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式：何未、夢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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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6月24日，曾贈拎著她的兩個巨大的行李箱，到了北京，一個藍色，一個紅色，超重14公斤。
那年奧運，“我不知道我自己能做什麼，我只知道我自己想做什麼。”她自己估計都沒想到，2018年的2月，她會作為唯一的中國青年女導演參加第47屆鹿特丹電影節“未來之光”單元的角逐。
從零開始
一句特別爛的臺詞來概括：
人生的不確定性會困擾一個人，也許會成就一個人。
這次見面在陽光充沛的冬日午後，時隔4年，曾贈的眼神更加明亮和堅定。4年前當代Moma的一個咖啡廳裡，她一邊抽菸與我及史晶歆導演談論《動物莊園》，她用了五分鐘就構思了一個擁有金子般內心主人公的故事。
外人眼中的曾贈，十足幸運，她研究生的畢業作品《明月的暑期日記》就入圍了釜山電影節，畢業不久就被“壞猴子72變電影計劃”招入麾下。
她研究生畢業作品《明月的暑期日記》講述她一個少女的故事，女主人公敏感、愛幻想、高識別度的青春。故事發生地，也是導演的故鄉，女主角蓄著和她一樣的短髮。該短片用一尾紅金魚去展現少女初潮的手法技驚四座。
首部長片《雲水》的劇本，曾贈從落筆第一個字到劇本完成，熬了兩天兩夜，期間連上廁所她都不敢去，她一度擔心自己“靈感斷了就連接不上了”，曾贈深知這是種特別“命短”的創作方式，但她也找不到更好的辦法。寫完劇本後她就大睡了三天。
“就當減肥了”，她笑著回憶。
《雲水》的靈感來源，基於曾贈想做一個關於佛教的故事片，什麼樣的故事結構適合來討論宗教，曾贈很快找到了感覺，她決定用輪迴來架構。《雲水》故事的結構就這麼快速被確定了，環形敘事。無論這個片子後續劇本怎麼被調整，這個概念和敘事結構都沒有變過。
一個故事的開頭就也是故事的結尾，故事裡所有時間線都是錯亂的，影片裡敘事的時間順序是需要觀影者看完之後理一理，才能夠想得清。就算你不知道哪個先哪個後，也不影響你對整個片子的理解。
伯樂甯浩
回溯曾贈第一次見甯浩的細節和情景，她們聊的話題反而緊貼當代藝術的困境。
在曾贈眼中，甯浩就是一個藝術家，他一直在思考當代藝術的困境。
而正式簽約壞猴子前一年，曾贈目睹了一夜成名的浮華，瞬間有無數人找來，她感覺饃和食糧從四面八方湧來，而真正吃到口裡的並沒有。
很長的時間，這種不確定性讓她很困擾，她非常精準的形容自己是一隻在地上的螃蟹，都在觀望，誰都不上前吃一口。而螃蟹這個意像也在《雲水》裡出現了兩次。
狀態不好時於是她閉門寫作，寫小說和離她生命最近的劇本。她的第二部長片《少司命》就是誕生於此。當伯樂真金白銀地投入時，她只需要一心撲在創作上，這或許就是她最理想的生活，或許也是她眼睛更為有光芒的秘密。
而甯浩對曾贈除了提攜以外最大的意義，反而是甯浩第一次見曾贈拋給她的問題，你拍片到底跟誰對話及如何完成這場對話。她耿直承認，當時她自己還不懂，不知道怎麼回答。
直到曾贈拍完《雲水》，她開始想，電影真正的完成並不只在導演手裡，其實很重要的一部分完成是需要觀眾來參與，大家都有不同的理解方式去理解它，可能普通觀眾會看到一個故事，可能喜歡，可能不喜歡，如果喜歡它的人可能解讀出更多的東西，所以她特意做了一個有象徵，但無指向性的開放式結尾。
從零到1
曾贈一直耿直地強調不認為自己擁有特別成熟的創作觀念。
曾贈從鹿特丹電影節回來的第二天，在她家看完這部片子，電影敘事和結構上的成熟度很難相信這是她的首部長片，只有細細咀嚼才能品出其中青澀。
她從高中時愛上寫小說，大學階段時她著手開始寫劇本。那個時候對電影劇本也沒有什麼概念，只不過因為大學有一門課。才想如果要寫一個90分鐘的影像表達的故事是什麼樣的，但那時對影像的分鏡概念也都很微弱。曾贈進入電影學院之後才明白，劇本是一個什麼東西，我要怎麼來寫它。她經歷了電影的全流程的從0到1.
