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龍
馬連良是當之無愧的京劇泰斗，可在所謂的政治立場方面幾近“白痴”。既不能審時度勢，又不會見風使舵。除了鑽研戲劇業務外，對政治運動的意義向來知之甚少，更不可能主動積極地參與其中。這令他在後半生中不斷地蒙受冤屈。所謂“馬連良漢奸案”就是其中的一件。
1937年北京淪陷後，為了應付大小漢奸的演出邀約，馬連良是能躲便躲，能扛就扛，可有一樁演出則實在扛不過去了，也給他的心靈上留下了永遠的痛，這就是1942年的“東北之行”。
1942年的一天，馬連良得知奉天“回教學院”欲購置一所日本人辦的日本學校——鍋山女子學園，把日本人趕走，變成中國人辦的中國學校，專門招收中國學生，繼續實施中文教育，但傾沈城回胞之力也只能湊集5萬元，與所需之款相去甚遠。他聽後表示大力支持，並決定參與這一義舉。馬連良決定赴奉天為“回教學院”籌款演出之事，被在北京主辦《三六九》畫報的朱復昌知道了。
《三六九》畫報
朱復昌以報人的身份與梨園界的人士整天廝混在一起，相互熟稔，大家都把他當朋友對待，沒有戒心。實際上此人已效忠日偽當局，是個十足的文化漢奸，其主要任務就是配合日寇在意識形態方面的政策做宣傳，監視文化藝術界的動態併為其主子出謀劃策。當他把這一消息彙報給他的頂頭上司、日本人山家少佐時，山家心中不禁大喜。
日軍佔領華北之後，在北平設立了一個主管演藝界的機構，名為“華北演藝協會”，它的背後就是日軍報道部，其主腦就是山家，朱復昌身兼該協會的駐北平辦事員。因“滿洲國”的“三·一國慶節”即將臨近，此次正逢“建國十週年”，“滿洲國”方面要求“華北演藝協會”找一個高水平的劇團前往新京（長春）做祝賀演出。馬連良的扶風社要去瀋陽為“回教學院”義演這件事，給山家找到了一個可乘之機。正好可以藉此機會移花接木，幫助自己完成任務。
偽滿洲國“國慶”十週年會場
馬連良演了半生“忠孝節義”的戲，他深知此行意義。本來是次簡單的籌款義演，現在已演變成“祝賀演出”，收入可能比以前想象的要多，可“漢奸”的罵名也就從此背上了，這是他當初答應奉天阿訇時所始料未及的。近期馬連良終日與文人吳幻蓀、翁偶虹、徐凌霄等人一起研究劇本，廢寢忘食。當他把朱復昌的原話與友人講過之後，大家的意見就是用一個“拖”字，能拖多久拖多久，拖過了3月1日再說。
夏季到來之後，戲班都會停演一段時期，休息調養，沒人出外演出。山家和朱復昌等在上峰的壓力之下，終於忍無可忍，惱羞成怒了，再拖下去自己的紗帽也要搬家，於是使出了既野蠻又陰毒的招數。
就在夏天的一個下午，豆腐巷馬宅裡象往常一樣平靜，馬連良正在西跨院裡吊嗓子，朋友們靜靜地坐在周圍，欣賞著平日演出基本不露的《烏盆記》。突然，朱復昌帶領著幾名全副武裝的日本軍人闖進馬家的院門，各有兩名荷槍實彈的日本兵把住了前後門，其餘人等不容分說徑直走進了馬家的南客廳。
其中一名年輕的軍人把自己的上衣脫得精光，在地下放了一張白布盤腿坐在上面，又在自己的腰間纏繞了幾圈白布，用一把日本戰刀對準了自己的腹部準備剖腹自殺。另一個鬼子站在他旁邊，面目猙獰地舉起另一把戰刀，準備在剖腹者無法對自己下狠手時，幫助他完成使命。這一對凶神惡煞的突然到來，對生活在文明古都的馬家人來說，如同“活見鬼”一般，一個個都被驚得目瞪口呆，渾身顫抖。
二戰時期，日本軍人受“武士道”精神的感染，流行切腹
這時朱復昌正式傳達“皇軍”的“旨意”：“今天如再不答應赴東北演出之事，皇軍在此地實行‘死諫’，當場剖腹自殺，血濺馬宅。”悲天憫人的馬連良被這群教化不開的野獸行為鎮住了，他知道這些沒有人性的傢伙什麼事都幹得出來，如若不同意赴東北演出，日本兵一定會切腹自殺，藉此生事。自己院中上有七旬老母，下有不懂事的孩子，以及與此不相干的友人同事等。日本人為了報復，全院這幾十口人的性命將危在旦夕。為了保護他們的生命安全，考慮到扶風社全體成員的生存，馬連良只得犧牲自己的名節，以身飼虎。在日本鬼子的脅迫之下，被逼無奈地同意了東北之行。人的自由被鉗制，人的思想被禁錮，人的尊嚴被玷汙，這就是亡國之人屈辱的命運吧。
1942年9月，扶風社一行四十多人乘火車前往東北巡演。1942年11月初，馬連良的扶風社在瀋陽連演十天大戲，場場爆滿，為“回教學院”籌得資金25萬元。回京以後馬又捐助了10萬元，共計捐獻35萬元。最後以40萬元的代價，購得鍋山女子學園的地皮及校舍。即現在的瀋陽市光榮街53號，瀋陽市回民中學現址。
