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奧涅耶克維家族（Onyejekwe）的家庭聚會中，隨便扔一塊石頭，都會砸中一名擁有碩士學位的人。醫生、律師、工程師、教授，每位家庭成員都受過高等教育，收穫了職業成功，其中許多人還有一份報酬豐厚的兼職。父母和祖父母彼此分享的故事，是誰的孩子剛剛獲得學術榮譽、誰的孩子取得運動會冠軍或參加了學校演出。姑媽、叔伯和堂兄弟姐妹們彼此祝賀職位晉升或剛啟動的非營利組織。對於以俄亥俄州為大本營的奧涅耶克維家族來說，這種程度的成就是正常的。他們是尼日利亞裔美國人，這不過是在恪盡本分。
如今，根據移民政策研究所數據，25歲以上尼日利亞裔美國人中有29％擁有研究生學位，而美國總人口這個比例為11％。在尼日利亞裔美國職業人士中，45％從事教育服務，2016年美國社區調查發現，他們許多人是頂尖大學教授。尼日利亞人正加速進入美國醫療領域，離開祖國到美國醫院工作，在那裡可以賺到更多錢，並用上更好的醫療輔助設施。越來越多尼日利亞裔美國人成為企業家和首席執行官，在美建立技術公司來幫助家鄉人。
這本來絕非易事：種族主義的刻板印象遠未消失。據報道，特朗普總統去年在官邸討論中表示，尼日利亞人一看到美國後就永遠不想回到“他們的茅舍”。但公然的種族主義並未阻止尼日利亞裔美國人在自己的新家園創造就業機會、治療患者、教導學生，併為當地社區做出貢獻，自信地成為美國最成功的移民社區之一。他們的家庭收入中位數為62,351美元，相較之下，截至2015年全國中位數收入為57,617美元。
“我認為尼日利亞裔美國人提供了一種深受喜歡的獨特、華麗的風格和韻味，”丘庫梅卡·奧涅耶克維說，他以梅卡·唐（Mekka Don）為自己說唱事業的藝名。他指出尼日利亞美食如“五色飯”（jollof rice）在美國越來越受歡迎。但更重要的是，梅卡說，尼日利亞人給美國帶來了“對非洲的貫通和理解”。“許多[美國人]從我們的經歷和故事中瞭解到了‘祖國'，”他補充道。
與20世紀在美國成長起來的其他主要移民社區相比，尼日利亞到美國移民之旅相對晚近。根據洛克菲勒基金會-阿斯彭研究所的數據，2015年尼日利亞裔美國人口為37.6萬。這大致是印度裔美國人社區1980年的人數。之後，它成長為從經濟領域到技術領域的中堅力量。例如法醫病理學家本內特·奧馬盧（Bennet Omalu）博士，他正協助解決腦損傷這一難題。49歲的奧馬盧是第一位發現美國橄欖球運動員慢性創傷性腦病並予以學術發表的學者（威爾·史密斯在2015年電影《腦震盪》中扮演他）。烏馬納（ImeIme A.Umana）去年當選為《哈佛法律評論》主編。作為擔任這個職務的第一名非裔女性，她也是尼日利亞裔美國人。2016年，出生於尼日利亞的伊波克維（Pearlena Igbokwe）擔任環球電視總裁，成為第一位領導美國主要電視臺的非裔女性。尼日利亞人社區迅速擴張，從1980年的25,000人增至今天的規模。
正是教育於20世紀70年代，帶來了尼日利亞人湧向美國的早期浪潮。在60年代針對比夫拉分離主義分子的戰爭後，尼日利亞政府贊助了獎學金，讓學生到國外接受高等教育。講英語的尼日利亞學生在美英大學表現優異，經常找到機會繼續接受教育，或在東道國開始職業生涯。自那時起，對教育的重視就一直滲透到他們的下一代。
奧拉伊沃拉（Jacqueline Nwando Olayiwola）博士生於俄亥俄州哥倫布市，父母是尼日利亞移民：母親是退休工程師，現在是華爾頓大學教授，父親是退休教授，在一家專注於非洲治理的諮詢公司擔任策略師。奧拉伊沃拉說：“教育一直是我父母的首要任務，這是他們離開尼日利亞的通行證。她的父母利用他們的學術社交讓奧拉伊沃拉從小就立志醫學職業；才11歲時，她就參加了少數族裔關心醫療峰會。奧拉伊沃拉說，她在幼年時一直忙於功課和運動、參加國家榮譽協會和生物醫學研究計劃，這不過是遵循常規而已；她的尼日利亞血脈意味著這在期待之中。
