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潮汕地區，可能很多北方人的第一個念頭是飲食文化豐富，而對於其歷史沿革、文化發展、地域特點等等，往往不甚了了。黃挺先生長期做潮汕地方文化研究，新近出版的《中國與重洋：潮汕簡史》展現了其長期研究思考的成果，對處在大陸與重洋雙重作用之中的潮汕地區歷史上山海互動、“道統”與“盜統”之間的動態變化整合，做了細緻的分析探索。
《中國與重洋：潮汕簡史》是地方史、區域史、潮汕地方文化研究專家黃挺先生積三十年研究，終於二0一七年底付梓的學術成果。黃挺曾出版過《潮汕史》（上冊），後來他通過不斷研究考察，特別是主持汕頭大學潮汕文化研究中心之後，在與海內外史學與地方文化學術前沿的頻繁交流中，逐漸意識到原來一開始就把潮汕天然視為中國的一部分的觀點有嚴重侷限，忽視了潮汕特殊的地理因素，忽視了潮汕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與大陸文明、海洋文化的互動，導致《潮汕史》（上冊）在理論框架與敘述視角上存在缺陷，他要另起爐灶從頭重來。對一位嚴肅負責的學者而言，這意味著又要耗費大量心力。
瀕臨大海的潮汕
多年過去，黃挺先生也已年過七旬，當我終於拿到並細讀這本由三聯書店出版的《中國與重洋：潮汕簡史》時，一個“中國與世界地理視野中的潮汕”從悠遠時空走來，漸次清晰，真切生動，鮮活豐盈。在對潮汕的地理與歷史概況進行概述之後，從距今八千年以上的文明初曙的“象山遺址”，一直到今日全球化潮流中全球潮汕人網絡建設與文化重拾，作者把這個漫長的歷史時期，根據潮汕與海洋、中國互動融匯的客觀進程分為四個歷史階段，分章縷述。依次是“蠻荒海畔：潮汕的土著文化”“接觸中國：潮汕行政建置與中國文化的傳播”“融入中國：潮汕土著文化與中國文化交融的歷程”“跨出重洋：地方文化傳統的重新發揚”。
潮州府遷海示意圖
黃挺同樣強調地理因素對潮汕的長久影響，並說明本書對潮汕文化的形塑與歷史事件的理解，主要立足於將潮汕與海洋世界緊密相連並作為海上絲綢之路重要節點這樣一個理論框架。這個研究策略與理論框架，簡言之，就是書名標舉之兩極：“中國”與“重洋”對中華帝國邊陲區域的交互影響。在此框架下，潮汕社會經濟和文化發展的特點與一系列問題基本得到“扼要而清楚”的呈現或解答。比如，對宋代以來潮汕地方宗族形成與發展的描述，對清朝晚期方耀清鄉積極作用的正面評價，等等。尤其是如何評價、解讀明清以來活躍海上的武裝力量，也即以林道乾、林鳳為代表的“海盜”，他們究竟是海商還是盜寇？是中華帝國閉關鎖海高壓政策下面激成的民變，還是一向以劫掠為生的盜匪？這種亦寇亦商的特殊海盜對當時的潮汕乃至中國與海外的關係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對此，書中每有客觀精彩的論述。如在分析晚明潮汕社會山海寇亂時，黃挺特別指出了該時期潮汕商與寇、官與民、合法與非法界線模糊的事實：
十六世紀前期，被朝廷放棄的南澳島和同它隔海相望的柘林灣，成為本地人跟番舶貿易的私市，違禁的貿易活動越做越大。一五五一年前後，海禁政令再度嚴厲起來，潮州海上的動亂於是頻繁發生。在這個時期，海寇與海商，甚至官方與民間、合法與非法的界線實際上不可能判然劃分。被官府視為海寇者，在沿海豪勢以至一般百姓眼裡，還是從事海外貿易的商人。於是窩藏接濟，甚至起而仿效，讓官員們煩惱。嘉靖《潮州府志》論及這類海寇商人難以遏止的三個原因：窩藏是沿海豪強致富的手段，接濟是鄉村居民營生的辦法，兩者都和海上的非法貿易捆綁在一起。最主要的根源則在本地海上貿易久遠傳統，由於海禁，傳統的生存形式才變成非法行為。有了如此廣泛的社會基礎，地處閩粵交界的潮州沿海，從事非法貿易的海寇商人集團，就像生命力極強的草莽，在肥水豐茂的沃野長出，很難刈除乾淨了。
