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由于“立三路线”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的城市斗争采取盲动主义，搞飞行集会、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准备暴动，致使党的地下组织屡遭破坏。
就在这一时期，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彭真、中共军委系统的薄一波和刘仁等三十几位同志，在天津被国民党宪兵司令部逮捕。党组织指示，尽一切努力营救这些同志。担任此项工作的是张友渔。
张友渔1928年受中共顺直省委指派，来到阎锡山占据的天津，利用蒋、阎之间的矛盾进行统战，搞情报，开展营救的工作。张友渔利用和天津市长南桂馨的特殊关系，打进市政府，任秘书处第三科科长。
经过周密思考，张友渔决定向接替南桂馨的天津市长崔廷献建议成立“自新院”。当时，国民党将他们所谓“罪行”重的政治犯关进监狱，轻的就关进另外设置的机构。各地均设有“自新院”，阎锡山在山西也设有“自新院”。张友渔正是要借此把被捕的三十几位同志转到“自新院”，表面上要他们悔过自新，实际上是把这些同志弄出监狱，以便进一步营救。
崔廷献接受了这个建议,决定在天津先成立一个“临时自新院”，并委派张友渔负责筹办。
张友渔当然不负“重托”，“临时自新院”很快筹备就绪。院址选在海河金汤桥附近奥租界的一座小洋楼，被判三年以下徒刑的政治犯(除判重刑的彭真同志外，包括薄一波、徐彬如、李运昌、刘仁等被捕的三十几名地下党员)被移送到这里。
“临时自新院”的生活待遇比较好，两人住一屋，各睡一张小铁床，每天三餐都是大米、白面。除了文书、会计、事务等几个非国民党员的管理人员，只有几个警察轮流站站岗，政治犯在里面可以自由活动，只是不能外出。院长是信仰佛教的老知识分子周克昌。此人虽不赞成共产党，但也并不仇视。选用这样的人当院长，有利于地下党开展工作。张友渔兼任副院长，明为加强管理，实际是为了能直接掌握情况，便于营救工作。
如何营救这三十几位同志呢?由于国民党内部矛盾激化，此时,阎锡山被迫放弃北平和天津，
由张学良接管。张友渔明白，随着政权的移交，自己也将失去市政府科长的职位。因此，必须迅速把同志们营救出来。他心急如焚，苦苦思索，终于想出条妙计。
有一天，他走进市长办公室，假借谈工作，利用一个适当的时机，以激愤的口吻说:“我们是得撤退了。我们是被蒋、张挤掉的，我们不能就这样输下去。不能让张学良捡了便宜，把天津轻易地端过去。那些政治犯，我们不交给他们，把他们放出去，让他们跟蒋介石、张学良捣乱，这对我们不是很有利吗?
这一番话，很中崔廷献的意。他问具体怎么做。张友渔建议说，把“临时自新院'撤销。理由是，这只是个“临时”机构，任务完成了，就可以撤销。崔廷献觉得这个办法挺好，就下达指示说:“你和周克昌写个书面请示，就说这些人经过一段时间学习，表现挺好，刑期也快满了，可以释放，‘临时自新院'也可以随即撤销。”
张友渔迅速起草公文，与周克昌共同签署后送交市政府，崔廷献立即批准。就这样，在奉军代表接管天津市政府的前一天，这个临时自新院就闪电般地摘了牌撒下岗，地下党三十儿位同志被立即释放。
撤销“临时自新院”虽然是个妙计，可也是一步险棋。它利用了阎锡山与蒋介石和张学良的矛盾。张友渔很清楚，张学良进天津，国民党蒋派的市党部必然立刻恢复，他们对共产党组织是决不会放过的，对这件事一定会追查，于是便隐避在法租界的六国饭店。
果然，蒋派国民党市党部恢复后，其宣传部长得知“临时自新院”撤销了，政治犯被全部释放，便打听张友渔的下落，要缉捕他。党组织及时获取了这个情报，立即指示他东渡日本暂避。
閱讀更多 小熊說說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