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opu導讀：浙江溫州，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彼時卻因跑路的皮革廠老闆黃鶴讓溫州著實火了一把。但爆笑的歌曲和廣告背後，是溫州這個民營之鄉的過往和困境。在這個曾經支撐起中國民間經濟半壁江山的叛逆城市，如何在變革大潮中完成太陽鏡之城的完美逆襲，成為全球眼睛行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
Kopu解讀：哪裡有溫商，哪裡就有市場
1981年，彼時溫州市場上開始流行起太陽鏡，頭腦靈活的溫州人一眼看中太陽鏡隱藏的商機，電鍍+焊接+鏡片，溫州人最先經手的主要是眼鏡架總裝，在鏡架的基礎上裝配鏡片擰好螺絲，就是一副完整的太陽鏡了。在當時商品稀缺的年代，儘管樣式簡陋，但並不愁銷路，這樣的眼鏡當時在市場上能賣一兩塊錢，來自義烏等地的銷售人員成為了踴躍的買家。第一代溫州太陽鏡就是靠著溫州人的勤快靈活，依靠家庭作坊式的經營模式，一個全新的行業在溫州如野草般生長起來。“一個有需求一個能生產，所以就形成了溫州的眼鏡產業，缺一不可。”
儘管七山二水一分田，上天並沒有給溫州人提供豐裕的自然條件。建國後，這座位於臺海備戰一線的城市也很少得到國家投資，30年6億元的總投資額，僅相當於同等城市平均水平的七分之一。溫州人卻依靠敏銳的嗅覺把握商機，加上吃苦耐勞，求得自力更生。幾乎在眼鏡行業起步的同時，徽章、紐扣、電器開關等花樣繁多的小商品製造業也開始在溫州崛起。
Kopu解讀：太陽鏡的外貿代工之路
上世紀70年代，全球太陽鏡的生產基地從意大利、法國和德國轉移到了中國臺灣。而隨著臺灣的生產成本提高，眼鏡廠商們又在四處尋找新的代工工廠。無意間商人發現“既能當老闆又能睡地板”的溫州人，一時間就像是眼鏡行業發現了溫州這片新大陸，用工成本低，產能高，曾經向臺灣工廠下單的客戶們由此紛紛將訂單轉向了溫州。
由於訂單大部分是出廠價1美元以內的廉價太陽鏡，其質量類似於現在的地攤貨，加上溫州工廠當時的加工能力也很有限，大部分得依靠人工組裝。強大的市場需求，使溫州太陽鏡行業的發展狂飆突進，新的眼鏡廠如雨後春筍般冒了出來，分食巨大海外訂單市場這塊大蛋糕。
在溫州眼鏡行業藉助外貿起飛的那段時間，聰明的溫州人向來不缺賺錢的點子，有些人看到了“五馬街上的金元寶”，——給太陽鏡貼商標貼紙、做眼鏡腳套代替點漆。單價利潤低廉的商標貼紙過去大都依靠臺灣進口，貼紙生產技術難度並不算高，聰明的溫州人又研發出貼紙，在推向市場後很快一炮而紅。而做眼鏡腳套要比點漆好很多，和眼鏡貼紙一樣，溫州當時幾乎沒有腳套的生產商，點子活的溫州人再一次學習到腳套的生產工藝，一舉奪得更多加工訂單。
Kopu解讀：從至暗時刻到轉型之變
儘管“太陽鏡之城”已名聲在外，但相比於鞋服等行業，在新千年到來時，眼鏡在溫州還算不上支柱產業，在此期間，一批溫州眼鏡製造商開始調整產品結構，淘汰相對低端的太陽鏡產品，改做更為高端的光學眼鏡及太陽鏡。到2007年，溫州眼鏡出口額增長至5.4億美元，三年間近乎翻了一倍。
此時，溫州眼鏡行業的明天似乎無限美好，而未曾料到的是，從業者即將迎接的卻是一段至暗時刻。
眼鏡行業的轉折點出現在金融危機爆發的2008年，依賴外貿出口的溫州眼鏡行業遭遇困難。2009年，全市眼鏡出口額罕見地下降了11%。當時寬鬆的貨幣環境，則讓溫州眼鏡製造者們迷失了方向，大家感覺實業沒前途，不務正業的人多了起來。溫州當地多家有名的眼鏡公司在2011年爆發債務危機，多家創始人甚至一度到大洋彼岸躲債。溫州經濟也在此期間陷入低谷，2012年溫州GDP增速僅為6.7%，不但在浙江省內墊底，也創下了該市23年以來的新低。
在過去數年間，溫州正逐漸取代深圳，成為新的世界眼鏡工廠，兩條不同走向的線條代表著這種趨勢。保守估計，目前全球三分之一以上的眼鏡由溫州生產，除了有著傳統優勢的太陽鏡，光學眼鏡的佔有率也在逐年提高。
在經歷2012年的低點後，整個溫州經濟也逐漸復甦，2017年GDP增速達到了8.4%的階段新高。溫州人意識到代加工的瓶頸將到來，只有加工品質提高才會留住國際訂單，成為深圳切實的競爭對手。然而代加工始終是別人是品牌，如何進行轉型，擁有溫州自己的品牌，帶有品牌附加值的太陽鏡品牌這一點，是需要溫州人未來不斷嘗試和迭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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