可能都是一直會比較注重一個語感，但是其實劇本的語感是跟小說和其他的語感都不一樣的。文字間需要有非常強的視覺性。
她其實也一直覺得天分這一說某種程度上來說是一個悖論，不如說“一直知道自己該學習和補充的是什麼”。
她的導師章明曾對她說，每個人的第一部片子都是有可能拍好的，但是當你有可能拍好第二部片子的時候才可能成為一個導演。因為這個事情你想了很久，這也就是為什麼很多人第一部片會拍的很不錯，但是第二部在沒有思考那麼久的前提下，你如何拍好它。
《明月的暑期日記》是曾贈第一次認真拍東西，以前學生作業的階段時她也做過非常多的短片訓練，但都是以省錢為目的或者為了交作業。
如何省錢拍片子的方法她一直都記得，她第一個作業是花了400塊錢，是借了一臺學校的機器回老家，她找來她爸跟表哥做演員，開著家裡的車花了一天時間拍了一個短片，那個故事叫《團圓》，交完作業就被章明嚴厲批評。章明老師很耿直，“當時看劇本之後對你很有期待，但是你為什麼拍出了這麼一個東西。”
入學時，老師會對同學們有個分級，不同的人不同的培養方式。於是章明對她的期望值又下降了幾個檔次。曾贈第一次拍作業短片是十一時候，北京秋景和香山紅葉最美的時候，她的世界就這樣快速地進入了冬天。
章明老師真的非常耿直。
“你基本功不行，完全沒有畫面感，你就沒有基本功，跟我到劇組實習去吧。”
曾贈就進入了她人生第一個劇組， 章明導演的《她們的名字叫做紅》，打板開始，看章明怎麼拍戲，待在章明老師身邊，曾贈就開始心服口服，自己真是不會拍戲，分鏡都不懂。比如稀鬆平常的場景，四個人吃飯的戲，一般也就是以為什麼正反打加個全，而老師真是拍出了不一樣的方式。其實什麼是導演，導演看待這場戲的角度是什麼，景別是什麼，才能傳達出影像的意義跟內容是什麼，跟完他一整部戲之後才知道導演真正的工作是什麼。
但是曾贈畢業作品就入圍了釜山電影節，她的首部長片就闖入了五大歐洲鹿特丹電影節。章明老師給曾贈最大的影響就是他現場從來不罵人，性格極好。“我老師他對我潛移默化的影響很大，而我現在也已經過了暴躁的階段，希望自己儘量去做一個溫和的人”。
對於電影和創作上的影響，曾贈內心分得特別清楚，她曾經被人生的不確定性困擾。
2008年，曾贈在她師姐的推薦下，去了騰訊做了實習體育主播。後來因為自己喜歡電影，而去了《世界電影之旅》，而後再轉投光線傳媒的《我愛看電影》。後來她想通透一件事情，不管是寫小說，唱歌，還是其他的東西都是一種你情緒的輸出，小說所寫的文字可能不足夠完整的輸出她自己的情緒，而感受也是一種複雜的東西，曾贈很快就發覺電影更適合她。而導演又是一個輸出的把控者，
2009年，曾贈基於對導演的野心，準備得相當充分。辭了工作全職考研，付出得一心一意。但果然不出所料地榜上無名。以後電影學院對於曾贈而言，就相當於每年必須去打一個卡。
第二年開始就基本是一邊工作一邊考，一旦她覺得自己合適，就不會放棄，也又有可能是自己的堅持，第三年就考上了。“我一直覺得是自己命好。因為事後想想，其實挺難的。”
創作對她而言真的是一件很快樂的事。
幾天前，看著她在鹿特丹電影節的活動現場，與自己電影海報合影，笑得像個孩子，或許，創作對她而言真的是一件很快樂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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