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的這個帖子主要是想闡釋在近代以來巨大的西方壓力下，中國和日本這兩個國家的抗爭與摸索。若以亨廷頓的語境，可將名稱定義為——東亞文明的奮鬥。那時的東亞還只有三個國家，蒙古還沒有獨立，南北韓也沒有分裂。中日韓三個國家如同難兄難弟，1910年，日本以一紙《日韓合併條約》滅亡了500年的李氏王朝；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1912年，明治維新的靈魂人物睦仁天皇去世。日本的成功投射了中韓兩國的失敗，所不同的是中國是被自己人推翻的，而韓國是被日本人硬生生地給滅掉的，淪為日本的殖民地長達35年，而當35年後獲得獨立時竟然被強硬地分割成了兩個國家。儘管今天的半島依然是分裂的，但我覺得他們若干年後還是會統一在一起，原因很簡單，在長達500年（橫跨中國明清兩朝）的時間裡他們都是一個統一的國家，分裂只是最近幾十年的事。而大陸和臺灣就很難說了，統一的時間短，分裂的時間長。
中國從1840年開始的第二次社會大轉型，遭遇了李鴻章口中的“數千年未有之變局”（唐德剛在《晚清七十年》中所說的“之前千年不變，之後十年一變”）。大航海時代開啟的全球化征程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歷史潮流，如果你不能主動地融入這個體系就只能被動地被堅船利炮轟開國門，社會達爾文主義就是這麼殘酷、現實。
日本人正是因為認識到了這一點才會主動改革，脫亞入歐。而中國在被強行納入由西方主導的世界體系之後，發現自己原有的社會制度已經不適應這個新時代的發展要求了，而如何在這個新的世界政治秩序裡生存、自處，該往何處去又無人能夠給出現成的答案（其實今天中國的學術界也沒能在發展方向上取得共識，轉型仍在路上），因此這個古老的東方大國從1840年開始就顯得進退失據、步履蹣跚。這就是曾國藩等人所面臨的時勢。
第二次轉型無疑是筆者下面要敘述的重點，但在進入正文之前，先簡要回顧一下中國的第一次社會轉型（由封建社會向中央集權社會的轉型）——從公元前707年到公元前127年，共580年。公元前707年，鄭莊公於繻葛之戰打敗周桓王，從此周天子微信掃地，原有的政治秩序已經無法維繫，天下從此進入諸侯割據、列國爭雄的年代，其中的秦國在商鞅的領導下變成了一架戰爭機器並最終於公元前221年統一中國。完成統一大業後，秦始皇改分封為郡縣，但任何制度的建立都不可能一蹴而就，都有一個過程。隨著秦朝末年天下重新陷入分崩離析，分封的聲音再次甚囂塵上，甚至劉邦在建立漢朝後都不得不進行一定程度的妥協。但歷史車輪畢竟滾滾向前，公元前127年，漢武帝在主父偃的建議下發布推恩令。至此，中央集權制度正式在這個國家落地生根——這個發端於商鞅、完成於秦始皇、鞏固於漢武帝的政治制度足足在這塊土地上維繫了兩千多年，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在這兩千多年裡，儘管朝代更迭，興亡盛衰，農民起義、外族入侵，但這個國家的政治制度並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
第一次轉型用了整整580年，而從1840年到現在也才177年。雖然時間相對較短，但也完全可以用風雲激盪來形容。戰後日本首相吉田茂曾經寫過一本《激盪的百年史》，而中國的財經作家吳曉波也寫過《激盪三十年》。這一百多年的社會轉型，萌芽於1840、發端於1864、正式開始於1895，進退躊躇於1911、1949，加速於1978（吳曉波的《激盪三十年》寫的就是1978年後的歷史，可惜只偏重於財經層面）。
而在第一階段的24年裡，這個國家最耀眼的政治明星就是曾國藩。曾國藩是最早地和轉型潮流迎頭相撞的大人物，之後還可以列出一長串名單——李鴻章、袁世凱、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鄧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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