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贵族的消遣之地到百姓的郊游场所,公园如何走下神坛?

不管是在中国还是欧洲,“公园”都是一个近代以来的产物。在古时候,只有皇室贵族和富贾豪绅才有自己的私人园林以供消遣,大多数的百姓是没有这么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去郊游的。

最早的城市公园出现在英国。在18世纪末,英国首先开始了工业革命,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社会结构的调整,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城市规模也不断扩大,由此带来了城市拥挤、卫生条件恶化、城市周围的环境遭到破坏等一系列的城市问题。为了减轻各种对城市不利的影响,提高城市的生活质量,1811年在伦敦建设了第一个对公众开放的园林绿地——伦敦摄政公园。之后,1847年,在利物浦又建了另一座公园——伯金海德公园,这两大公园的设立为以后城市公园思想的形成和城市公园的建设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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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摄政公园老照片

只不过,这两座公园的建立之初并非是为了服务大众,真正意义上进行设计和营造的公园则始于美国纽约的中央公园。1858年,政府通过了由著名的沃姆斯特德(1822年一1903年)主持设计的美国纽约中央公园,公园面积340公顷,以田园风景、自然布置为特色,成为纽约市民游憩、娱乐的场所。公园设有儿童游戏场、骑马道,在世界公园史上另立新篇章。

纽约中央公园的成功,使其他城市竞相建造大规模公园,导致公园与公园之间相连接。而林荫大道的建立,使公园绿地系统思想萌芽,这就是不仅连接市内大小公园,而且将附近的风景地区、历史名胜古迹均包含在广义公园系统内。

在20世纪以后,西方的现代主义设计思潮渐渐兴起,也出现了许多优秀作品,如高迪的巴塞罗那的居尔公园、劳伦斯·海尔普林的美国曼哈顿广场公园、彼德·沃克的美国伯奈德公园、伯纳德·屈米的法国拉·维莱特公园等等。于是,西方人兴起了在公园里郊游和开派对的活动。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门户大开,西方人进入到中国之后,也需要一个这样的休闲场所。

1863年9月30日(清同治二年八月十八日),英租界工部局计划改造外滩(今苏州河口至延安东路口)的道路和岸线,工程包括填土以拓宽外滩,整理岸线,在江边辟建了30英尺(9.14米)的人行道和种植行道树。

这一次的整治外滩计划,直接促成了外滩公园的诞生。经过一系列的调查之后,工部局决定利用河口南端的滩地辟建公共花园。

1868年8月8日公园正式对外国人开放。到这一年的年底止,公园建设投资为规银10223.59两。

这是上海,也是中国第一家公共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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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建成时的外滩公园

外滩公园从开放之日起,就是公共租界摩登标志之一,也是上海城市摩登标志之一。这里草坪歼阔,绿树遮荫,有假山、茅舍、鲜花、木椅等设施。夏天还有纳凉音乐会。这里的游客主要是欧美人,与公共租界以欧美人为主相一致。

夏天,这里每个星期举行好几次音乐会。音乐会上汇聚了上海的上流人物,带着中国仆人的贵妇们穿着迷人的真丝夏装,绅士们穿着昂贵的西服套装,也有穿着晚礼服和燕尾服的。他们有的坐着热烈地交谈,有的边走边聊。

外滩公园带有明显的英美文化认同标志,英美人在外滩公园竖立了两座纪念碑。一是马嘉理纪念碑,纪念在1875年马嘉理案中被杀的英国人马嘉理;一为常胜军纪念碑,纪念在协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军过程中去世的由洋人组成的常胜军将士。1943年,与英美等同为敌的汪伪政府将“常胜军纪念碑”和马嘉理纪念碑拆除。

外滩公园也是公共租界举行庆典的重要场所。1893年公共租界举行纪念上海开埠五十周年,特地在外滩公园装置喷泉,作为永久性纪念物,游行路线亦以外滩公园为东两线、南北线的交汇点。

后来一些有头有脸的华人也无法进入园内,因为公园对此有着规定,引发了华人们的不满。这件事后来越闹越大,上了报纸也惊动了官府。

这件事闹到后来,直接传出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说法,惹得全民情绪高涨。

很多地方的人开始传言,外滩公园门口立了块板子,说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赤裸裸歧视华人,许多报纸都对此大肆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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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的公园园规

从现存的史料来看,当时公园虽然禁止华人入内,但并没有把华人与狗放在一起说,而是分开说的。1885年版的《外滩公园游览须知》(部分)第一条:狗及脚踏车切勿入内;第五条:除西人佣仆外华人不准入内;第六条:儿童无西人同伴不准入内。

但当时洋人与华人的情绪本就对立,加上这件事的渲染,进不进公园成了一件关乎尊严的大事。

最终,上海道台都不得不跑去会见英国领事,转达国人的意见,而英国领事又把事情推给工部局。工部局看到情绪压不住,只好稍作让步,宣布由公花园委员会或工部局秘书长,可以发放少量“华人游园证”,允许少数华人入内,但签发手续却很是繁琐。就算证件下来了还有诸多要求,每证限用一星期,领证者并不多,1889年是较多的一年,共发183张,每证以4人计,全年入园华人也不过是700多人。

