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环境中窥探四公子的性格

性格决定命运,四公子好士的角度截然不同,处世方式的差异以及最终结局的不同均可以说是其自身性格使然。性格的形成又源于出身、成长环境、历经世事等各个方面,难以得出定性结论,只能在此尝试推敲。

论待客之道与才干,可以说四公子不分伯仲,然而,从司马迁对他们的细节描述上,似乎可以窥见他们性格差异之所在。

生活环境中窥探四公子的性格

孟尝君在好士方面除不加选择外,几近完美,人们也都把主要观点放在其好士上,却忽略了孟尝君性格中焦躁的一面。

从《平原君虞卿列传》中,我们很难发现与孟尝君一样的负面词汇。相反,从他的故事细节中,可以看出他“贤”的一面,平原君的“贤”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知错能改,此多次记载他善于纳谏,及时制止并改正自己错误的行为。二是体现在尊重他人方面,对于毛遂,他自始至终都是以“先生”“毛先生”相称,没有半点不敬之感。信陵君对待门客时,处处体现着他的识士与恭敬,这一点,我们在其好客一节已做讨论,在这里提及两点,准确地说是两个词: “不快”“泣”。“不快”出现在信陵君告诉侯生他要去救赵时,侯生冷漠的表现后,作者这样描写信陵君不快的原因: “吾所以待侯生者备矣,天下莫不闻,今吾且死而侯生曾无一言半辞送我,我岂有所失哉?”不快之感出于付出没有回报,可是作者没有用“怨”,更没有用“怒”,而是用淡淡的“不快”,体现出信陵君与孟尝君之迥然不同。

生活环境中窥探四公子的性格

“泣”,晋鄙将被杀之。晋鄙是一个与项王差不多的嚄唶大将,怎能轻易杀之,男儿有泪不轻弹,信陵君处于杀晋鄙与救赵的矛盾中,只能选择其一,然又不忍使魏少一员大将,充分体现出他的爱国与不忍,也显示出仁者之襟怀。相比较而言,春申君性格的突出则更为明显一些。除了在四公子之误部分探讨过的优柔寡断外,还表现出他的自大与怯懦。“春申君因城故吴墟,以自为都邑”“邯郸告急于楚,楚使春申君将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归。”《春申君列传》中,作者很少正面评价春申君,而是将他的性情隐匿在他的行为动作上,让其发露更加客观。

除了正面地体现四公子的性格差异外,我们通过对比,也能感触到四人的不同,对于好士“孟尝但营私耳,平原徙豪举耳,黄歇愈不足道,类皆好士以自为,而信陵则好士以为国也。”而对于“患”,四人也各自为患,孟尝君之患,我们在前面已做具体分析,故不在此重复; 平原君之患,患邯郸被秦围困;信陵君之患,与平原君同患; 春申君之患,患考烈王无子。四人同患,患之不同,互相衬托之下,孰高孰低,不言而喻。

生活环境中窥探四公子的性格

一是出身不同,司马迁在四篇传记中详细记载了四人的出生: “孟尝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婴。田婴者,齐威王少子而齐宣王庶弟也。”“平原君赵胜者,赵之诸公子也。”“魏公子无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异母弟也。”“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黄氏。”显而易见,四人出身差异很大,孟尝君和信陵君属于“王亲贵族”,要么是君王的子侄,要么是君王的同胞; 而平原君是公子出身,春申君出身则更加低微,只是“楚人”而已出身不同,所生活的环境就不同,受的教育也不同,相应的,其素质自然就有了差异。这样联系来看,就觉得四人的行径如此也就是必然的了。春申君黄歇,出于辩士,先前因博学好闻而事楚顷襄王,在他劝谏秦昭王放弃攻楚的书信中,其足智多谋可见一斑。然而后来,却因为设奸谋盗楚而丧命。前后两事所体现的人格判若两人,让人不由得联想到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大多都以成功开始失败告终,其原因是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所导致。那么是不是春申君的失败与异曲同工呢? 再看平原君,平原君是公子出身,虽然有一定的地位财富,但与孟尝、信陵君相差甚远,太史公说其“利令智昏”,凸显了当时公子阶层对利的追求。接下来,再看信陵君,他是标准的王亲,与君王同父异母,从小所受的教育、历经的故事也大致相同,所以,如此贤能与爱国也在情理之。与信陵君不同,虽然同为贵族,但孟尝君因为是五月五日生而不受父亲待见,是“其母窃举生之”,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古人以五月为凶月,五月五日更为凶兆,偏偏孟尝君是这个时间出生的,也暗示了他后无子嗣,其父“勿举也”,因此,在成长过程中,他比别的兄弟姐妹更多一分担忧,怕被父亲发现,担心自己的“生存”,因此后来,他所“忧”所“恐”多是性命攸关的事。

生活环境中窥探四公子的性格

二是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如同北方人豪迈,南方人委婉,沿海人开放,山城人保守一样,一个人的性格中难免会带有浓重的地域色彩,四公子也不例外。根据地理位置来看,齐在最东面,属于今天的山东一带,临海,人们多好客,包容,体现在孟尝君身上则是广纳门客,甚至客无所择; 赵国在北方,属于今天的河北一带,再往北就到了燕,过了燕山便进入了内蒙古,人的性情多少受广阔草原的影响而显得博大,体现在平原君身上就是与其他三公子均有直接来往; 楚国在南方,属今天湖北、湖南一带,屈原的故里,《离骚》的创作地,在这里,荆楚文化的遗风颇重,直至汉朝还深受影响,李长之在《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一书中曾论证过,汉的文化并不接自周、楚,而是接自齐、楚。因为经济实力的膨胀,楚地人铺张排序,体现在春申君宫室及门客的豪奢上,“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蹑珠履以见赵使。”最后,再看魏国,四国中,魏国地理上属于中心位置,魏、赵本属晋,所以在文化传承上,魏国与赵国相当近似,政治上的分离可以使文化走向不同的发展方向,中心的地理环境带来了交流密切和繁荣的优势,因此,魏国人的思想生活中,除了他们的本土文化外,还受到其他各国的影响,相对来说比较杂乱,也更具包容性。正是这种特有的文化,使信陵君优于其他三人,也奇于其他三人。

所谓人杰地灵,有什么样的风俗就能孕育出什么样的文化,什么样的文化就能熏陶出什么样的人格。所以说,四公子之性情与其所处环境大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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