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瞎」了一天以後，我反而看到了更多

人們看到的英雄，

大多是他們在光明中偉大的事蹟；

但被人們忽視的，

是那些黑暗中依然勇敢前行的人。

美國著名作家海倫·凱勒的《假如給我三天光明》，使我第一次對“盲人”和“聾啞人”群體有了相對深刻的理解。記得小時候在老師的帶領下，一遍遍地讀這篇課文，感受著一個和世界隔絕的小女孩的掙扎，還有莎莉文老師治癒般的教學，並驚歎於兩個人不可思議的成功。

第二次對“盲”有了更深的理解，是在昨天 —— 我給了自己“假如生活給我一天黑暗”的命題，試著扮演了一天盲人。

作為一個視力正常的人，只有真正帶上眼罩去體驗後，才知道那些被奪去了光明的人，除了光明，還被奪去了什麼。

// 這“一天的黑暗” //

讓我最驚訝的一點，是早晨起來的第一刻：8:30，鬧鈴響起；我睜開眼睛，又閉上，心想到接下來一天所要面對的困難，竟然不想起床。

賴床1小時後，我強迫自己起身，在床邊桌子上摸到手機。“旁白模式”下，機械的女聲自動播報屏幕上顯示的字符：“9點40分，日曆：2018年3月10日”。

戴上眼罩，我摸到衛生間，習慣性開燈，意識到這是個明眼人的“慣性動作”後又伸手關掉。那些因為意外或疾病剛失明不久的人，在這樣的時刻心情一定很複雜。

第一次不得不摘下眼罩，僅僅在“黑暗模式”開啟後的10分鐘 —— 因為分不清自己和室友的牙刷。第二次睜眼，因為早晨“看”完手機後隨手一扔，摸不到了。在盲人的世界裡，所有物品的擺放都要有規劃，要記得物品的擺放位置，在物品的選擇上越簡單越好……

為了降低難度，我決定在家中完成午飯，於是我點了外賣。這時候嗅覺起到了關鍵性作用 —— 只有靠鼻子才能分出飯和菜。最初夾菜時，不知道夾到了什麼，但也只能小心翼翼地放到米飯裡，再一起扒拉到嘴裡；幾個回合下來，飯菜已涼透，期間我不小心吃掉了幾粒花椒、大蒜、大蔥、辣椒，至於菜是什麼，我早已沒有了求知慾，只盼快點吃完。吃完飯後我暗下決心晚上要點一份蓋飯或者三明治。

我的計劃不得不在下午時終止，因為沒有看護人，作為“盲人”，我無法安全出行。我所在的小區內沒有盲道；即使地鐵站內有盲道，也經常出現被佔用的情況。

光明以外，盲人被剝奪的，還有時間、選擇的多樣性、漫不經心的權利、對美食的追求等。

但實際上，這些都不是最可怕的。

// 知訊者，生存 //

人類有極強的視覺依賴：人類獲取信息的方式，大約80%來自視覺。因此對於盲人來說，最大的障礙，是信息獲取的障礙。

首先，先天失明自不用多說，他們的頭腦中沒有視覺的概念；而後天失明的人如果失去視力的時間足夠長，基本會失去90%以上的視覺記憶。紅色是什麼顏色？汽車長什麼樣子？家人長什麼樣子？很多失明十年以上的盲人，做夢時也難以構建具體的畫面了。

其次，可以通過其他感官補充的信息，例如聽覺、嗅覺、味覺可以獲取的信息，也是不充分、或者不準確的。例如水滴的聲音，這一信息並不足以判斷是水龍頭在滴水，還是酒撒了，或者是電視傳來的音效。

當然，還有信息獲取效率的問題。點餐時，在“旁白模式”下，每一樣菜品都需語音閱讀30秒：菜品名稱、菜品內容、銷量、評分、價格……相對於視覺，聽覺獲取信息是一種被動的方式，盲人無法選擇快速瀏覽可選項並從中挑選出有用信息，因此大大降低了獲取信息的速度。

社會人的定義，是指有能力從這個世界獲得信息、對信息做出處理、並根據處理結果做出相應反饋或行動的人。因此“從世界獲取信息”是最基礎、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如果這一步缺失，後邊的程序就無法進行。因為信息獲取障礙導致的信息缺失，造成盲人認知世界及與世界、與他人互動的障礙。因此，幫助盲人豐富信息來源、豐富他們的內心世界，是最重要的。

// 助盲，不僅是幫過馬路那麼簡單 //

心目影院是全國最早、也是最知名的助盲公益項目之一，由北京人王偉力（大偉老師）和妻子於2003年成立的北京市紅丹丹教育文化中心於2005年正式發起，旨在通過向視覺障礙群體“講述”優秀電影，讓他們再度“看見”，豐富精神文化生活，“幫助視障者儘量還原到一個更加正常的生活狀態”。