馬連良捐助的奉天回教文化學院校舍及操場
回教文化學院舉行籌款義演以外，沒有為任何人或機構做過義演，全部都是營業性演出。然而無恥的偽滿當局及其所控制的宣傳機構，為了達到給“滿洲國”粉飾太平的目的，在“三·一國慶節”過了七個月後，厚顏無恥地說馬連良的扶風社是為慶祝“建國十週年”而來。把“華北演藝使節團”的名義強加在馬的頭上，使他成了偽滿反動宣傳的犧牲品，也為日後奸小之輩設計陷害他留下了伏筆。
1946年，一出“馬連良漢奸案”的大戲逐漸拉開了帷幕。國民黨高官做後臺老闆，負責全盤策劃。由位於東華門東興樓飯莊附近的“稽查處”為班底，特務李國章唱主角，出面蒐集 1942 年冬馬連良扶風社去東北演出的“材料”。在偽滿宣傳的基礎上再添油加醋，把這次以捐資助學為目的的巡演，說成是由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官方派出的使節團，專程為慶祝偽滿建國十週年而去演出的。把日偽強加在馬連良扶風社頭上的“華北演藝使節團”的帽子，巧妙地偷換成“華北政務委員會演藝使節團”，這樣馬連良就順理成章地變成了“官方”的代表，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漢奸”。
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馬連良對媒體發表公開講話以正視聽，他說：“在汪精衛高呼和平的時候，我唱了劈頭就罵主和漢奸的《春秋筆》，在小鬼子抓勞工最緊張的時候，我唱了鼓舞農民反抗敵人的《串龍珠》，一次兩次受到警告，特務漢奸的手槍、辱罵，時時出現在我的面前耳畔。除了回教中學的義演外，實為營業性質，從未有為敵偽宣傳，亦未在何處參加敵偽慶祝，希望國法能有一個公斷。 ”
馬連良親筆書寫的座右銘
這時上門來的國民黨官員，多數懷有乘機敲詐或落井下石之心。有人說能在北平手眼通天，有人說可去南京打通關節，其目的就是索要“活動經費”，然後一去不歸。有些更加寡廉鮮恥的人，直接指明要某一套傢俱或某件首飾，貪婪的嘴臉暴露無遺。馬家這邊開始傾家蕩產般地變賣家財並換成金條，由夫人陳慧璉出面，施展她的“外交”才華，北京、南京、上海等地穿梭不停，直接找到了蔣夫人宋美齡和全國回教協會會長白崇禧等官員，要求還馬連良一個清白。
“妝敬、文儀、門包、潤筆”等自然也花費不菲。馬連良以“保外就醫”的身份整天軟禁在家中，不能自由活動，等候案件的審理結果。閒來無事時，給侄子馬榮祥說說戲，聊以排遣心中的鬱悶。
官司打了近一年左右，馬家除了剩下一所空空如也的南寬街大宅院外，財產蕩然無存，還欠了一屁股的債。最後河北省高等法院的結案陳詞是：經查明，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王揖唐執政時期並沒有官方派出過“使節團”的底案，未發現有漢奸確證，查無實據，不予起訴。這一天是1947 年 6 月 26 日，在家中軟禁了一年多的馬連良終於得到了解脫，恢復自由。
一年來不知去向的許多國民黨官員又都“冒”出來了，一個個以道喜為名，把功勞往自己身上攬，強迫馬連良為他們唱“道謝戲”。以打官司為由的敲詐暫告一個段落之後，以唱“義務戲”名義的明搶又開始興風作浪。劫收大員們覺得馬連良雖然家徒四壁了，但他身上的藝術則是一座取之不盡的寶藏。於是，他們以各種名目強迫馬連良唱“義務戲”，而所得的善款則都成了他們的囊中之物。
開始還巧立名目，稱為“北平難民籌款”、“國民黨北平黨部特別捐”等義務戲。沒有了名目後，竟恬不知恥地稱為了什麼“淨生生物調查所”、“私立女子西畫學校”、“裝甲兵半月刊”等籌款，真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搞得馬連良躲無可躲，藏無可藏。正如晚唐詩人杜荀鶴在《時世行》中描述的那樣：“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徵徭！”
本文摘編自《不信東風喚不回：我的祖父馬連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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