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佛教如何看待臨終救治？如何看到“安樂死”？2018年7月5日，臺灣地區舉行安樂死公投聽證會，在出席聽證會的4位學者中，3位都支持開放安樂死。臺灣玄奘大學宗教與文化學系教授釋昭慧則持反對意見，她認為人的本能與意願常衝撞，她看到許多個案雖然強調自己想死，但展現出來的每個動作卻是求活。昭慧法師會後寫下這篇感言。全文如下：
7月5日下午在中選會討論安樂死公投案時，除了相關部會政府官員與提案人外，連同我共有4位學者專家應邀發言，除了我是倫理學者，其他都是法律專家。
安樂死可依其被動或主動程度而再作分類，由於《病人自主權利法》已可允許醫師被動撤除維生設備，因此本項公投案，目的是進一步推主動安樂死──包括醫師對病人施打致命藥物，以及醫師提供病人以致命藥物或致命設施。
我發言時表示：過往曾同意，讓一隻誤食毒餌而每一秒都活在劇痛中，且已無法醫治的狗狗，由動物醫師注射針劑，讓它提早離世，以免它在劇痛中“延長死亡的過程”。而由於個人是“眾生平等”論者，認為“生命求活的本能無分軒輊”，應予平等尊重。因此，動物倘若可以安樂死，人就可以考慮安樂死；人若不應安樂死，就不宜動轍為動物安樂死。准此而言，我算不上是任何情況下絕無例外的“反安樂死論者”。
然而就自己陪伴病患的經驗，發現病患即使是死意甚堅，但是在病苦極深之時，依然會依本能的求生欲而奮力求活。由於終結生命的“自主意願”，經常與延長生命的“求活本能”強烈衝突，作為非當事人的我們，可以僅接受病患的“自主意願”，而不尊重他們的“求活本能”嗎？這是我非常遲疑，也不免質疑的焦點。
個人比較重視的是，應盡全力讓患者免除一切“無意義的疼痛”。例如：導致病患痛苦的侵入性治療，若已毫無治癒可能，只是無謂地延長著他的死亡過程，這難道是必要之惡嗎？還有，假使病患寧可自然死亡，也不肯接受帶來極大痛苦的侵入性治療，我們能尊重他“拒絕醫療”的意願嗎？
然而，這方面的問題，依於即將實施的《病人自主權利法》，應該已可解套。依於該項法令，病患或家屬已可明確表達放棄治療的意願，甚至已可要求撤除維生設備。然則本次提案的“安樂死”，已是由醫師與醫務人員為病患“加工助殺”，可惜的是，作為未來可能被要求執行此一“助死”任務的醫界，竟無一人參與此次聽證會。
即使是《病人自主權利法》，有關“容許摘除維生設備”的規制，在倫理上還是很有爭議的。以美國的泰莉（Terri Schiavo）個案而言，她因持續性植物狀態，而被插管餵食長達15年，後經法院判決，准予撤除餵食管。然而在摘除營養與水分的維生系統後，泰莉是經過13天才死亡的，這表示她是在13天后，活活地飢渴致死。這樣緩慢而痛苦的死法，真的就會比“一針畢命”更為人道嗎？
而這依然是前端的“過度醫療”，所導致的後端問題──當初在泰莉無法自主進食之時，假如不插入餵食管，到後來就不會有活活折騰15年，最後依然面對“拔管”的悲劇。
今天的聽證會，四位學者專家中，除我之外的其他三位，都贊成人工助殺式的安樂死。這應該只是巧合，而非官員有意為之。但是在聽證會結束前，我還是誠懇地建議主席，未來召開這類聽證會時，宜應求取正反雙方人數與專業領域的平衡。否則我擔心，聽到贊同方過於“一面倒”的說詞，卻聽不到反對方的充分理由，會讓參與審定公投案者因信息過於片面而產生誤判。
例如，座中某位資深法律專家，竟然一再將“安寧療護”直接稱作是“安樂死”。其理由是：注射嗎啡終究還是會致死。“安寧療護”與“加工助殺”其實都是“同意殺人”，其差別只在於，前者分多次注射嗎啡，後者是一次到位。
這樣粗糙的說詞，讓我非常難以接受，雖然不足以為安寧緩和醫療代言，依然忍不住反駁他：
1. 安寧緩和醫療的目的，根本就不是“同意殺人”，而是為了減輕或免除末期病人的痛苦，增進尊嚴、無痛的生活質量，這怎麼可與加工助殺的“安樂死”混為一談？
2. 就我過往的照護經驗，因癌末而接受緩和醫療的患者，最後還是會因癌症或併發症而死，怎麼可以將所有緩和醫療患者的死因，都歸結到嗎啡注射？
3. “多次少量注射”與“一次大量注射”，怎麼可以劃上等號？假如一次灌入三公斤咖啡會讓人致命，這也絕不表示，人們不可每天喝一杯咖啡吧？
看來法律專家即便深諳法律，依然可能會在醫療領域信口開河。然則這類事關民眾“生死大事”的聽證會，涉及“安寧緩和醫療”與“人工助殺”的異同分辨與利弊得失，還是以邀請安寧緩和醫療專家出席為妥。來源：鳳凰網佛教 作者：昭慧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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