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在中國還是歐洲，“公園”都是一個近代以來的產物。在古時候，只有皇室貴族和富賈豪紳才有自己的私人園林以供消遣，大多數的百姓是沒有這麼一個山清水秀的地方去郊遊的。
最早的城市公園出現在英國。在18世紀末，英國首先開始了工業革命，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以及社會結構的調整，城市人口不斷增加，城市規模也不斷擴大，由此帶來了城市擁擠、衛生條件惡化、城市周圍的環境遭到破壞等一系列的城市問題。為了減輕各種對城市不利的影響，提高城市的生活質量，1811年在倫敦建設了第一個對公眾開放的園林綠地——倫敦攝政公園。之後，1847年，在利物浦又建了另一座公園——伯金海德公園，這兩大公園的設立為以後城市公園思想的形成和城市公園的建設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倫敦攝政公園老照片
只不過，這兩座公園的建立之初並非是為了服務大眾，真正意義上進行設計和營造的公園則始於美國紐約的中央公園。1858年，政府通過了由著名的沃姆斯特德(1822年一1903年)主持設計的美國紐約中央公園，公園面積340公頃，以田園風景、自然佈置為特色，成為紐約市民遊憩、娛樂的場所。公園設有兒童遊戲場、騎馬道，在世界公園史上另立新篇章。
紐約中央公園的成功，使其他城市競相建造大規模公園，導致公園與公園之間相連接。而林蔭大道的建立，使公園綠地系統思想萌芽，這就是不僅連接市內大小公園，而且將附近的風景地區、歷史名勝古蹟均包含在廣義公園系統內。
在20世紀以後，西方的現代主義設計思潮漸漸興起，也出現了許多優秀作品，如高迪的巴塞羅那的居爾公園、勞倫斯·海爾普林的美國曼哈頓廣場公園、彼德·沃克的美國伯奈德公園、伯納德·屈米的法國拉·維萊特公園等等。於是，西方人興起了在公園裡郊遊和開派對的活動。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門戶大開，西方人進入到中國之後，也需要一個這樣的休閒場所。
1863年9月30日(清同治二年八月十八日)，英租界工部局計劃改造外灘(今蘇州河口至延安東路口)的道路和岸線，工程包括填土以拓寬外灘，整理岸線，在江邊闢建了30英尺(9.14米)的人行道和種植行道樹。
這一次的整治外灘計劃，直接促成了外灘公園的誕生。經過一系列的調查之後，工部局決定利用河口南端的灘地闢建公共花園。
1868年8月8日公園正式對外國人開放。到這一年的年底止，公園建設投資為規銀10223.59兩。
這是上海，也是中國第一家公共花園。
剛建成時的外灘公園
外灘公園從開放之日起，就是公共租界摩登標誌之一，也是上海城市摩登標誌之一。這裡草坪殲闊，綠樹遮蔭，有假山、茅舍、鮮花、木椅等設施。夏天還有納涼音樂會。這裡的遊客主要是歐美人，與公共租界以歐美人為主相一致。
夏天，這裡每個星期舉行好幾次音樂會。音樂會上匯聚了上海的上流人物，帶著中國僕人的貴婦們穿著迷人的真絲夏裝，紳士們穿著昂貴的西服套裝，也有穿著晚禮服和燕尾服的。他們有的坐著熱烈地交談，有的邊走邊聊。
外灘公園帶有明顯的英美文化認同標誌，英美人在外灘公園豎立了兩座紀念碑。一是馬嘉理紀念碑，紀念在1875年馬嘉理案中被殺的英國人馬嘉理；一為常勝軍紀念碑，紀念在協助清政府鎮壓太平軍過程中去世的由洋人組成的常勝軍將士。1943年，與英美等同為敵的汪偽政府將“常勝軍紀念碑”和馬嘉理紀念碑拆除。
外灘公園也是公共租界舉行慶典的重要場所。1893年公共租界舉行紀念上海開埠五十週年，特地在外灘公園裝置噴泉，作為永久性紀念物，遊行路線亦以外灘公園為東兩線、南北線的交匯點。
後來一些有頭有臉的華人也無法進入園內，因為公園對此有著規定，引發了華人們的不滿。這件事後來越鬧越大，上了報紙也驚動了官府。
這件事鬧到後來，直接傳出了“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說法，惹得全民情緒高漲。
很多地方的人開始傳言，外灘公園門口立了塊板子，說是“華人與狗不得入內”，赤裸裸歧視華人，許多報紙都對此大肆批判。
1917年的公園園規
從現存的史料來看，當時公園雖然禁止華人入內，但並沒有把華人與狗放在一起說，而是分開說的。1885年版的《外灘公園遊覽須知》（部分）第一條：狗及腳踏車切勿入內；第五條：除西人傭僕外華人不準入內；第六條：兒童無西人同伴不準入內。
但當時洋人與華人的情緒本就對立，加上這件事的渲染，進不進公園成了一件關乎尊嚴的大事。