在朱國楨《皇明史概》的記述中就提到林鳳的船隊“徜徉海中，時以小舟進內海取雜貨，厚與之直。海中諸狡，亦入其賄，庇之不發”，正是這種情形的真實寫照。要知道，不管是在野史筆記還是民間傳說中，林道乾、林鳳乃至張璉等人在他們“煙波遠遁”的異國他鄉，可都是頗受歡迎的商人，或者商貿港口的有力管理者。這也是他們頗受歡迎、能在異國安身立命的原因。
明末清初參與中日海上貿易的廣東商船
在“大陸文明中心論”或者說偏狹的國家觀中，“中國”總是被自覺不自覺地置換成為儒家正統觀念和專制王朝的立場、視角，即所謂“道”或“道統 ”，而海洋相應地成為外在於中國的異質、異己、陌生乃至敵對的存在，根于海洋的社會活力和文化元素，也隨之被輕易賦義為“盜”為“賊”。而潮汕又恰好是中國大陸東南沿海一個小區域，一塊長期處於“中國”與“重洋”拉鋸與互動之間的“省尾國角”。如此一來，“道”“盜”之爭，“道統”對“盜統”的貶抑否定，與“盜統”在實質上的生猛鮮活連綿不絕，乃至“道統”與“盜統”之間的互置、轉換、滲透、結合，就成為貫穿於潮汕歷史發展與社會意識的一條隱形的主線。萬曆元年二月暫時接受朝廷招安的海盜首領林道乾拜訪明朝官員陳奎所說的一席話，以及後來林鳳發出的慨嘆，正是潮汕歷史在如此地理環境與文化語境下，在“道統”與“盜統”轉換中產生的剎那眩暈。正當北京皇城裡新天子舉辦首場經筵之時，東南沿海的“海盜首領”最終下定去家辭國的決心並付諸行動，是否也可以理解為本該合二為一而成帝國開放活力的“道”“盜”二統徹底異路？而這也為此後明朝迅速的衰敗埋下了伏筆。
明末大思想家李贄在其代表作《焚書》中曾有一段精彩激烈的言論，高度評價林道乾為一代人傑，“橫行海上，三十餘年矣……稱王稱霸，眾願歸之，不肯背離”，具“二十分才，二十分膽”。無獨有偶，李贄也拿林道乾與大明王朝的守令邊將進行置換，並如此斷言：
設使以林道乾當郡守二千石之任，則雖海上再出一林道乾，亦決不敢放肆……設國家能用之為郡守令尹，又何止足當勝兵三十萬人已耶！又設用之為虎臣武將，則閫外之事可得專之，朝廷自然無四顧之憂矣。
不管李贄有沒有意識到，這種置換，實質就是“盜”與“道”、“盜統”與“道統”的對賭與互換。引發李贄這番激烈言辭的，是他棄官寓居黃安佛寺時一位名叫吳少虞“大頭巾”的一句帶有戲弄性質的問話：“公可識林道乾否？”因為當時林道乾影響很大，而他主要的活動範圍是福建、廣東沿海，甚至有個說法把他歸為福建人，以故“凡戲閩人者，必曰林道乾雲”，內裡包含有以閩人為盜賊的輕嘲之意，李贄正好是福建人。不料李贄接過話頭，直接迫問吳：你這是罵我呢還是讚我？“若說是罵，則餘是何人，敢望道乾之萬一乎？”遂有頌揚林道乾一段滔滔雄論。李贄痛貶一切無膽略見識而又不懂經濟實用的世間“大頭巾”人。
位於福建泉州的李贄故居（網絡圖片）
李贄之說給我啟發良多。很多從事地方史與地方文化研究的學者，原來都不免有“大頭巾”人的侷限，即囿於理論視野與思考的習慣，會不自覺地以今視古，一開始就將研究區域和對象放在今天的統一中國或者傳統的“九州大同”的框架下來研究，而忽視任何現有的國家都是在歷史動態發展的過程中形成的。這種先入之見對地屬邊陲海疆的區域來說，負面作用尤大，往往導致對多元文化的單一解讀、概念化處理或對本土文化不恰當的貶抑，潮汕正是這樣一個典型區域。黃挺憑著真誠的治學態度與認真紮實的研究思考，昇華了理論視野，找到“盜統”與“道統”之間可以共通共享的內在統一因素、精神資源及其互動、轉換的關捩，而得以在山海互動中、在亙古如新的中國與重洋的共鳴中如實展現了一部動態多元、健康明朗的潮汕歷史。