奧拉伊沃拉如今是家庭醫生，RubiconMD（一家領先醫療科技公司）的首席臨床轉型官，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臨床副教授，哥倫比亞大學家庭醫學講師以及一位作家。她的新書《木瓜腦袋》（“Papaya Head”）詳細介紹了她作為第一代尼日利亞裔美國人的經歷，今年晚些時候出版。奧拉伊沃拉的兄弟姐妹也同樣成功——她的哥哥奧基（Okey Onyejekwe）也是一名醫生，她的弟弟梅卡·唐從一名律師轉型成說唱歌手，她的妹妹西爾維婭（SylviaIfy Onyejekwe）是本人新澤西律師事務所的執行合夥人。
但奧拉伊沃拉覺得她需要做得不止於此。她不希望美國的獲益，成為尼日利亞永久的損失。
奧拉伊沃拉和她哥哥奧基在尼日利亞裔美國人社區當中保持著活躍的身影。1998年，他們共同創辦了美洲尼日利亞醫師學者協會，每年至少組織兩次尼日利亞醫療任務之旅。從2000年到2004年，兄妹倆經常飛越近8000英里到尼日利亞，開展可預防疾病篩查。他們測量血壓，給病人關於糖尿病和肥胖症預防的建議，併為農村地區提供產前諮詢。
“我極迫切地想要回尼日利亞並且有所幫助，” 奧拉伊沃拉說。
這是尼日利亞裔美國人社區中許多人的共同心聲。儘管如此，對於一些美國頂級職業人士而言，離開世界一流設施和舒適生活，永遠回到地處非洲的這個政治持續不穩、腐敗依然纏身的國家（儘管尼日利亞是非洲最大經濟體），說比做要容易得多。
在20世紀70-80年代，一些受過外國教育的尼日利亞畢業生回國，但在戰火後的國家當中，感受到了政治和經濟的不穩定。1966年，該國軍隊推翻了獨立尼日利亞的首任總理阿布巴卡爾·塔法瓦·巴勒瓦（Abubakar Tafawa Balewa）政權。這是一系列軍事政變中的起點——1966年又發生了政變，然後是1975年、1976年、1983年、1985年和1993年——直到1999年，這個國家沒有哪怕一點點自由的跡象。
“我的父母有望在美英學習，然後返回尼日利亞，”在尼日利亞長大、現居亞特蘭大的瑪卡紐拉（Nnenna Kalu Makanjuola）博士說。她的父母確實回去了，但在20世紀80年代的經濟蕭條中，沒有什麼工作機會，很多尼日利亞人都未歸國。幾年後，瑪卡紐拉的父母也決定最好在別處營建自己的生活。
擁有藥學學位、從事公共衛生工作的瑪卡紐拉是Radiant Health雜誌的創始人兼總編輯，1995年她的父親獲得多元化移民簽證（特朗普想要廢除的計劃）赴美。瑪卡紐拉的父親把家搬到了德克薩斯州，這樣他的孩子就可以進入更好的大學。瑪卡紐拉打算有朝一日能像她父母那樣，回尼日利亞繼續職業生涯，但要做出離開美國的決定，實在是太困難了，她說：“許多尼日利亞人打算回去，但這不切實際，因為這裡有更多的機會。”
作為尼日利亞的一名本科生，奧盧波拉（Jacob Olupona）現在是哈佛神學院非洲宗教傳統教授。他在自己的社區中曾是一位知名活動家。他考慮從政，但導師改變了他的主意。導師告訴奧盧波拉：“不要去從政，因為你太誠實；不要去從軍，因為你太聰明。”所以奧盧波拉前往波士頓大學去從事宗教史研究：一門讓他這位神父之子從小深深入迷的學問。他像奧拉伊沃拉一樣，幼年時就開始被灌輸教育的重要性，但他認為傳播知識也同樣重要。“當你教育一個人時，你在教育整個社區，”奧盧波拉說。這種信念轉化為他的教學生涯。
奧盧波拉強調尼日利亞人在原籍國也取得了很多成就。他說，搬到美國並不是成功的唯一途徑。不過，他相信美國的許多學術機會，都讓尼日利亞人受益菲淺。他認為：“美國及其教育的某些方面，是我們需要讚頌的。”
把美國提供的這些機會與強調教育的成長過程、服務美國的驅動力，同時不忘根本的心態，對成功愈來愈強烈的傾向全混合起來，你就有了一杯舉世無雙的雞尾酒：尼日利亞裔美國人的社區。
