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紅色理論家”鄭德榮一輩子“為黨立言”的先進事蹟在廣大黨員中引發熱議，他一生“信馬”、一心向黨的動人故事在很多人的內心掀起波瀾。“理想、勤奮、毅力、進取”，鄭德榮的八字座右銘中，“進取”是其近七十載治學生涯的厚重底色。先生搞研究、寫論文，給自己立下一個標準：跟已有的學術成果相比，有沒有新的突破？若沒有，絕不動筆。
做學問如此，幹工作何嘗不是這樣？一項工作，做了，是事實判斷、過程判斷；做好了，才是價值判斷、效果評價。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反覆強調，“以嚴和實的精神做好各項工作”“不達標準不交賬”……這些重要論斷，彰顯出鮮明的問題導向和效果導向，是我們做好工作的“方向盤”和“指南針”。
黨員幹部隊伍中，“做好”的榜樣比比皆是，立起了一座座豐碑。焦裕祿發出苦戰三五年，改變蘭考的面貌，不達目的，死不瞑目的誓言，憑藉抓工作的那股韌勁、幹事業的那股拼勁，硬是闖出了治理“三害”的新天地；谷文昌以“不制服東山風沙，就讓風沙把我埋掉”的使命擔當，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勁頭，14年帶領東山人民築起30多公里長的沿海“綠色長城”；廖俊波“能在現場就不在會場”，無論在哪個崗位上，都堅持高標準、嚴要求……無論是焦裕祿的韌勁拼勁，還是谷文昌的使命擔當，抑或是廖俊波的“一貫優秀”，無不生動詮釋著做就“做好”的境界，而其背後的原動力，都緣自大寫的“心中有責”。因為心中有責，才會迎難而上、主動求變，才會敢於擔當、背石上山，才會拉高標尺、精益求精……在其位，自當幹其事、盡其責、求其效，黨員幹部對經手的每一項工作，都應“精耕細作”、做實做好。
不容忽視的是，現實中也有一些幹部抓工作力道不足、標準不高，把說了當做了、把做了當做好了。上級開會、我也開會，上級發文、我也發文，上級考核、我也考核……這樣的幹部習慣於當球場上的“二傳手”，你看，該強調的我都強調了、該安排的我都安排了，我“盡責盡力”了。可問題是：個個“倒腳”、誰來“射門”？個個都是“過程版”、誰來對效果負責？在有的地方，打基礎、利長遠的“潛績”不受歡迎，“一拳砸出一口井”的“顯績”頗受青睞。受此驅動，很容易催生出“現場成秀場”的假調研，“不怕群眾不滿意、就怕領導不注意”的面子工程，還有“兵馬未動、經驗已出”的急躁心態。一些地方“散步式”發展、多年變化不大，跟一些幹部滿足於“做”而不追求“做好”的態度與作風大有關係。
古人云，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僅得其下。做沒做，是基本要求；好不好，才是工作目標。做好了的標準，是質量、是精準、是有效。但凡制定政策、採取措施、推進工作，都應當追求高質量、有效果。會不在多、管用才行，文不在繁、說透才行。不管幹什麼工作，都不能滿足於“過得去”，而應追求“過得硬”。
歷史只會眷顧堅定者、奮進者、搏擊者。“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絕不是輕輕鬆鬆、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全黨必須準備付出更為艱鉅、更為艱苦的努力。”唯有始終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狀態，始終保持一往無前的奮鬥姿態，才能闖關奪隘、攻堅克難，不負偉大的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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