后来英国人为了缓和华人的情绪,答应在苏州河里摆渡桥东面另造一所公园,专供中国人使用,是为河滨公园。1890年12月,公园建成后,张园、愚园等私人花园也相继开放,华人几乎再没有人索证游览外滩公园。直到1928年工部局终于宣布从6月1日起公园对中国人开放。

可以说,外滩公园在上海历史上已经不止是简单的游玩场所,更是上海人民不屈不挠与侵略者奋斗的见证。

而在北京,第一座公园的诞生,则更具有戏剧性。

1914年10月10日,北京城万人空巷,好奇的黎民百姓擦肩接踵,拥进社稷坛,这里已经成了北京史以来的第一座公园:中央公园。这一天,普通百姓终于有幸一脚踏进了神秘的皇家坛庙园林。

这社稷坛是明初永乐皇帝兴建紫禁城时,按照“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老规矩建造的。“左祖”,是指天安门东边皇帝祭祀列祖列宗的太庙,“右社”,就是指天安门西侧皇帝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社稷坛。

早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担任巡警部内城厅丞的朱启钤曾随光绪皇帝到社稷坛求雨,颇为这一处荒寂的园林深深惋惜。1913年3月29日,退了位的隆裕皇太后去世了,国民政府决定,在太和殿公祭三天。朱启钤时任交通总长,负责天安门内外的照料指挥事宜。他又一次从端门西侧走进了社稷坛。

令他吃惊的是,这座园林简直完全荒废了。坛内荆莽丛生,蛇鼠为患。守坛人无事可做,在坛内广种苜蓿,饲养猪羊,芜秽不堪。这时,一个化废为宝、造福民众的念头在他心头油然而生。他决心要把这块“地望清华,景物巨丽”的宝地,辟为北京的第一个公园。

社稷坛南门东墙外有三间北房,原来是皇帝侍从值班的所在。朱启钤很钟情屋门前七株巨大的辽代古柏。大规模的改造、装修社稷坛的工程开始了,朱启钤就在这三间小屋里办公,日以继夜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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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5月,会长朱启钤(右一)来公园视察,在西坛门外土山旁合影。

但这改造公园是大事,首先是资金匮乏,他带头发起募捐,并成立董事会,不及半年就募款4万余元。原来的社稷坛荒废日久,杂乱不堪,清理垃圾的任务很重。朱启钤找到步兵统领江朝宗帮忙,由他调来工兵营,分段包干,修路铺道,仅10天苦战,就清理出了公园的模样。

第二个困难是,当时的社稷坛,只有五色土方坛、祭殿、拜殿等常规祭祀建筑,既无山水,也无亭榭,比较乏味。朱启钤按照园林的构成,重新设计,精心布局,于园东侧毗邻天安门处,修建来今雨轩、投壶亭;园西面建绘影楼、春明馆、上林春、塘花坞、水榭等馆舍。又建东西长廊,曲折往复,既避风雨又添情趣。

他还别具匠心,把圆明园遗存的“兰亭八柱碑亭”以及“青云片”、“青朵”、“搴芝”、“绘月”等极为珍贵的太湖石,移进公园,点缀各处。他又把礼部鸿胪寺内的习礼亭,也移建到内坛南门的对面。他还在外坛东门内开辟了体育场,提倡市民锻炼身体。

公园建成了,可大门开在哪里呢?他又是很费了一番心思。原来社稷坛是与紫禁城配套的建筑,为了皇上祭坛的方便,门开在天安门西庑正中,这却对广大民众游园不便。他决定把公园的正门开在天安门西侧,面对车水马龙的西长安街,便于接纳四方游客。

曾经在这里举行过仪式的诸位皇帝们肯定想不到,自己的祭坛有一天会变成百姓休憩娱乐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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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时,在中山公园北面御河滑冰的人们

中央公园如东风第一枝,引来了古都的新春,获得广大群众的好评。随即朱启钤再接再厉,又先后开放了颐和园、玉泉山、天坛、先农坛、太庙、文庙、国子监、黄寺、雍和宫、北海、景山、小汤山等名胜景区。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各界公众选定在中央公园举行隆重的公祭,孙先生的灵柩停放在了社稷坛五色土背面的拜殿里。1928年,拜殿改名中山堂,中央公园也因此改名中山公园。

今天的你,在春意盎然的季节里,约上三五好友,带上家小亲朋随意出入各大公园时,应该很难想象,我们的祖辈为了可以公平享受这份惬意,付出了多少吧!

参考资料:《旅游景观设计》 崔莉;《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城市》(美)桑内特;《上海现代美术史》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上海通志 干部读本》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北京文史资料 第57辑》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京华奇人漫话》 常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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