尼日利亞聚居區的任何人，都會告訴你，他們的父母給了他們三種職業選擇：醫生、律師或工程師。對於年輕一代尼日利亞裔美國人來說，這仍然是事實，但許多人正為這一定軌增加第二種職業，甚至是第三種職業。
阿克佩（Anie Akpe）全職擔任紐約市信用聯盟抵押貸款公司副總裁，但她同時也是Innov8tiv雜誌、“科技中的非裔婦女”（一項教育和指導計劃）以及一個聯結專業人士的應用程序NetWorq的創始人。在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巴爾，她將尼日利亞人的“拼勁”融入她的成長過程。她說：“我們家沒有‘不能'這樣的詞。”阿克佩的銀行生涯實現了她父母對她的期待，但她想做的更多。四年半前，她推出了Innov8tiv來彰顯家鄉尼日利亞和整個非洲大陸的成功故事。通過她的雜誌和“科技中的非裔婦女”來提供社交網絡、輔導機會和實習期，阿克佩正在幫促婦女進入像她那樣的職業生涯。她說：“在非洲大多數部門中，男性佔據著主導地位。”“如果我能向年輕女性展示她們能夠在我們的文化中成長的方法，那麼我就成功了。”
像阿克佩一樣，說唱歌手梅卡·唐首先也沿著傳統的職業路線。他在紐約大學獲得法律學位，並在一家前十大律師事務所工作，但他一直夢想追逐音樂。在25歲時，奧拉伊沃拉、西爾維亞和奧基的弟弟梅卡毅然決定一試。
有律師同行嘲笑他，懷疑地問道：“誰會離開律師職業成為說唱歌手呢？”但他的家人給予理解；如梅卡所說，這部分因為他父母那一代尼日利亞裔美國人的看法有愈來愈多的轉變。“我父母看到了音樂有多麼值得追求，”他補充說，“當在電視上看到我時，他們也感到興奮。”
作為律師轉型成的說唱歌手，他成了MTV和VH1的一大特色招牌，與ESPN（娛樂與體育節目電視網）簽有許可協議，在大學橄欖球比賽期間表演說唱，並剛剛發行了一張新單曲《勢均力敵>(“Nip and Tuck”)。他還把自己擁有的法律學位應用於目前的職業生涯。梅卡說：“我從來不需要任何人幫我閱讀合同，所以我節省了大筆律師費。”
社區成功的動力有時也令人筋疲力盡，特別當你從未覺得自己抵達了終點。法醫病理學家奧馬盧最近再次上了新聞：他在對薩克拉門託市青年斯蒂芬·克拉克(Stephon Clark)進行獨立解剖後，顯示這名22歲青年從背後多次被警察擊中，這與薩克拉門託警局的報告相牴觸。
（《腦震盪》劇照）
但是如果你向奧馬盧詢問成功的訣竅，他就會立即糾正。“我沒有成功，”奧馬盧補充，他不會認為自己已經成功，直到他“有一天醒來，發現完全什麼也不做，也沒有任何後果”。奧馬盧的謙遜部分基於信仰：“我被賦予才能來奉獻。”奧馬盧擁有8個學位，取得了改變生命的醫學發現，並被一位著名演員在銀幕上演繹，但並不揚揚自得於他的成就。
來到美國後不成功的尼日利亞人怎麼辦呢？通德·韋（Tunde Wey），一位尼日利亞著名美食主廚說，當你是尼日利亞人時，要適應某種模式的壓力很大。選擇正確的職業只是其中一部分。“你必須是異性戀者，你必須有孩子，你必須擁有所有這些學位，”他談到自己被撫養大時的文化期待。“這限制了尼日利亞裔的可能性。”
別的尼日利亞裔雖然認為這有時會帶來壓力，但認為高職業標準並不是他們的負擔。奧拉伊沃拉談到重視教育和成功的成長氛圍時說：“我不知道別的什麼。”阿克佩感覺也一樣：“你不覺得這有困難，你只是恪盡本分。”
現在，醫生、律師和工程師不再是社區內唯一可接受的職業選擇，職業成就的道路充滿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體育、娛樂、音樂、烹飪藝術——尼日利亞裔美國人尚未影響到的領域越來越少。負面的思維定式、陳規老套呢？死抱不放反而會帶來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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