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前面談到：從唐朝起，古代政府將法官的錯判分為四大類型：故入人罪、故出人罪、失入人罪、失出人罪。故入人罪，指司法官徇私枉法，故意將無罪之人判有罪，或將輕罪判為重罪；故出人罪，指司法官故意為罪犯開脫，將有罪之人判無罪，或者重罪輕判；失入人罪，指司法官因過失，誤將無罪之人入罪，或將罪輕者重判；失出人罪，指司法官因為失誤，將有罪之人判無罪，或將罪輕之人判重罪。
前面我們已經介紹了宋代對故入人罪、故出人罪、失入人罪的責任追究，點這裡可以回看：
今天我們繼續來說說宋朝政府對“失出人罪”的問責。按《宋刑統》的規定，“失於出者，各減五等”，即以比照“故入人罪”減五等的原則，問責“失出人罪”。這只是《宋刑統》規定的“失出人罪”責任。實際上，宋政府對“失出人罪”的司法官基本不追究責任。
熙寧八年（1075），洪州（今江西南昌）發生一起錯判：當地平民周汝熊犯下徒罪，但洪州司法官因為失誤，給判了杖罪，屬於“失出人罪”。在中央法司對這一判決進行審查時，有人提議對洪州司法官作出處罰，但中書堂後官劉袞駁議說：“洪州官吏當原。”劉袞又建議：“請自令官司出入人罪，皆用此令。”意思是，今後司法官失入、失出人罪，都可以援引洪州例，給予諒解。大理寺卻提出：“失入人罪，乃官司誤致罪於人，難用此令。其失出者，宜如袞議。”申明“失入人罪”必須問責，“失出人罪”才可免責。朝廷“從之”。
宋人的奏疏也透露了宋代“失出不坐”的信息。宋仁宗慶曆年間，一位大臣說：“祖宗積德，陛下好生，失出者不為深罪，失入者終身負責。” 宋哲宗元祐年間，又有大臣說：“伏見法寺斷大辟，失入一人有罰，失出百人無罪；斷徒流罪，失入五人則責及之，失出雖百人不書過。”
元祐初年，執政官提議：“天下讞獄，失出入者同坐。”將“失出人罪”視同“失入人罪”，同樣問責。但這一動議受到給事中喬執中的封駁：“先王重入而輕出，恤刑之至也。今一旦均之，恐自是法吏不復肯與生比，非好生洽民之意也。”
不過，由於朝廷對“失出人罪”不問責，法官在司法審判過程中難免會傾向於輕縱罪犯，有損司法公正。因此，元祐七年（1092），一位臣僚又上書說：“法寺斷獄，大辟失入有罰，失出不坐”，“常人之情，能自擇利害，誰出公心為朝廷正法者”？這位臣僚建議說，“乞令於條內添入‘失出死罪五人比失入一人死，失出徒流罪三人比失入一人’。”意思是，司法官失出人死罪五人，按失入人死罪一人問責；失出人徒流罪三人，按失入人徒流罪一人問責。朝廷採納了這一建議，“從之”，“著為法”。
紹聖四年（1097）十一月，朝廷又修訂法律，將“失出死罪”三人比照“失入死罪”一人處置，問責略嚴。但過了幾年，“失出有罰”的立法就被否決了——元符三年（1100），有大臣提出：“大理寺讞斷天下奏案，元豐舊法無失出之罪罰，後因臣僚建言，增修失出比較。逮紹聖立法，遂以失出三人比失入一人，則一歲之中偶失出死罪三人者，便被重譴，甚可惑也。夫失出者，臣下之小過；好生者，聖人之大德人。請罷理官失出之罰。” 於是，朝廷宣佈紹聖四年十一月的敕命不再施行，再次確立了“失出不坐”的問責原則。
說到這裡，我們應該來思考一個問題：為什麼宋人這麼在乎“失出”坐不坐罪？
本來，不管是從司法公正的角度，還是從法官責任的角度來說，一件案子出現畸輕畸重的不當裁決，法官都應該接受問責才對。那麼宋人再三要求朝廷確立“失出不坐”的原則，是想逃避司法責任嗎？是罔顧司法公正嗎？當然不是。《宋刑統》延續“出入人罪”的立法，嚴懲“故入人罪”與“故出人罪”，問責“失入人罪”，都是為了維護司法的基本公正，建立法官責任制度。
但對於“失出人罪”如何問責，宋人的著眼點，卻不是“司法公正”，而是盡最大程度避免無辜者受冤。我們看宋代士大夫論證“失出不坐”時，往往都會援引《尚書?皋陶謨》記載的一項司法理念：“罪疑惟輕。”罪疑惟輕的意思，就是疑罪從輕、疑罪從無。
我們要理解宋人為什麼強調“失出不坐”的用心，必須把握這個關節點。
為什麼說“失出不坐”就是“罪疑惟輕”的體現呢？道理很簡單：導致出現“失出”或“失入”的案子，通常都是案情存存在疑點、證據存在疑問、法律適用存在疑難的疑案，法官在裁決這樣的疑案時，可以選擇“惟重”（意味著可能會犯“失入”之錯），也可以選擇“惟輕”（意味著可能會犯“失出”之錯）。如果法官問責原則是“失入有罰，失出不坐”，那麼基於“常人之情，能自擇利害”的經濟人理性，法官自然會傾向於作為從輕乃至從無的判決，從而達成了疑罪從輕、疑罪從無的效果。
（文章引用了不少文言文，以前有網友留言說看不懂。我建議，看不懂就多看看，學習一點文言文，你會更有B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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