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啓皇帝臨終前向崇禎交待魏忠賢,忠貞可計大事

天啟皇帝臨終前向崇禎交待魏忠賢,忠貞可計大事熹宗病危時,單獨召見了朱由檢。朱由檢和熹宗從小一起長大,自然有著一種同胞手足之情,但當時魏忠賢專權,氣焰囂張之極,朝廷內外人人危如累卵,身為信王的朱由檢也感到了一種莫名的威脅,不得不表現出淡於權勢的姿態,長稱病不朝

天啟皇帝臨終前向崇禎交待魏忠賢,忠貞可計大事

古人說話是很講究話語藝術的,直抒胸臆的很少,往往需要九曲十八彎之後才能窺測到他的真實含義。在這裡,我就覺得,天啟皇帝未必就不知道魏忠賢並不忠賢,甚至還有弄權擅政的嫌疑。不然為什麼在魏忠賢設法陷害皇后和信王的時候堅決不予理睬呢?“主上凡事憒憒,獨於兄弟夫婦間不薄”的恐怕是有待商榷的,畢竟倘若一個人真心昏庸的不行,又怎麼能這麼執著的保持著一隙之明?這隻能說名天啟並不昏聵,只是想他的祖父和太祖父一樣,由於專注於自己的事業而不願意過度關注朝政罷了。

天啟皇帝臨終前向崇禎交待魏忠賢,忠貞可計大事

當然,我們也承認在天啟皇帝的眼裡,魏忠賢是一個辦事得力,兢兢業業,而且從來都不會惹他不高興,讓他煩惱的好人,一個得力之人。但是當時代已經進入到17世紀的時候,一個龐大的帝國,就指望一個文盲太監來挽救了嗎?

崇禎更不明白,從萬曆十五年後,大明王朝廢除了張居正所有的變法,已經走向了衰亡之路。很明顯,崇禎並不明白為何自己的哥哥允許一個太監在朝堂上胡作非為。崇禎更不知道在仁義道德的背後是:利益;當時的大明王朝已經成了士大夫地主階級所把控,以東林黨為首的地主士大夫階級是反對徵稅的——他們反對徵收工商稅,雖然僅僅2%,因為他們就是官商;東林黨在明末已經不是大明1566時期了那個弱勢群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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