心目影院

經過十幾年的不斷打磨，大偉老師意識到向盲人講述電影，是一項專業性和針對性極強的活動。電影畫面、清晰度對他們來說不重要，重要的是獲知信息的聽覺。講述人既要放電影，也要講解畫面，兩種聲音要一起傳播，又不能對撞。講解時，既不能說太快，也不能太慢，既不能蓋過臺詞，也不能小到聽不見。在心目影院裡，整齊地擺放著幾十本由大偉老師和團隊共同整理撰寫的“心目影院電影講述作品集”。

心目影院在放映電影

電影題材也大有講究。快節奏的容易使講述者混亂，外語片盲人聽不懂。最最關鍵的，是盲人與明眼人的視角，有時南轅北轍。為了不遺露畫面的重要信息，講述者常常會將要放映的電影看上五六遍。前兩遍熟悉情節，第三遍理解，最後兩遍寫文稿。

對於盲童，大量獲取信息顯得更為緊迫和重要。大偉老師提到，他在走訪盲校、和盲童的接觸中發現，他們最需要就是通過視覺講述來構建和豐富心理視覺。如果不給盲童足夠的外部信息灌輸與刺激，很多盲童會花一整天的時間坐在原地，前後晃動身體。因為視覺障礙，很多小孩對於自身的狀態不自知；因為信息的閉塞，盲童的心和腦處於“休工”狀態，因此他們會用簡單的身體運動來“補充”內心的百無聊賴，並意識到自己“存在”於這個世界。試想，一個有著正常心智的小孩子，因為視覺障礙而被剝奪了與這個世界互動、用知識充盈內心的權利，於明眼人之心何忍？

十幾年來，紅丹丹一直跟蹤調研盲童閱讀狀況，發現現有盲校的基礎建設、生活配備等硬件條件方面非常完善，但是圖書的借閱卻一直處於嚴重缺失的狀況。為此，2010年起，紅丹丹志願服務團隊開始學習日本盲人圖書館提供的音頻圖書製作技術，建立了由紅丹丹工作人員和核心志願者組成的技術小組，並創辦了中國第一家為視障群體提供有聲圖書的語音圖書館 —— 心目圖書館。

從2011年建館至今，心目圖書館已累計完成錄製有聲圖書747本，電子圖書3500多本，累計受益視障讀者48536人次，其中包括全國104所盲校的7293名盲生。2016年末，紅丹丹的音頻圖書網站“心目悅讀網”也正式上線，全國盲校的學生和老師，以及更多視障者，都可以利用多款讀屏軟件順暢無障礙地瀏覽下載書目。

// 透過盲人的眼睛審視自己和世界 //

在幫助盲人的過程中，明眼人會自覺多出一種體貼：帶盲人走路的時候，用胳膊挽著對方的胳膊，走在對方的側前方，這樣會給黑暗中的盲人以安全感；遞給盲人東西的時候，一隻手托住對方的手，另一隻手把東西放到對方手裡。

“作為一個明眼人，在講電影的過程中，你開始從導演的角度分析和拆解這部電影，瞭解內容的結構、節奏的編排、敘述的穿插，這時這部電影的價值才得到了更充分的發揮。實際上講電影時間久了，你會感嘆於明眼人對包括電影在內的很多影像文化作品的浪費。”

盲人是一面鏡子。你會逐漸發現，以一種“居高臨下”的“施助者”心態去幫助盲人或其他任何殘障群體，都是一種自欺欺人。“助”的本質，在於真正去了解和體會對方的痛苦和缺失，從平等的角度出發，即意識到我們都是一個個與世界互動的個體，在幫助對方更多地迴歸社會的同時，也感恩對方給自己帶來新的視角和思考，以及生活本身所賦予自己比對方更多的權利，從而對社會、對所處的世界有了更全面和更深刻的認識。這就是大偉老師稱為“雙向迴歸”的過程。

因此，助盲是一種社會責任，也是一種文化和態度。當構成社會的個人、團體、商業、政府機構都從本質上認識到助盲的本質，認識到雙向迴歸的重要性，這個社會才能更加完整，人，才能成為更加完整的個體。

為了心目影院及其他項目，大偉老師和家人花光了所有積蓄。目前，中心和項目的運營費用幾乎全部來自於企業、個人、私立部門的參與和募款，另有一些由政府購買，機構運營經常捉襟見肘。大偉老師今年60歲了，心臟搭了三個支架，但對於繼續把心目做下去，大偉老師的表情裡沒有一絲猶豫。

心目影院的聽眾們

他記得一位80多歲的老人在一次電影放映結束時，拉著他嚎啕大哭。“她對我說，她每天就像生活在黑洞裡一樣，連做夢都沒有畫面。沒有希望、沒有熱情。”

// 我想用大偉老師的這句話作結尾 //

人們看到的英雄，大多是他們在光明中偉大的事蹟；但被人們忽視的，是那些黑暗中依然勇敢前行的人。

盲人，是最勇敢的人。

大偉老師

策劃：徐溪 | 編輯：熙榕 | 審閱：江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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