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士大夫中,漁色之風頗為盛行,甚至有的人已年過八十,還在漁色渲淫,作少年伎倆。如西陽城人王國光,官至吏部書。據說此人善房中之術,甚至老而不衰。王國光致仕家居時,已經年過七十,但御女仍如少壯之時。萬曆十八年(1590),他已年過八十,聽說陽城白好禮病亡以後,其妻氏乃國色天香,王氏早就垂涎此女之豔,就託諸生田大狩等為媒,希望娶其為妾。起初李氏之公公不允,他就用勢威脅,再誘之以利,才不得不應允。但李氏立誓不再嫁人,在王國光的威逼下,李氏就以刀自刎。此事一時傳為奇聞。
所謂性病,在中國民間多俗稱“花柳病”。在花柳病中,又以楊梅瘡為最重,也就是今人所謂的“梅毒”。
性病是一種通稱,其實根據病情來說,可以分為輕、重兩個等次,輕者為淋病之類,重則為梅毒之類。根據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知道,在唐代和唐代以前,在中國顯然已經有一些較輕的性病出現。從唐代的一些醫術文獻記載所顯示的病症,諸如男女生殖器官典型部位的慢性潰瘍、尿道狹窄等等,無不都是一些林病的症狀。
儘管這些較輕的性病,在當時並沒有被認為是性交傳染,但文獻記載巳經說明,唐代的醫生確實清醒地意識到,正是淫風盛熾以及由此而來的墮落的生活,才助長了性病的傳染與傳播。
重症的性病梅毒,在中國的傳統典籍或醫學文獻中,也有不同的稱呼,如“惡疾”、“廣瘡”、“楊梅瘡”、“黴瘡”、“棉花瘡”、“砂仁瘡”等稱。至於它在中國的出現乃至流行,被學術界所一致認可的看法,則是出現於明代中葉以後,也就是16世紀之後。更確切地說,此病的流行始於明弘治(1488-1505),至正德年間始盛(1506-1511)。
弘治末年,民間患惡瘡,自廣東人始。吳人不識,呼為“廣瘡”。又以其形似,謂之“楊梅瘡”。若病人血虛者,服輕粉重劑,致生結毒,鼻爛足穿,遂成痼疾,終身不愈雲。這是最早關於楊梅瘡出現及其流行的記載。
繼此之後是李時珍的《本草綱目》,此書初版於萬曆十八年(1588),其中記道土茯苓,楚、蜀山菁中甚多,蔓生。昔人不知用此,近世弘治、正德間,因楊梅瘡盛行,率用輕粉藥取效。
醫書關於楊梅瘡的記載,當以上面兩書為詳。可見,弘治至正德年間是此類性病的第一次流行時間。楊梅瘡的第二次流行,則是在明末崇禎五年(1632)。
據陳司成《每瘡秘錄》一書所言,當時又有人因為到杭州“狎邪青樓”而染上此症。這種病大多是在“公子王孫”或“膏樑子弟”中流傳。得病之後,形損骨枯,口鼻俱廢,甚則傳染妻子,喪義絕育。
梅毒出現之後,逐漸流行到江南地區。這與江南的商業乃至性業的發達不無關係。明人李詡的記載揭示,在南直隸的江陰縣已經有一種當時民間稱之為“廣瘡”的性病的出現。從傳染者是“使女”與“甲首”來看,既有女性,也有男性。當時民間所傳治療之方,號稱傳之上方道人,有兩種方子:一是隻用幹荷葉一味濃煎湯當茶,每天飲用,儘量而止,不過六七日即可痊癒;一是用麥母子草根搗汁,和好酒同服,即可痊癒。
至明末,在漸江嘉興府一帶,有兩位遊冶或好色的公子,同樣傳染上了一種“惡疾”。從史料記載可知,這種性病惠者,到了最後,則是“下體糜爛,不能起,人惡婦通”,是“買妓為妾”,其傳染的途徑,顯然是通過性才得以傳播。一是“與僕近”,甚至鬚眉盡落,可見,就是染上了“梅毒”。從他們得病的情況來看綜合上面的幾家記載,可知楊梅瘡這種性病最初確實是弘治末年在廣東出現,至正德年間開始流行。
至於出現在廣東的原因,大概均與當地諸如卑溼而暖、溼熱與瘴氣相蒸的氣候及地理環境乃至“男女淫猥”的民風有關。其傳染的路線,大體是自南而北;其傳染的途徑則是性傳播,而在性傳播中,又與商業乃至性業的發達頗有關係。
值得指出的是,從明代諸如《金瓶梅》一類的小說中可知,明朝人存在著一種講究衛生的良好習慣,男女在性前或性後都會清洗部位,並用瓊脂凍類的潤滑劑塗在生殖器的小傷口和擦傷處,以避免感染。可見在晚明以前,性病的傳播並沒有達到令人驚恐的地步。直至晚明,由於性業的發達,涇風甚熾,導致了性病的廣泛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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