最終，上海道臺都不得不跑去會見英國領事，轉達國人的意見，而英國領事又把事情推給工部局。工部局看到情緒壓不住，只好稍作讓步，宣佈由公花園委員會或工部局秘書長，可以發放少量“華人遊園證”，允許少數華人入內，但簽發手續卻很是繁瑣。就算證件下來了還有諸多要求，每證限用一星期，領證者並不多，1889年是較多的一年，共發183張，每證以4人計，全年入園華人也不過是700多人。
後來英國人為了緩和華人的情緒，答應在蘇州河裡擺渡橋東面另造一所公園，專供中國人使用，是為河濱公園。1890年12月，公園建成後，張園、愚園等私人花園也相繼開放，華人幾乎再沒有人索證遊覽外灘公園。直到1928年工部局終於宣佈從6月1日起公園對中國人開放。
可以說，外灘公園在上海歷史上已經不止是簡單的遊玩場所，更是上海人民不屈不撓與侵略者奮鬥的見證。
而在北京，第一座公園的誕生，則更具有戲劇性。
1914年10月10日，北京城萬人空巷，好奇的黎民百姓擦肩接踵，擁進社稷壇，這裡已經成了北京史以來的第一座公園：中央公園。這一天，普通百姓終於有幸一腳踏進了神秘的皇家壇廟園林。
這社稷壇是明初永樂皇帝興建紫禁城時，按照“前朝後市，左祖右社”的老規矩建造的。“左祖”，是指天安門東邊皇帝祭祀列祖列宗的太廟，“右社”，就是指天安門西側皇帝祈求風調雨順、五穀豐登的社稷壇。
早在光緒三十二年(1906)，擔任巡警部內城廳丞的朱啟鈐曾隨光緒皇帝到社稷壇求雨，頗為這一處荒寂的園林深深惋惜。1913年3月29日，退了位的隆裕皇太后去世了，國民政府決定，在太和殿公祭三天。朱啟鈐時任交通總長，負責天安門內外的照料指揮事宜。他又一次從端門西側走進了社稷壇。
令他吃驚的是，這座園林簡直完全荒廢了。壇內荊莽叢生，蛇鼠為患。守壇人無事可做，在壇內廣種苜蓿，飼養豬羊，蕪穢不堪。這時，一個化廢為寶、造福民眾的念頭在他心頭油然而生。他決心要把這塊“地望清華，景物巨麗”的寶地，闢為北京的第一個公園。
社稷壇南門東牆外有三間北房，原來是皇帝侍從值班的所在。朱啟鈐很鍾情屋門前七株巨大的遼代古柏。大規模的改造、裝修社稷壇的工程開始了，朱啟鈐就在這三間小屋裡辦公，日以繼夜的努力。
1915年5月，會長朱啟鈐(右一)來公園視察，在西壇門外土山旁合影。
但這改造公園是大事，首先是資金匱乏，他帶頭髮起募捐，併成立董事會，不及半年就募款4萬餘元。原來的社稷壇荒廢日久，雜亂不堪，清理垃圾的任務很重。朱啟鈐找到步兵統領江朝宗幫忙，由他調來工兵營，分段包乾，修路鋪道，僅10天苦戰，就清理出了公園的模樣。
第二個困難是，當時的社稷壇，只有五色土方壇、祭殿、拜殿等常規祭祀建築，既無山水，也無亭榭，比較乏味。朱啟鈐按照園林的構成，重新設計，精心佈局，於園東側毗鄰天安門處，修建來今雨軒、投壺亭；園西面建繪影樓、春明館、上林春、塘花塢、水榭等館舍。又建東西長廊，曲折往復，既避風雨又添情趣。
他還別具匠心，把圓明園遺存的“蘭亭八柱碑亭”以及“青雲片”、“青朵”、“搴芝”、“繪月”等極為珍貴的太湖石，移進公園，點綴各處。他又把禮部鴻臚寺內的習禮亭，也移建到內壇南門的對面。他還在外壇東門內開闢了體育場，提倡市民鍛鍊身體。
公園建成了，可大門開在哪裡呢？他又是很費了一番心思。原來社稷壇是與紫禁城配套的建築，為了皇上祭壇的方便，門開在天安門西廡正中，這卻對廣大民眾遊園不便。他決定把公園的正門開在天安門西側，面對車水馬龍的西長安街，便於接納四方遊客。
曾經在這裡舉行過儀式的諸位皇帝們肯定想不到，自己的祭壇有一天會變成百姓休憩娛樂的場所。
30年代時，在中山公園北面御河滑冰的人們
中央公園如東風第一枝，引來了古都的新春，獲得廣大群眾的好評。隨即朱啟鈐再接再厲，又先後開放了頤和園、玉泉山、天壇、先農壇、太廟、文廟、國子監、黃寺、雍和宮、北海、景山、小湯山等名勝景區。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各界公眾選定在中央公園舉行隆重的公祭，孫先生的靈柩停放在了社稷壇五色土背面的拜殿裡。1928年，拜殿改名中山堂，中央公園也因此改名中山公園。
今天的你，在春意盎然的季節裡，約上三五好友，帶上家小親朋隨意出入各大公園時，應該很難想象，我們的祖輩為了可以公平享受這份愜意，付出了多少吧！
參考資料：《旅遊景觀設計》 崔莉；《肉體與石頭：西方文明中的身體與城市》（美）桑內特；《上海現代美術史》上海市美術家協會；《上海通志 幹部讀本》上海市地方誌辦公室；《北京文史資料 第57輯》北京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京華奇人漫話》 常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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