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京海盜被自認為是其血緣後裔的北歐等國民眾追憶和緬懷，加勒比海盜與現代時尚娛樂元素深度結合成為自由不羈的象徵符號，與這些迥然不同的是，中國的海盜彷彿隱藏在歷史的深處，被後世的人們諱莫如深，避而不談。
位於挪威的維京海盜船博物館
華特·迪士尼電影公司出品的奇幻冒險電影《加勒比海盜》
當史家追溯歷史上的海盜或者說武裝海商集團的時候，往往也只是追溯到16-17世紀明朝中葉時期，豈不知早在這1000多年以前，東晉時期的中國東南沿海，也是一個海盜的世界。
這個海盜的世界中，最引人注目，也在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痕跡的，就是孫恩集團（孫恩、盧循集團）。
浙江省台州第二大島蛇蟠島上的“東海梟雄”孫恩塑像
孫恩出身琅琊（今山東省琅琊市）孫氏，其祖先是八王之亂時趙王司馬倫麾下最主要的謀主孫秀，孫秀留在史書中的形象是小人得志、睚眥必報、品行低劣、惑於巫鬼，為士大夫所不齒，還特別強調其“起身郡國小吏，門第寒微”，也就是出身不高，但是史書的字裡行間，透露出另外的一面：話說當晉惠帝的賈皇后（賈南風）被廢黜處死之後，孫秀策劃了將羊獻容安排為晉惠帝的第二任皇后，其原因是因為羊獻容的外祖父孫旗是孫秀同族。要知道，羊獻容的祖父羊瑾是西晉的尚書右僕射，叔祖羊琇是西晉散騎常侍，他們與晉景帝司馬師第三任妻子羊徽瑜和西晉名將羊祜都是叔伯至親，羊瑾與之聯姻的對象，不可能不是世家大族，孫秀的出身並不低。
到了孫恩和他叔父孫泰的時代，其家族按照田餘慶教授在《東晉門閥政治》中的說法，在東晉屬於“寓居江左的次等士族”；陳寅恪先生則在指出：
孫恩世居南方，與其他南來下層北人一樣，經過土斷，已變成南方的低下階級。
這其中有孫氏祖上和趙王司馬倫混在一起不屬於東海王司馬越和琅琊王司馬睿系統的原因，也有所謂晚渡的原因，並不是說琅琊孫氏本身在西晉屬於寒門。
另一方面，孫家寓居在僑姓士族聚集的會稽郡，孫恩叔父官至輔國將軍、新安太守，孫恩之妹又嫁給了著名大士族范陽盧堪的曾孫盧循，所以他們在東晉也不屬於寒門，只是在東晉僑姓士族集團成員中地位相對較低而已——當然，盧氏也因為與東晉統治集團派系不同以及晚渡，其地位與留在北方的范陽盧氏不同。
不過，不管怎樣，在東晉飛黃騰達的機會，確實對孫氏家族關了門，所以他們只能另闢蹊徑。
孫恩的叔父孫泰奉吳郡錢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五斗米道首領杜子恭（杜家傳五斗米道的有杜炅和杜昺兩人，炅、昺二字相通，都是光明之義，鑑於杜子恭道團的創始人被道民稱為杜明師，兩人應即一人，即杜子恭）為師。杜子恭死後，孫泰繼續傳杜子恭道法，受到各階層的敬信，下層百姓不斷加入，上層社會中的黃門郎孔道、鄱陽太守桓放之、驃騎諮議周勰等也都敬事之，連會稽王司馬元顯也數次拜訪求其秘術。
東晉隆安二年（398），王恭之亂爆發，王恭、桓玄、殷仲堪等起兵進攻司馬元顯，孫泰以為晉祚將盡，便以幫助朝廷討伐王恭為名，私合徒眾數千人，準備起事。事機還未發動，會稽內史向司馬道子父子告密，司馬道子父子誘斬了孫泰及其六子，孫泰的侄子孫恩逃於海（今浙江省舟山群島），聚合百餘名亡命之徒，立志為孫泰復仇，此時，孫泰的信徒都認為孫泰之死是蟬蛻登仙，所以捐出大量金錢給孫恩。
東晉東部地區地圖
隆安三年（399），當時的東晉執政者司馬元顯徵調因三吳門閥所屬免除官奴身份而成為佃客的廣大民眾到建康（今江蘇省南京市）以充實兵員，稱作“樂屬”，此舉被稱為“縱暴吳會，百姓不安”，也就是激起當地門閥的憤怒不滿，孫恩乘著人心不穩，率眾乘機從海上進攻上虞（今浙江省紹興市上虞區）並殺死上虞縣令，隨後攻克會稽（今浙江省紹興市），殺死會稽內史王凝之（他是王羲之的次子，也是才女謝道韞的丈夫）。此時，孫恩部眾已經增至數萬人。
