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皇祐初，杭州大旱，糧食奇缺，更有不良商人乘機囤積哄抬，以至糧價暴漲，達到每鬥百二十文，比全國平均價鬥七十文（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367）漲了近一倍，且勢頭不減。百姓因饑荒而紛紛流徙。其時，范仲淹任杭州郡守，為保全百姓，安穩地方，他不依常規，以“逆向法”平抑糧價。
什麼叫“逆向法”？說白了，就是從已知事物的相反方向進行思考，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與之相對應的，是正向思維，即所熟悉的常規思維路徑。在實踐中，許多問題的解決，正向思維往往無效，而“逆向法”卻能收到奇效。
我們已知（當然范仲淹更加知道），古代政府常用的物價調控法，是平糶（糴）和平準。前者著眼於糧食等重要物資的儲備，後者則是建立市場價格基金（本錢）。當物價下跌過猛，政府就高價收購、儲備；當物價上漲過暴，政府就低價出售儲備。如此一吞一吐，可將物價有效控制在一定範圍內。
如果按常規，范仲淹應該開倉放糧或低價出售糧食才對。那麼，范仲淹又是如何據此反向思考尋找“逆向法”的呢？
在《鹹淳臨安志》裡有這樣的記載，皇祐二年，范仲淹派人在沿運河各地張貼告示，廣為宣傳政府開始高價收購糧食：每鬥一百八十錢，比市價高了五成。從這個記載中，趙炎以為，不難發現他的兩個“逆向”思考：一是政府拿不出儲備糧來低價平糶，二是杭州當地缺糧，若強行平準，勢必加劇糧商的囤積和本來就不多的糧食再行外流。
拋出高價收糧信息，顯然是個誘餌，促使糧商放糧，並吸引糧商把外地糧食運到杭州來。這就是反向思維形成的“逆向法”。
果然，此舉一出，效果立顯，各地糧商見有利可圖，紛紛“日夕爭進”。很快，杭州市面上糧食又充足起來。所謂物稀才貴，糧食多了，價格自然回跌，逃荒的百姓遂得以迴流安居樂業。大飢之年，杭州竟看不出一點飢荒跡象。
有的時候，“逆向法”也會被人詬病為荒唐。范仲淹就曾遭遇過。
沈括《夢溪筆談》提到，范仲淹根據“吳人喜競渡，好為佛事”的風俗，在賑災過程中“逆向”而行其法，“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於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主首諭之曰：‘飢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之役。’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敖倉吏舍，日役千夫”。
這樣的“逆向法”，明明是以工代賑、拉動內需和平抑物價的良策，卻被“監司奏劾杭州不卹荒政，嬉遊不節，及公私興造，傷耗民力”。可見，正向思維的人，只知道在饑年發放糧食給饑民，而不會反向思考獲取有效解決問題的“逆向法”。
皇佑三年，范仲淹貶任青州知州。赴任途中看到“歲飢物貴，河朔流民，尚在村落，因須救濟”，原來河北發大水，成千上萬的百姓因饑荒而湧至青州，導致青州糧價高漲。到任之後又發現，青州百姓的稅糧要跑到博州（今聊城）去交納，使得當地糧食更加稀缺，糧價更加昂貴，百姓還要為長途運輸而發愁。如何平抑青州物價，解民之憂？
常規辦法無非兩個，一是發放儲備糧，或者去外地購糧回青州低價出售，以平糶糧價，二是請求朝廷減免青州稅糧，百姓就不必再為運輸叫苦了。但范仲淹沒用正向思維去找解決辦法，他經過調查發現，博州的糧價遠比青州便宜。據此思考而成“逆向法”----支移，即讓青州百姓按照正常年景的糧價交錢給官府，以款代糧，然後派人去博州購糧，就地繳納，還把剩餘的錢退給百姓。
這樣做一舉兩得：既免去了百姓的長途運送之苦，又不讓青州糧食外流，從而平抑了青州糧價。（趙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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