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文人一直受到了統治者的特別器重，並在歷史的進程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他們孤芳自賞、才華橫溢，無論命運淹蹇還是才高蓋世，都能保持著文人的個性和憂患意識。但隨著社會的發展，文人越來越失去了他們傳統的魅力，變得虛偽自私、平庸無能、耽於享樂。
著名思想家李贄最為痛恨的即是這樣的文人，認為他們：“平居無事，只解打恭作揖，終日匡坐，同於泥塑，以為雜念不起，便是真實大聖大賢人矣。其稍學奸詐者，又攙入‘良知’講席，以陰博高官；一旦有警，則面面相覷，絕無人色，甚至互相推諉，自以為得明哲保身之道。”“陽為道學，陰為富貴，被服儒雅，行若狗彘”。
文人的轉變如此實在讓人痛心，但這是時代風氣使然，他們為了仕途經濟依偎權貴、放棄節行並不能獨獨歸之於文人的退化墮落。晚明的李贄、袁宏道、湯顯祖、馮夢龍等激厲地批駁假道學文人的虛偽，認為文人應該大膽地追逐金錢、酒色，他們只是看到了假道學文人的虛偽，而沒有考慮時代風氣轉向的成因。
李贄大肆抨擊耿定向的虛偽庸俗，而沒想到自己長期借居耿家的尷尬；袁宏道三仕三隱，不是基於自己的社會責任、不是迫於官場的黑暗，而只是取決於自己對金錢和自由的渴求；屠隆先被罷官而後痛苦地落寞而逝是源於他放蕩無羈地性追求；湯顯祖毅然罷官是為了不受官場束縛的身心自由，絲毫不為鄉民的苦苦挽留所動。
這樣執著地追求個性自由單就個人來說或許難能可貴、或許無可厚非，但就整個社會來說，他們就真的比所謂的假道學文人更促進了社會的發展嗎？他們的影響和社會作用真的象人們一直所認為的那樣，具有無可置疑的進步性嗎？這恐怕是需要重新估價和評判的。
自明初制定《大誥》、永樂年間編訂《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以來，出現了學者幼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為可用者的狀況。儒人們開口孔孟、閉口程朱，危言危行，從而使得文人失去了個性和獨立的自我，成為階級御用的工具；同時，明代資本主義的萌芽、求奢好貨世風的盛行，使得文人在不朽和現實面前難以兩全而處在了尷尬的境地。
何去何從，為聖人立言嗎？為統治者載道嗎？為自己謀不朽嗎?聖人不在、統治者昏庸，自己到哪尋求不朽呢?而眼前的享樂放縱又是那麼的讓人迷醉，這樣就很容易出現價值取向的轉移。李贄們的新思想正好為他們的世俗追求找到一個最佳的藉口，放縱的程度也是可想而知的了，而普通文人的“無所不為，無所不作”不具有思想家們的進步性，也是能夠容易預料到的。
在《金瓶梅》中，蔡蘊、安忱十年寒窗，金榜題名，但並未出現“昔日齷齪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的得意非凡，是金錢和權勢使他們失去了文人的榮耀。如果他們高中後能成為王孫貴族爭相拉攏攀結的對象、顯門赫族的東床快婿，他們還會屈就商人西門慶膝下求飽嗎？
他們在登第後不得名不得利的現實面前，怎還會固守傳統文人的節行操守，不去追逐金錢、地位、美色、不去向商人向權貴獻媚？一次次殘酷的現實讓文人們不得不重新設計規劃自己的人生。社會的大環境如此，而再單獨地批評文人的虛偽無行，不但不能解決問題也會對文人太加苛責了。
蔡安之流惟賴的只是一肚子詩書，可讀書並不能直接給他們想要的一切：功成名就、光宗耀祖、榮華富貴。他們在物慾橫流的現實面前既不願抱窮守志，也沒有才能棄絕詩書轉覓他途，這應該是文人在新的時代環境中所感受到的最大尷尬。
《金瓶梅》雖對蔡安等上層文人進行了窮形盡象地批判，但蘭陵笑笑生並不象思想家們那樣極端，他也客觀地寫出了他們的無奈。安忱因兄長是前朝宰相被言官參下，及第前位卑家貧無力成家；科舉中不能憑才華攫取第一，讓才能不如自己的蔡蘊佔了上風；成名後仍捉襟見肘，處處受人褒貶。
蔡蘊投奔宰相蔡京做了假子，他們同道第一次去向西門慶打秋風，蔡蘊得到了西門慶的較高禮遇，而安忱與之相比則顯得很落魄。他雖得到了西門慶的一些錢財，但這是依仗蔡蘊而得的。若不是蔡蘊，西門慶是否會青睞這個不在自己活動範圍內任職的失意文官，還說不定呢。
安忱接受著西門慶的親疏有別、貴賤分明的資助時很清醒：“蔡年兄領受，學生不當。”而且西門慶做的明白，說的更直截了當：“老先生榮歸續親，在下少助一榮之需。”十年辛苦不尋常，難以安身，難以立家，何談其他呢？
