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奥涅耶克维家族（Onyejekwe）的家庭聚会中，随便扔一块石头，都会砸中一名拥有硕士学位的人。医生、律师、工程师、教授，每位家庭成员都受过高等教育，收获了职业成功，其中许多人还有一份报酬丰厚的兼职。父母和祖父母彼此分享的故事，是谁的孩子刚刚获得学术荣誉、谁的孩子取得运动会冠军或参加了学校演出。姑妈、叔伯和堂兄弟姐妹们彼此祝贺职位晋升或刚启动的非营利组织。对于以俄亥俄州为大本营的奥涅耶克维家族来说，这种程度的成就是正常的。他们是尼日利亚裔美国人，这不过是在恪尽本分。
如今，根据移民政策研究所数据，25岁以上尼日利亚裔美国人中有29％拥有研究生学位，而美国总人口这个比例为11％。在尼日利亚裔美国职业人士中，45％从事教育服务，2016年美国社区调查发现，他们许多人是顶尖大学教授。尼日利亚人正加速进入美国医疗领域，离开祖国到美国医院工作，在那里可以赚到更多钱，并用上更好的医疗辅助设施。越来越多尼日利亚裔美国人成为企业家和首席执行官，在美建立技术公司来帮助家乡人。
这本来绝非易事：种族主义的刻板印象远未消失。据报道，特朗普总统去年在官邸讨论中表示，尼日利亚人一看到美国后就永远不想回到“他们的茅舍”。但公然的种族主义并未阻止尼日利亚裔美国人在自己的新家园创造就业机会、治疗患者、教导学生，并为当地社区做出贡献，自信地成为美国最成功的移民社区之一。他们的家庭收入中位数为62,351美元，相较之下，截至2015年全国中位数收入为57,617美元。
“我认为尼日利亚裔美国人提供了一种深受喜欢的独特、华丽的风格和韵味，”丘库梅卡·奥涅耶克维说，他以梅卡·唐（Mekka Don）为自己说唱事业的艺名。他指出尼日利亚美食如“五色饭”（jollof rice）在美国越来越受欢迎。但更重要的是，梅卡说，尼日利亚人给美国带来了“对非洲的贯通和理解”。“许多[美国人]从我们的经历和故事中了解到了‘祖国'，”他补充道。
与20世纪在美国成长起来的其他主要移民社区相比，尼日利亚到美国移民之旅相对晚近。根据洛克菲勒基金会-阿斯彭研究所的数据，2015年尼日利亚裔美国人口为37.6万。这大致是印度裔美国人社区1980年的人数。之后，它成长为从经济领域到技术领域的中坚力量。例如法医病理学家本内特·奥马卢（Bennet Omalu）博士，他正协助解决脑损伤这一难题。49岁的奥马卢是第一位发现美国橄榄球运动员慢性创伤性脑病并予以学术发表的学者（威尔·史密斯在2015年电影《脑震荡》中扮演他）。乌马纳（ImeIme A.Umana）去年当选为《哈佛法律评论》主编。作为担任这个职务的第一名非裔女性，她也是尼日利亚裔美国人。2016年，出生于尼日利亚的伊波克维（Pearlena Igbokwe）担任环球电视总裁，成为第一位领导美国主要电视台的非裔女性。尼日利亚人社区迅速扩张，从1980年的25,000人增至今天的规模。
正是教育于20世纪70年代，带来了尼日利亚人涌向美国的早期浪潮。在60年代针对比夫拉分离主义分子的战争后，尼日利亚政府赞助了奖学金，让学生到国外接受高等教育。讲英语的尼日利亚学生在美英大学表现优异，经常找到机会继续接受教育，或在东道国开始职业生涯。自那时起，对教育的重视就一直渗透到他们的下一代。
奥拉伊沃拉（Jacqueline Nwando Olayiwola）博士生于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父母是尼日利亚移民：母亲是退休工程师，现在是华尔顿大学教授，父亲是退休教授，在一家专注于非洲治理的咨询公司担任策略师。奥拉伊沃拉说：“教育一直是我父母的首要任务，这是他们离开尼日利亚的通行证。她的父母利用他们的学术社交让奥拉伊沃拉从小就立志医学职业；才11岁时，她就参加了少数族裔关心医疗峰会。奥拉伊沃拉说，她在幼年时一直忙于功课和运动、参加国家荣誉协会和生物医学研究计划，这不过是遵循常规而已；她的尼日利亚血脉意味着这在期待之中。
