“童心”也肯定是要由物質基礎來作支撐,只是他與別人的謀生手段不同而已。

李贄:天生龍湖,以待卓吾(下)韋力撰

周揚題寫的墓碑

李贄:天生龍湖,以待卓吾(下)韋力撰

臺階之上

站在公園門口,邊吃年糕邊體味著李贄的思想。這件事情完成之後,我徑直走進公園。該公園免門票,但裡面的遊人也並不多,我所查得的資料上說,李贄墓位於城牆公園遺址旁,但這個遺址在哪裡,我卻無人可問。於是沿著大道一直前行,終於遇到了幾個遊人,但沒人知道李贄是誰。而後我又用“李卓吾”打聽,但還是沒人能回答我的問題,沒辦法,只好在公園內四處遊蕩,終於在湖邊一假山處看到了李贄墓園。

李贄:天生龍湖,以待卓吾(下)韋力撰

墓碑與碑券不成比例

李贄:天生龍湖,以待卓吾(下)韋力撰

牆上的介紹牌

墓園不大,佔地面積不足二畝,臺地下並列著三塊碑,中間一塊為周揚所題,兩邊的碑刻則為通縣人民政府所立,均為優質的漢白玉,然所刻之字堪稱醜陋,上七、八步水泥臺階,正中嵌著二米多高石碑,上書“李卓吾先生墓”,落款為“焦竑”,此塊碑是斷為幾截又重接起者。碑後五、六米再上三級臺階即是李贄墓,墓丘不大,直徑約二米,墓裙為青磚,水泥封蓋頂,墓後U字型一圈萬年青,僅此而已。

李贄:天生龍湖,以待卓吾(下)韋力撰

畫出了個同心圓,不知是否暗喻《童心說》

李贄:天生龍湖,以待卓吾(下)韋力撰

疑惑地探尋

幾十年前,李贄大受關注,我本以為他的墓園會被整修得很龐大,看來當時的人只是用李贄的思想來作自己說話的工具,也可以說,是用李贄來攻擊封建社會,但對於他本人,人們沒有那麼大的興趣。如此的功利,讓我這種無用的人除了感慨幾句,也說不出其他了,更何況,我來到李贄墓前也就是默默地瞻仰一番,不也同樣沒有任何的實際作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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