就是蔡蘊又怎樣呢？他做了御史，路過西門慶家狎妓時，賞了妓女一兩“用紅紙大包封著”的銀子，妓女嫌少向西門慶抱怨，西門慶笑說道：“文職的營生，他那裡有大錢與你，這個就是上上籤了。”
在四民之末的商人躍居前位後，曾經何等尊貴清高的文人、高中魁首的狀元在商人面前失去了所有的高貴和尊嚴，在金錢面前，“腹有詩書”不再“氣自華”，滿腹詩書只能作為換取金錢的砝碼。
如果說蔡安等上層文人用自己可憐的自尊和學問來換取讓世人垂涎的金錢，那麼下層文人溫必古、應伯爵之流則是以出賣自己的靈魂、尊嚴為代價來果腹養家，因而顯得更加卑劣無恥而無奈。
溫必古“生的端莊質樸，落腮鬍，儀容謙仰，舉止溫恭。”外表看上去還是文質彬彬，但是“雖抱不羈之才，慣遊非禮之地。功名蹭蹬，豪傑之志己灰；家業凋零，浩然之氣先喪。抱文章道學，一併送還了孔夫子；將致君澤民的事業及榮身顯親的心念，都撇在東洋大海。和光混俗，惟其利慾是前；隨方逐圓，不以廉恥為重。峨其冠，博其帶，而眼底旁若無人；闊其論，高其談，而胸中實無一物。三年叫案，而小考尚難，豈望月桂之高攀；廣坐街杯，遁世無悶，且作巖穴之隱相。”
他用孔孟之道、五行之常為西門慶在醜陋的宮場、放縱的性事、無情的友朋中塗抹著神聖的色彩。只是西門慶的汙言敗行無法超越到聖潔的層面，溫必古的引經據典不但不能掩飾西門慶的罪惡，他自己也在扮演著一個滑稽的小丑。
兩相對比，醜陋的更醜陋，迂腐的更迂腐。西門慶想美化自己的言行，但亦不是非之不可，溫必古只能算是他的小小裝飾，西門慶並不太在乎自己言行的離經叛道。
而溫必古則不然，唯以為生的即是他的“之乎者也”，只是他沒有蔡安之流的才華與幸運能擠身社會上層，在淪落於以生計為是的社會下層之中，不能象應伯爵常侍節之流一樣的和光同塵，而仍是一副道學派頭，用最聖潔的語言來遮蔽醜惡和醜陋。他和主人及主人的幫閒一塊逛妓院吃酒，說陋俗的笑話博取他們一笑、用迂腐的語言美化他們的言行。
不光如此，他還幹著吃裡扒外的勾當，在西門慶家當差，把官場的秘密洩漏給夏提刑。這一點他甚至都不如應伯爵，應伯爵是在西門慶死後為生計投奔張千戶並和盤托出西門家的老底，是見風使舵，審時度勢；溫必古則沒有應有的機敏，無法承得主人的歡心，只是靠著這種卑鄙的方法周旋於社會中。不光是西門慶，任誰也想不到溫必古潦倒落魄如此，竟還有這樣的卑劣心機。
更甚的是他孌畫童，逼得小畫童不敢進房。食不能果腹衣不能蔽體尚且不能忘苟且之事，立足尚未能保證已想著去賣身取利。溫必古的卑劣是時代風向使然，是當時社會的慾望世界造就了這樣的一個文人，是時代的悲哀更是文人的悲哀。
在嚴格意義上來說，應伯爵並不是一個真正的文人。他是一破落戶子弟，應舉不第靠著一張伶牙利嘴，偎依在西門慶身邊，出謀劃策雖多是吃酒狎妓，但也算是當時文人的差事，姑以文人待之。
為了討得西門慶的歡心，應伯爵拋棄了所有做人的尊嚴，充當著一個最卑賤最沒有自我的玩物：跪著妓女敬酒、闖入西門慶與妓女交歡的房間、妓女小解時搗亂，都給西門慶這個大淨的放蕩生活增添了新的刺激和樂趣。
當然，應伯爵在幫閒時是盡心竭力的，他幫閒西門慶但並不一味遷就西門慶，而是根據時勢規勸或建議西門慶，如李瓶兒的死和做生意時，都對西門慶的個人、家庭和事業起了一定作用。但他沒有忠君不事二主的愚忠思想，當西門慶一死，就很快投奔了張千戶。
先賢孟子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一直是中國古代文人追求的人生價值和人生座標，它長期激勵著命運多舛的失意文人無物資無地位，但一定要有獨立的自我；它也長期警醒著位高權重的功成名就者不能得意忘形、更不能忘記自己的使命。因而，它早以成為文人的座右銘。
可是，在《金瓶梅》中，無論是上層文人還是底層文人，都已不能固守自己傳統的文人形象。在新的時代環境中，特別是新的經濟浪潮的衝擊下，他們達不能兼濟天下，窮不願獨善其身，追逐金錢、美色。上層文人的欲蓋彌彰、下層文人的卑濫追求，使得他們與高潔絕緣，不管滿腹詩書而上達者還是窮困空洞而沉淪下潦者，“學問”都是他們吃飯生存乃至爬上高位的手段、憑藉。他們拋棄了傳統的道統文統，卻也不能象思想家李贄、徐渭那樣為人性的解放、為自我精神的追求折戟沉沙。
其實，真正生活中的人哪有那麼多李贄這樣的思想家，更多的是為活著而活著的人。食色本就是人的最基本追求，程朱理學一度禁錮了人的這一合理正常的追求，在晚明思想家的大力倡導下終如決堤江水一樣洶湧，只是對慾望的無限度追求讓他們沉浸在最低層次的生理本能的滿足中不能自拔，同樣失去了文人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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