奥拉伊沃拉如今是家庭医生，RubiconMD（一家领先医疗科技公司）的首席临床转型官，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临床副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家庭医学讲师以及一位作家。她的新书《木瓜脑袋》（“Papaya Head”）详细介绍了她作为第一代尼日利亚裔美国人的经历，今年晚些时候出版。奥拉伊沃拉的兄弟姐妹也同样成功——她的哥哥奥基（Okey Onyejekwe）也是一名医生，她的弟弟梅卡·唐从一名律师转型成说唱歌手，她的妹妹西尔维娅（SylviaIfy Onyejekwe）是本人新泽西律师事务所的执行合伙人。
但奥拉伊沃拉觉得她需要做得不止于此。她不希望美国的获益，成为尼日利亚永久的损失。
奥拉伊沃拉和她哥哥奥基在尼日利亚裔美国人社区当中保持着活跃的身影。1998年，他们共同创办了美洲尼日利亚医师学者协会，每年至少组织两次尼日利亚医疗任务之旅。从2000年到2004年，兄妹俩经常飞越近8000英里到尼日利亚，开展可预防疾病筛查。他们测量血压，给病人关于糖尿病和肥胖症预防的建议，并为农村地区提供产前咨询。
“我极迫切地想要回尼日利亚并且有所帮助，” 奥拉伊沃拉说。
这是尼日利亚裔美国人社区中许多人的共同心声。尽管如此，对于一些美国顶级职业人士而言，离开世界一流设施和舒适生活，永远回到地处非洲的这个政治持续不稳、腐败依然缠身的国家（尽管尼日利亚是非洲最大经济体），说比做要容易得多。
在20世纪70-80年代，一些受过外国教育的尼日利亚毕业生回国，但在战火后的国家当中，感受到了政治和经济的不稳定。1966年，该国军队推翻了独立尼日利亚的首任总理阿布巴卡尔·塔法瓦·巴勒瓦（Abubakar Tafawa Balewa）政权。这是一系列军事政变中的起点——1966年又发生了政变，然后是1975年、1976年、1983年、1985年和1993年——直到1999年，这个国家没有哪怕一点点自由的迹象。
“我的父母有望在美英学习，然后返回尼日利亚，”在尼日利亚长大、现居亚特兰大的玛卡纽拉（Nnenna Kalu Makanjuola）博士说。她的父母确实回去了，但在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萧条中，没有什么工作机会，很多尼日利亚人都未归国。几年后，玛卡纽拉的父母也决定最好在别处营建自己的生活。
拥有药学学位、从事公共卫生工作的玛卡纽拉是Radiant Health杂志的创始人兼总编辑，1995年她的父亲获得多元化移民签证（特朗普想要废除的计划）赴美。玛卡纽拉的父亲把家搬到了德克萨斯州，这样他的孩子就可以进入更好的大学。玛卡纽拉打算有朝一日能像她父母那样，回尼日利亚继续职业生涯，但要做出离开美国的决定，实在是太困难了，她说：“许多尼日利亚人打算回去，但这不切实际，因为这里有更多的机会。”
作为尼日利亚的一名本科生，奥卢波拉（Jacob Olupona）现在是哈佛神学院非洲宗教传统教授。他在自己的社区中曾是一位知名活动家。他考虑从政，但导师改变了他的主意。导师告诉奥卢波拉：“不要去从政，因为你太诚实；不要去从军，因为你太聪明。”所以奥卢波拉前往波士顿大学去从事宗教史研究：一门让他这位神父之子从小深深入迷的学问。他像奥拉伊沃拉一样，幼年时就开始被灌输教育的重要性，但他认为传播知识也同样重要。“当你教育一个人时，你在教育整个社区，”奥卢波拉说。这种信念转化为他的教学生涯。
奥卢波拉强调尼日利亚人在原籍国也取得了很多成就。他说，搬到美国并不是成功的唯一途径。不过，他相信美国的许多学术机会，都让尼日利亚人受益菲浅。他认为：“美国及其教育的某些方面，是我们需要赞颂的。”
把美国提供的这些机会与强调教育的成长过程、服务美国的驱动力，同时不忘根本的心态，对成功愈来愈强烈的倾向全混合起来，你就有了一杯举世无双的鸡尾酒：尼日利亚裔美国人的社区。