當時會稽郡、吳郡、吳興郡、義興郡、臨海郡、永嘉郡、東陽郡及新安郡八郡都有東土士族率領百姓響應孫恩，號稱“三吳八郡一時皆叛”，孫恩部眾亦增至數十萬人，也就是說，大規模的起義全面爆發了。
孫恩盧循起義地圖
以往對於孫恩起義乃至整個被稱為孫恩、盧循起義，或比較多的強調其宗教因素的一面，或比較多的強調其作為農民起義的一面，很多記敘者的基調是，其組成大量是被煽惑的普通百姓，總的來說是一支揭竿而起的烏合之眾。
但如果我們細查史料文獻背後隱藏的線索，我們會發現他們更核心的特點，即實質上他們是一個海盜集團或曰武裝海商集團。
說到這個，我們需要回溯孫恩“逃於海”或者被當時史書稱為“入海”的這個行為，前面說到，這裡孫恩遁入並隱藏的海島可能是舟山群島，而有關“入海”這樣的表達，與1000多年後關於明代倭寇的記敘完全一致。我們不難理解，這個以五斗米道作為信仰的武裝集團實際上就是一個海上王國，也就是一個海盜或曰武裝海商集團。
在和平時代，他們可能和陸上的百姓一起居住，通過相對正常的貿易來獲取利益維持和發展自己的集團，而一旦遭到官方的鎮壓迫害，就利用自己擅長的航海技術逃亡到最後的根據地——海島之上。
這一做法與1000多年之後的倭寇也是基本一樣的，也因此，後世論及孫恩，也會稱之為“中原海寇之始”。
舉幾個典型的例子。隆安五年（401）六月，孫恩武裝浮海進至丹徒（今江蘇省鎮江市丹徒區），威脅京師建康（今江蘇省南京市），但因為此時東晉朝廷已經在建康有備，孫恩軍乃北破鬱洲（今江蘇省連雲港市東）和廣陵（今江蘇省揚州市）。義熙六年（410）二月，盧循、徐道覆乘東晉後方空虛之際，分兩路北上，五月，在桑落洲（今江西省九江市東北長江中）大敗東晉大將劉毅，軍抵淮口（秦淮河入長江之口，今江蘇省南京市西北），再次直逼建康，史載，此時盧循、徐道覆部隊戰士十餘萬，舳艫千計，樓船高達十二丈，舟車百里不絕，使得東晉朝廷一片慌亂，正在北伐南燕的劉裕星夜趕回，倉促應戰。
由此可見，孫恩、盧循起事的部隊，其航行技術、水戰能力，堪稱逆天的水準，兩次用以水師為主的部隊直逼東晉統治最核心的首都建康，這本身依託了原有的海盜或曰武裝海商集團骨幹力量，而不是一呼百應、揭竿而起的普通百姓所能應付裕如的。
另外一個證明這一點的例子是孫恩敗亡之後，繼承他成為集團首腦的盧循利用江左動亂的間隙率領五斗米道信徒沿福建海岸南下，一直南下知道佔領番禺（今廣東省廣州市）作為根據地，表現出了令人震驚的遠征機動能力。事實上，佔領番禺本身，也是這一集團試圖據有海上貿易的重鎮，把控海上貿易的命脈，這也就是盧循後來聽聞廣州失陷就只好從長江流域南撤，而一旦奪不回廣州，盧循的追隨者也就越來越少，最後只能被剿滅的原因。
廣州作為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港，早在秦漢時期就非常繁華
南朝宋的創始人宋武帝劉裕具有雙重的身份：一方面，他是孫恩、盧循最大的敵人和鎮壓者，另一方面，他又是孫恩、盧循某種意義上的繼承者。確實，劉裕從孫恩、盧循海商武裝集團中吸收投降者和歸附者，同時募集三吳地區的五斗米信徒，建立起了一支規模巨大的水軍，這支水軍不但成為對付盧循的主力之一，後來在滅後秦等戰役中也大展雄圖。
而即使孫恩、盧循一敗塗地，在三吳地區的擅長航海的五斗米信徒也繼續從事在海上貿易和交通，他們開闢出的相對安全和穩定的航路，也成為東晉末年、南朝時期百濟和倭國重新出現在朝貢行列中的一個根本原因。
東晉末年的義熙九年，倭國使者入貢，三年之後，百濟使者朝貢
南朝宋一代，倭國和百濟不斷向建康派遣朝貢使
閱讀更多 談古論金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