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文人一直受到了统治者的特别器重，并在历史的进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孤芳自赏、才华横溢，无论命运淹蹇还是才高盖世，都能保持着文人的个性和忧患意识。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文人越来越失去了他们传统的魅力，变得虚伪自私、平庸无能、耽于享乐。
著名思想家李贽最为痛恨的即是这样的文人，认为他们：“平居无事，只解打恭作揖，终日匡坐，同于泥塑，以为杂念不起，便是真实大圣大贤人矣。其稍学奸诈者，又搀入‘良知’讲席，以阴博高官；一旦有警，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甚至互相推诿，自以为得明哲保身之道。”“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
文人的转变如此实在让人痛心，但这是时代风气使然，他们为了仕途经济依偎权贵、放弃节行并不能独独归之于文人的退化堕落。晚明的李贽、袁宏道、汤显祖、冯梦龙等激厉地批驳假道学文人的虚伪，认为文人应该大胆地追逐金钱、酒色，他们只是看到了假道学文人的虚伪，而没有考虑时代风气转向的成因。
李贽大肆抨击耿定向的虚伪庸俗，而没想到自己长期借居耿家的尴尬；袁宏道三仕三隐，不是基于自己的社会责任、不是迫于官场的黑暗，而只是取决于自己对金钱和自由的渴求；屠隆先被罢官而后痛苦地落寞而逝是源于他放荡无羁地性追求；汤显祖毅然罢官是为了不受官场束缚的身心自由，丝毫不为乡民的苦苦挽留所动。
这样执著地追求个性自由单就个人来说或许难能可贵、或许无可厚非，但就整个社会来说，他们就真的比所谓的假道学文人更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吗？他们的影响和社会作用真的象人们一直所认为的那样，具有无可置疑的进步性吗？这恐怕是需要重新估价和评判的。
自明初制定《大诰》、永乐年间编订《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以来，出现了学者幼而读之，老而不知一言为可用者的状况。儒人们开口孔孟、闭口程朱，危言危行，从而使得文人失去了个性和独立的自我，成为阶级御用的工具；同时，明代资本主义的萌芽、求奢好货世风的盛行，使得文人在不朽和现实面前难以两全而处在了尴尬的境地。
何去何从，为圣人立言吗？为统治者载道吗？为自己谋不朽吗?圣人不在、统治者昏庸，自己到哪寻求不朽呢?而眼前的享乐放纵又是那么的让人迷醉，这样就很容易出现价值取向的转移。李贽们的新思想正好为他们的世俗追求找到一个最佳的借口，放纵的程度也是可想而知的了，而普通文人的“无所不为，无所不作”不具有思想家们的进步性，也是能够容易预料到的。
在《金瓶梅》中，蔡蕴、安忱十年寒窗，金榜题名，但并未出现“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得意非凡，是金钱和权势使他们失去了文人的荣耀。如果他们高中后能成为王孙贵族争相拉拢攀结的对象、显门赫族的东床快婿，他们还会屈就商人西门庆膝下求饱吗？
他们在登第后不得名不得利的现实面前，怎还会固守传统文人的节行操守，不去追逐金钱、地位、美色、不去向商人向权贵献媚？一次次残酷的现实让文人们不得不重新设计规划自己的人生。社会的大环境如此，而再单独地批评文人的虚伪无行，不但不能解决问题也会对文人太加苛责了。
蔡安之流惟赖的只是一肚子诗书，可读书并不能直接给他们想要的一切：功成名就、光宗耀祖、荣华富贵。他们在物欲横流的现实面前既不愿抱穷守志，也没有才能弃绝诗书转觅他途，这应该是文人在新的时代环境中所感受到的最大尴尬。
《金瓶梅》虽对蔡安等上层文人进行了穷形尽象地批判，但兰陵笑笑生并不象思想家们那样极端，他也客观地写出了他们的无奈。安忱因兄长是前朝宰相被言官参下，及第前位卑家贫无力成家；科举中不能凭才华攫取第一，让才能不如自己的蔡蕴占了上风；成名后仍捉襟见肘，处处受人褒贬。
蔡蕴投奔宰相蔡京做了假子，他们同道第一次去向西门庆打秋风，蔡蕴得到了西门庆的较高礼遇，而安忱与之相比则显得很落魄。他虽得到了西门庆的一些钱财，但这是依仗蔡蕴而得的。若不是蔡蕴，西门庆是否会青睐这个不在自己活动范围内任职的失意文官，还说不定呢。
安忱接受着西门庆的亲疏有别、贵贱分明的资助时很清醒：“蔡年兄领受，学生不当。”而且西门庆做的明白，说的更直截了当：“老先生荣归续亲，在下少助一荣之需。”十年辛苦不寻常，难以安身，难以立家，何谈其他呢？
