颍川，一个人杰地灵的形胜瑰宝！
从战国时期秦王政十七年(公元前230年)“内史腾攻韩，尽纳其地，以其地为郡，命曰颍川”，到大唐贞观之治，改颍川郡为许州，罢置颍川。作为中原文化杰出代表的颍川，始终以其文星璀璨来夺人眼球。
历史上的颍川名士们，不仅名字让人如雷贯耳，其人数更是浩如烟海！
人文始祖黄帝出生于斯，上古三代大禹建都于此，可以说这里正是泱泱华夏五千年历史的起点，中华民族的龙兴之地。
在风云波诡，礼崩乐坏的战国时期，颍川，这个中华圣地，以一文一商，享誉诸国：大思想家韩非子，一代商圣吕不韦！
而到了楚汉争雄时代，出身颍川的留侯张良，更是将其王佐之才展现的淋漓尽致，挥手间兴汉灭楚，成就四百载汉室基业！
东汉末年，狼烟四起之时，郭嘉、荀彧、钟繇、陈群、荀攸一等大批今人耳熟能详的颍川文士走出书斋，以一腔赤胆忠心辅佐曹公，终保住大江以北万里江山！
隋唐之际，出身颍川的大书法家褚遂良，画圣吴道子等文化风向标，更是引领了整个社会的时尚！
……
可是！这个每当国家危难之时，总能守国抑暴，收功弭乱的民族守护者，在唐末不仅没有拯救国家，却变得比历史上任何敌人都更加的嗜血残暴！
安史之乱之后，唐王朝在地方上设立了大大小小四十余个藩镇，并通过众多藩镇的制衡来维系王朝的统治，同时更是将这种藩镇模式制度化，成为一项基本国策：“国命之重，寄在方镇，方镇公治，实为列城”。由此，颍川之地便被划入淮西节度使的统辖之下。
淮西作为地方藩镇，对于中央的要求时常阳奉阴违。数量众多的颍川人去做了劫匪，他们不仅抢劫商旅，对沿途沿江的村镇公开洗劫。作为驻军和地方官吏的颍川人，对此不闻不问，听之任之，甚至淮西军常常是大规模有组织的自己去进行奸淫掳掠，以至“极目千里，无复烟火”。
抢劫、屠城、吃人等骇人听闻之事更是屡见不鲜。
而淮西军惨无人道的暴行，实在是极难让人将其与温文尔雅的颍川人联系在一起！
而究其原因，则在于陈寅恪先生所说的“种族、文化二问题”，即“汉人胡化”问题。
唐玄宗开元年间，将河曲地区内附唐王朝的五万“六州残胡”人，迁到颍川周边。而安史之乱后，为了安抚投降朝廷的安史叛军，更是将浸染“河朔风俗”的河北平卢粗犷军人，整体打包“空降”到这里。
这就造成了颍川地区“小人君子咸谓为蛮陌之域”,成为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彻底被原始法则所统治的化外之地。
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胡风影响下的颍川人，已经彻底抛弃了华夏士大夫的礼仪，用刀剑代替言辞，将世界上的一切血淋淋般呈现在天下人面前。而这时充满暴虐因子的颍川，距离文质彬彬的她，不过才短短四十余年！
人类寿命短暂，这种短暂的寿命导致一两代人的错误认知就将毁掉他们之前数百年的发展成果！
想来，这可能正是人类最大的悲哀吧。
颖川作为一个典型，她的转变体现着文明在受到野蛮的侵袭后的生存发展状态，而这个“模型”背后所渗透出来的本质性的东西，更是值得我们去探究。
文明的积淀守成不易，如何增强文明的渗透力和影响力，促进人类整体文明的进程，或许才应该是我们人类不断去追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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