尼日利亚聚居区的任何人，都会告诉你，他们的父母给了他们三种职业选择：医生、律师或工程师。对于年轻一代尼日利亚裔美国人来说，这仍然是事实，但许多人正为这一定轨增加第二种职业，甚至是第三种职业。
阿克佩（Anie Akpe）全职担任纽约市信用联盟抵押贷款公司副总裁，但她同时也是Innov8tiv杂志、“科技中的非裔妇女”（一项教育和指导计划）以及一个联结专业人士的应用程序NetWorq的创始人。在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巴尔，她将尼日利亚人的“拼劲”融入她的成长过程。她说：“我们家没有‘不能'这样的词。”阿克佩的银行生涯实现了她父母对她的期待，但她想做的更多。四年半前，她推出了Innov8tiv来彰显家乡尼日利亚和整个非洲大陆的成功故事。通过她的杂志和“科技中的非裔妇女”来提供社交网络、辅导机会和实习期，阿克佩正在帮促妇女进入像她那样的职业生涯。她说：“在非洲大多数部门中，男性占据着主导地位。”“如果我能向年轻女性展示她们能够在我们的文化中成长的方法，那么我就成功了。”
像阿克佩一样，说唱歌手梅卡·唐首先也沿着传统的职业路线。他在纽约大学获得法律学位，并在一家前十大律师事务所工作，但他一直梦想追逐音乐。在25岁时，奥拉伊沃拉、西尔维亚和奥基的弟弟梅卡毅然决定一试。
有律师同行嘲笑他，怀疑地问道：“谁会离开律师职业成为说唱歌手呢？”但他的家人给予理解；如梅卡所说，这部分因为他父母那一代尼日利亚裔美国人的看法有愈来愈多的转变。“我父母看到了音乐有多么值得追求，”他补充说，“当在电视上看到我时，他们也感到兴奋。”
作为律师转型成的说唱歌手，他成了MTV和VH1的一大特色招牌，与ESPN（娱乐与体育节目电视网）签有许可协议，在大学橄榄球比赛期间表演说唱，并刚刚发行了一张新单曲《势均力敌>(“Nip and Tuck”)。他还把自己拥有的法律学位应用于目前的职业生涯。梅卡说：“我从来不需要任何人帮我阅读合同，所以我节省了大笔律师费。”
社区成功的动力有时也令人筋疲力尽，特别当你从未觉得自己抵达了终点。法医病理学家奥马卢最近再次上了新闻：他在对萨克拉门托市青年斯蒂芬·克拉克(Stephon Clark)进行独立解剖后，显示这名22岁青年从背后多次被警察击中，这与萨克拉门托警局的报告相抵触。
（《脑震荡》剧照）
但是如果你向奥马卢询问成功的诀窍，他就会立即纠正。“我没有成功，”奥马卢补充，他不会认为自己已经成功，直到他“有一天醒来，发现完全什么也不做，也没有任何后果”。奥马卢的谦逊部分基于信仰：“我被赋予才能来奉献。”奥马卢拥有8个学位，取得了改变生命的医学发现，并被一位著名演员在银幕上演绎，但并不扬扬自得于他的成就。
来到美国后不成功的尼日利亚人怎么办呢？通德·韦（Tunde Wey），一位尼日利亚著名美食主厨说，当你是尼日利亚人时，要适应某种模式的压力很大。选择正确的职业只是其中一部分。“你必须是异性恋者，你必须有孩子，你必须拥有所有这些学位，”他谈到自己被抚养大时的文化期待。“这限制了尼日利亚裔的可能性。”
别的尼日利亚裔虽然认为这有时会带来压力，但认为高职业标准并不是他们的负担。奥拉伊沃拉谈到重视教育和成功的成长氛围时说：“我不知道别的什么。”阿克佩感觉也一样：“你不觉得这有困难，你只是恪尽本分。”
现在，医生、律师和工程师不再是社区内唯一可接受的职业选择，职业成就的道路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体育、娱乐、音乐、烹饪艺术——尼日利亚裔美国人尚未影响到的领域越来越少。负面的思维定式、陈规老套呢？死抱不放反而会带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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