就是蔡蕴又怎样呢？他做了御史，路过西门庆家狎妓时，赏了妓女一两“用红纸大包封着”的银子，妓女嫌少向西门庆抱怨，西门庆笑说道：“文职的营生，他那里有大钱与你，这个就是上上签了。”
在四民之末的商人跃居前位后，曾经何等尊贵清高的文人、高中魁首的状元在商人面前失去了所有的高贵和尊严，在金钱面前，“腹有诗书”不再“气自华”，满腹诗书只能作为换取金钱的砝码。
如果说蔡安等上层文人用自己可怜的自尊和学问来换取让世人垂涎的金钱，那么下层文人温必古、应伯爵之流则是以出卖自己的灵魂、尊严为代价来果腹养家，因而显得更加卑劣无耻而无奈。
温必古“生的端庄质朴，落腮胡，仪容谦仰，举止温恭。”外表看上去还是文质彬彬，但是“虽抱不羁之才，惯游非礼之地。功名蹭蹬，豪杰之志己灰；家业凋零，浩然之气先丧。抱文章道学，一并送还了孔夫子；将致君泽民的事业及荣身显亲的心念，都撇在东洋大海。和光混俗，惟其利欲是前；随方逐圆，不以廉耻为重。峨其冠，博其带，而眼底旁若无人；阔其论，高其谈，而胸中实无一物。三年叫案，而小考尚难，岂望月桂之高攀；广坐街杯，遁世无闷，且作岩穴之隐相。”
他用孔孟之道、五行之常为西门庆在丑陋的宫场、放纵的性事、无情的友朋中涂抹着神圣的色彩。只是西门庆的污言败行无法超越到圣洁的层面，温必古的引经据典不但不能掩饰西门庆的罪恶，他自己也在扮演着一个滑稽的小丑。
两相对比，丑陋的更丑陋，迂腐的更迂腐。西门庆想美化自己的言行，但亦不是非之不可，温必古只能算是他的小小装饰，西门庆并不太在乎自己言行的离经叛道。
而温必古则不然，唯以为生的即是他的“之乎者也”，只是他没有蔡安之流的才华与幸运能挤身社会上层，在沦落于以生计为是的社会下层之中，不能象应伯爵常侍节之流一样的和光同尘，而仍是一副道学派头，用最圣洁的语言来遮蔽丑恶和丑陋。他和主人及主人的帮闲一块逛妓院吃酒，说陋俗的笑话博取他们一笑、用迂腐的语言美化他们的言行。
不光如此，他还干着吃里扒外的勾当，在西门庆家当差，把官场的秘密泄漏给夏提刑。这一点他甚至都不如应伯爵，应伯爵是在西门庆死后为生计投奔张千户并和盘托出西门家的老底，是见风使舵，审时度势；温必古则没有应有的机敏，无法承得主人的欢心，只是靠着这种卑鄙的方法周旋于社会中。不光是西门庆，任谁也想不到温必古潦倒落魄如此，竟还有这样的卑劣心机。
更甚的是他娈画童，逼得小画童不敢进房。食不能果腹衣不能蔽体尚且不能忘苟且之事，立足尚未能保证已想着去卖身取利。温必古的卑劣是时代风向使然，是当时社会的欲望世界造就了这样的一个文人，是时代的悲哀更是文人的悲哀。
在严格意义上来说，应伯爵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文人。他是一破落户子弟，应举不第靠着一张伶牙利嘴，偎依在西门庆身边，出谋划策虽多是吃酒狎妓，但也算是当时文人的差事，姑以文人待之。
为了讨得西门庆的欢心，应伯爵抛弃了所有做人的尊严，充当着一个最卑贱最没有自我的玩物：跪着妓女敬酒、闯入西门庆与妓女交欢的房间、妓女小解时捣乱，都给西门庆这个大净的放荡生活增添了新的刺激和乐趣。
当然，应伯爵在帮闲时是尽心竭力的，他帮闲西门庆但并不一味迁就西门庆，而是根据时势规劝或建议西门庆，如李瓶儿的死和做生意时，都对西门庆的个人、家庭和事业起了一定作用。但他没有忠君不事二主的愚忠思想，当西门庆一死，就很快投奔了张千户。
先贤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一直是中国古代文人追求的人生价值和人生坐标，它长期激励着命运多舛的失意文人无物资无地位，但一定要有独立的自我；它也长期警醒着位高权重的功成名就者不能得意忘形、更不能忘记自己的使命。因而，它早以成为文人的座右铭。
可是，在《金瓶梅》中，无论是上层文人还是底层文人，都已不能固守自己传统的文人形象。在新的时代环境中，特别是新的经济浪潮的冲击下，他们达不能兼济天下，穷不愿独善其身，追逐金钱、美色。上层文人的欲盖弥彰、下层文人的卑滥追求，使得他们与高洁绝缘，不管满腹诗书而上达者还是穷困空洞而沉沦下潦者，“学问”都是他们吃饭生存乃至爬上高位的手段、凭借。他们抛弃了传统的道统文统，却也不能象思想家李贽、徐渭那样为人性的解放、为自我精神的追求折戟沉沙。
其实，真正生活中的人哪有那么多李贽这样的思想家，更多的是为活着而活着的人。食色本就是人的最基本追求，程朱理学一度禁锢了人的这一合理正常的追求，在晚明思想家的大力倡导下终如决堤江水一样汹涌，只是对欲望的无限度追求让他们沉浸在最低层次的生理本能的满足中不能自拔，同样失去了文人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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