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佳山
新世紀以來，中國電影改革的初衷，就是要試圖突破長期困擾我國電影市場的省、市、縣縱向間和不同省市橫向間，分散的、割據的、社會協作率低下的難堪局面。
然而中國電影在隨後的發展過程中，卻不過是複製了改革開放以來GDP發展模式的老路，中國電影產業的特殊性並沒有超脫出中國經濟的普遍性，每年數百億的高票房，依然不過是通過放大渠道來增加市場規模的紅利的產物，不過是典型的改革開放以來的粗放型的發展套路。
事實上，從2007年開始，我國平均上座率近十年來長時間低迷，不過是印證了急速膨脹的影院擴張早已經進入到了其自身發展的瓶頸期。一旦中國電影產業的票房的增速也就是產值增速，落後於影片、院線這些產能的增速，中國電影就不可避免地和中國經濟一樣，開始踏進事實性的“滯脹”的泥潭。
那麼，對於我國電影產業內部而言，面臨這種行業現狀，尤其是資本市場的“擊鼓傳花”遊戲已經不再允許，通過正常經營又很難生存，他們該怎麼辦？“走出去”，就成了真正意義的不“二”選擇。例如國民岳父王健林就制定了旗下院線在2020年，完成佔據全球電影票房20%份額的“小目標”，這真是在整個人類歷史上都史無前例的壯舉。
在這裡絲毫沒有興趣質疑中國資本的能力和實力，我們也真心相信他們不僅能夠做到，可能還會做得更好。問題在於，伴隨著中國資本在北美、西歐這些即便在十多年前，還被我們認定是先進文化發展方向的發達國家核心區域的大快朵頤，是否一定意味著以中國電影為代表的中國文化也會走出去，並將行業水平提高到相應程度？
《長城》在北美的可悲遭遇就已經充分向我們說明，這中間恐怕從來就沒有等號，也從來就沒有等價關係。我們確實不能否認中國資本在這個探索過程中的意義、價值，只是要說明在這個過程中還將有著更為殘酷的多重意義的“血雨腥風”。
在今年中美雙方將啟動新一輪電影進口配額談判，進口影片尤其是好萊塢影片的配額勢必至少將進一步大幅調整，中國電影全面開放的時代恐怕已經浮現在歷史地表。
如果我國當前由階層、區域、城鄉發展不均衡和信息不對稱所帶來的審美差異，在逐步擴大的開放進程中，被以好萊塢電影為代表的外國電影所彌補，也就是以好萊塢電影為代表的外國電影如果摸準了中國觀眾的偏好和節奏，這對於中國電影而言又意味著什麼？那些“小目標”又將是誰的“小目標”，還和中國電影自身有沒有關係？我們現有的《電影產業促進法》得經過多少次修正案才能處理這些問題？這都是太過尷尬的悖論。
長期看，可能就在5、6年後，由於我國這麼大的人口基數和中國資本的羽翼日豐，中國電影終究還是會拿下世界第一票倉，這就不應該是什麼目標。真正的挑戰在於，新世紀院線制改革以來，按最低票價、單拷貝票房保底指標等硬性約束的發行、放映模式的弊端已經顯而易見：中國電影的生產、發行、放映等幾乎所有領域的頂層設計都面臨著這個時代的全方位洗禮。
最後，套用一個熟悉的表述來概括當下的中國電影可能更為貼切：我國電影產業的行業實際生態已經遭到嚴重破壞，有些問題積弊較深，徹底扭轉仍需時日，無論是建章立制、文化立法、利益協調、資源整合等等，中國電影面臨的形勢依然嚴峻複雜。面對“上半場”的一地雞毛，當前的《電影產業促進法》也至少還算是亡羊補牢，但“下半場”留給中國電影的時間，真的已經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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