作為潮汕人，讀罷《潮汕簡史》的讀者，也使我內慚。我以前總愛帶著自嘲與批判的語氣，說潮汕文化的一個特點是“有盜統，無道統”。勇於行動，悶聲發財而弱於記述總結，當時轟轟烈烈，過後無跡可尋，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自認邊緣，習慣並擅長於在法律、制度的邊緣討生活，遊走於“道”與“盜”間而缺乏自信，不得自解。其實，在任何一個大國形成的歷史中，除去最核心的中心地帶，幾乎所有區域原來都曾是“化外”“敵國”，都在不同時期經歷一個被“化”的過程。原來被當作“盜統”的東西，經過“化”的過程匯併到“道統”中，如此，一種文化才能保有足夠的多元、鮮活和厚重。今天的潮汕仍然處在大陸與重洋雙重作用之中，如果大家通過讀史明性，卓吾日增，頭巾日少，以本土文化與經濟務實的稟賦為正道大統，文化自信與精神氣兒日增日盛，潮汕社會的未來肯定更為美好。
中國與重洋 潮汕簡史
《中國與重洋：潮汕簡史》是對潮汕歷史的一個扼要的敘述。就像書名所指示的那樣，我把地處中國大陸東南一隅的潮汕，放到海洋世界中，去講述它的歷史故事。潮汕的北邊是山，南面是海。可耕地少，潮汕人就以海為田，在波濤裡闖蕩謀生。這種自然地理環境，始終影響著潮汕歷史發展。大陸和海洋共同塑造了潮汕的區域傳統文化面貌。今天海內外的潮汕人，保留著頗為一致的獨特民性、風俗和富有特色的生活方式。最讓世人矚目的，是移民和經商。
在強調地理元素所造成的地域文化獨特性的同時，我也強調時間元素所造成的地域歷史與文化的變遷。潮汕社會在公元前2世紀已經被納入漢帝國的建制，從此開始了文化上不斷中國化的過程。只是，地域文化的海洋特性一直保持著。也就是說，來自內陸的中國傳統文化，雖然在本地文化烙下深深的印記，但是，在潮汕歷史的整個過程，我們仍然時時可以聽到大海的湧叫。這個地域的發展歷史，一直與海洋世界，與整個環中國海地區聯繫，到近代，再一次藉此中介接觸世界。
當然，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力是沒有疑問的：從秦漢開始的政權建置和地方控制，在韓愈之前已經出現的官方教育，16世紀延續到18世紀中期頗為潮汕人引以自豪的科舉成就，都是這種影響的結果。16世紀以後的問題也接踵而來：為什麼在16世紀中葉潮州科舉成就最突出那一段時間裡，潮州社會會最為動盪，山賊海寇紛起？為什麼潮州的科舉成績，會在18世紀中葉墜崖式地突然中落？為什麼這個時候潮州海外移民數量會開始大規模增加？這一切都可以跟海洋聯繫起來，它使我對潮汕歷史思考的中心，不能不轉移到整個“環中國海”地域。
《中國與重洋：潮汕簡史》從這樣的視角考察潮汕歷史，講述了不同來源的多種文化——以南中國海為中心的海洋世界的土著文化，來自北方大陸的中國文化，還有隨潮流而至的西方文化——在什麼時候，以什麼樣的形態，在本地相互交流、包容、對抗、融合，造成地域社會的變遷；也講述了商業貿易和移民，如何讓這種地域文化的影響不斷向外拓展；講述了近代的歷史進程中，這種地域的文化又如何連結起離散在世界各地的潮汕人。
我相信歷史與現實是聯繫在一起的，文化傳統其實是一個不斷新變的過程。對很多現實問題的追問，比如：上世紀2、30年代潮汕的商業輝煌，為什麼不能延續？汕頭特區的發展為什麼會那樣緩慢而且步履艱難?追問讓我對潮汕歷史的看法最後成型，我用大陸與海洋交互的視角，給出了自己的理解，用《中國與重洋：潮汕簡史》嘗試回答自己所關注的這些問題。
我相信這些問題也會是大家所關心的。如果是這樣，請您不妨花一點時間，讀一讀這本小書，瞭解我的看法，同意或者對它提出異議。
出版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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