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極端，政教合一，不能與時俱進，最後成了限制創新進步的牢籠。這是理想主義者用最高尚的道德為初心，結果造就了最為苦悶的後果。引用萬曆十五年的段落詮釋吧。
1、孔孟之道戰勝了諸子百家的理論，從漢朝開始，就成為統治全國的指導思想。時代愈是往前發展，統治者對它的依賴程度也愈大。
到10世紀以後，也就是唐宋兩代，中國經歷了一次巨大的變化：經濟的重心，由華北旱田地帶移至華中和華南的水田地帶。
隨之產生的顯著後果，則是內部的複雜性相繼增加。官僚階層過去為豪門大族所壟斷，至此改變而為與紳士階層相表裡。軍隊中的將領逐漸失去了左右政治的力量，文官政治確立為統治帝國的原則。
這種多方的改變，使集權的中央政府不得不創立新的哲學理論，以維繫社會上成千成萬的優秀分子，即讀書的士人。這些士人就是紳士階層，和以前的門閥士族比較，人數多，流動性大，生活面和知識面也遠為廣闊。
以此，儒家單獨的倫理性格已經不能完全適應時代的需要，而必須摻和理智上的新因素，才能適應於新的環境。
2、如果知識分子放棄了正統的儒家觀念，則王朝的安全會立即受到威脅。知識分子在政治上是政府中的各級官員，在經濟上是中等以上的地主，因而也是這個社會的真正主人。而正統的儒家觀念又是維繫他們的紐帶，除此而外，再無別的因素足以使他們相聚一堂，和衷共濟。
3、在一種社會形態之中，道德的標準可以歷久不變，但把這些標準在生活中付諸實踐，則需要與不同的時代、環境相適應而有所通變。
李贄和他同時代的人物所遇到的困難，則是當時政府的施政方針和個人的行動完全憑藉道德的指導，而它的標準又過於僵化，過於保守，過於簡單，過於膚淺，和社會的實際發展不能適應。
本朝開國二百年，始終以“四書”所確定的道德規範作為法律裁判的根據，而沒有使用立法的手段，在倫理道德和日常生活之間建立一個“合法”的緩衝地帶。
因為惟有這種緩衝地帶才能為整個社會帶來開放的機能，使政府的政治措施得以適合時代的需要，個人獨創精神也得以發揮。
這種情況的後果是使社會越來越趨於凝固。兩千年前的孔孟之道，在過去曾經是領導和改造社會的力量，至此已成為限制創造的牢籠。
在道德的雄旗下，拘謹和雷同被視為高尚的教養，虛偽和欺詐成為官僚生活中不可分離的組成部分，無怪乎李贄要慨乎言之：“其流弊至於今日，陽為道學，陰為富貴！”
4、在本書的前面幾章中曾不止一處的提到，我們的帝國是由幾百萬個農村聚合而成的社會。數以千萬計的農民不能讀書識字，全賴乎士紳的領導，村長裡甲的督促，他們才會按照規定納稅服役。
在法律面前，他們享有名義上的平等，而實際上，他們的得失甚至生死，卻常常不決定於真憑實據而決定於審判官的一念之間。
本朝的法律也沒有維持商業信用、保障商業合同的規定，以此國際貿易無法開放，否則就會引起無法解決的糾紛。
各地區按照其特殊需要而立法，更不能受到鼓勵，因為會釀成分裂的局面。
至於在文官集團內部，也無法通過組織系統集中這兩萬人的意見，必須假借諧音諷喻、匿名揭帖以及討論馬尾巴等等離奇的方法，混合陰陽，使大家在半信半疑之間漸趨統一。
以上種種情況，在長時期裡造成了法律和道德的脫節。
治理如此龐大的帝國，不依靠公正而周詳的法律，就勢必依靠道德的信條。而當信條僵化而越來越失去它的實用價值，淪於半癱瘓狀態中的法律也當然無法填補這種缺陷。
如果本朝的統治者感到了此路不通，企圖改弦易轍，則必然會導致社會成員以自存自利為目的，天賦人權的學說又必然如影隨形地興起，整個社會就將遭到根本性的衝擊。
但是這種局面，在歐洲的小國裡，也要在幾百年之後，等市民階級的力量成熟，才會出現，張居正和李贄正不必為此而焦慮。事實上，他們也不可能看得如此長遠，他們企盼的自由，只是優秀分子或者是傑出的大政治家不受習俗限制的自由。
5、就在這一年，努爾哈赤創立了他的八旗制度，把他所屬的各部落的生產、管理、動員、作戰歸併為一元，改造為半現代化的軍事組織。
而也是僅僅兩年之前，這個民族才開始有了自己的文字。就憑這些成就，努爾哈赤和他的兒子征服了一個龐大的帝國，實質上是一個單純的新生力量接替了一個“文極”的王朝。
所謂“文極”，就是國家社會經濟在某些方面的發展，超過了文官制度呆板的管制力量，以致“上下否隔，中外睽攜”。努爾哈赤的部落文化水平低下，但同時也就在“質”上保持著純真。
6、我們再三考慮，則又覺得當日李贄的不幸，又未必不是今天研究者的幸運。他給我們留下了一份詳盡的記錄，使我們有機會充分地瞭解當時思想界的苦悶。沒有這些著作，我們無法揣測這苦悶的深度。
此外，孔孟思想的影響，朱熹和王陽明的是非長短，由於李贄的剖析爭辯而更加明顯；即使是萬曆皇帝、張居正、申時行、海瑞和戚繼光，他們的生活和理想，也因為有李贄的著作，使我們得到從另一個角度觀察的機會。
7、1587年，是為萬曆十五年，丁亥次歲，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宴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級將領的富於創造或者習於苟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汙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業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有的身敗，有的名裂，還有的人則身敗而兼名裂。
因此我們的故事只好在這裡作悲劇性的結束。萬曆丁亥年的年鑑，是為歷史上一部失敗的總記錄。
（另：以中央高度集權治理如此龐大的國家，單以道德作為指導思想，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不過是愚天下，讓大家尚德講禮以維持內部的長治久安。存天理去人慾不能說不對，可天下並不只有你一個國家，國際秩序本質還是弱肉強食。所以一個追求民風純樸的儒教國遇上追求武力征服不講道德的敵國就不是對手。）
把題幹裡的儒家相關術語，替換成女權相關術語，也沒什麼違和感
所以儒家的問題和女權是相似的，派系林立，誰都說自己是正統，田園儒家/田園女權數目龐大且衝在前面，讓人不得不把絕大多數時間精力都用於批判田園儒家/女權上，而無視了所謂的真儒家/真女權
就在前幾年，網上儒家的名聲還不錯，很多人同情傳統文化在文革時的遭遇，再加上中國崛起時伴隨的民族自尊復興，儒家隱隱有了重當帝王師的跡象
結果裹腳布的酸臭味先冒出來了：各種國學班、女德班、弟子規學習、儒家戒網癮中心紛紛出現，學生被迫跪拜父母跪拜孔子，商人打著這些旗號賺得盆滿缽滿，儒家大師卻無力制止或者不願制止，於是儒家的名聲就這樣了
當年儒家甫一獨尊，就要輔佐一個開拓性的帝國東西南北打一圈，這麼值得稱道的事情今日沒多少儒家大師拿來說事，卻拘泥於禮法細節，特別是“六藝未動，跪拜先行”，該學的沒得學，跪拜大禮卻搞得到處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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