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運與國運相牽，文脈同國脈相連。中華文明歷史長河流淌過漫漫五千年，是迄今為止世界上唯一沒有間斷過的文明。沒有中華文化的繼承和發展，就沒有中華文明的弘揚和繁榮，如今，中華文明屹立世界潮頭，擔負起凝聚民族復興之魂的歷史重任。其本質是建立在五千多年文明傳承基礎上的文化自信。在五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中華文明曾有過幾次劫難，“永嘉之亂”是最痛心、最危險、最漫長的一次禍亂，中華文明險些斷根，中華文化險遭毀滅，在滅文亡種的危急時刻，有幸在漢帝國時期開闢的河西走廊，因其偏居西北，匯聚中原有識之士，保存了中華文脈，留下了華夏基因，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於將頃，讓中華文明得以傳承，生生不息。
公元220年，漢帝國在歷經（西漢、王莽新政、東漢）這三個時期409年的統治之後，中國歷史上最長壽的王朝還是崩坍了。此後的中原大地，歷經了三國前期的諸侯爭鋒，列強混戰，逐漸形成魏、蜀、吳三個國家，司馬家族在篡取曹魏政權之後建立了西晉王朝，有過一段短暫的統一，但這只是曇花一現，中原大地再次迎來了一場更大的災難，西晉王朝司馬氏家族內部為爭奪中央政權而爆發了“八王之亂”，混戰由此開始，從西晉到東晉，再到十六國，還有往後的南北朝，戰火連續綿延，幾百年不曾熄滅。這是中國歷史上最為混亂的一個時代，群雄四起，烽火連天，遠比三國混亂和複雜。
公元265年，司馬家族開始登臺亮相，晉武帝司馬炎靠著先輩打下的基礎登基，由此西晉開始、可是好景不長，俗話說“一槽不容二馬”，司馬家族這些大大小小的司馬王爺眾多，而且都不甘寂寞，蠢蠢欲動，都想學著老祖宗的樣子過一把皇帝癮，安穩的日子只過了26年，就起了內訌。而且這場內訌聲勢浩大，持續時間很長。太熙元年（290年），晉武帝臨終時命弘農大姓出身的車騎將軍、楊皇后（楊芷）的父親楊駿為太傅、大都督掌管朝政。繼立的晉惠帝痴呆低能，即位後難以料理朝政，皇后賈南風為了讓自己的家族掌握政權，於永平元年（291年）與楚王司馬瑋合謀，發動禁衛軍政變，殺死楊駿，不料自己未能如願親政，政權旁落汝南王司馬亮和三國時期魏國、西晉兩朝元老衛瓘手中。賈后政治野心未能實現，當年六月，又使楚王司馬瑋殺汝南王司馬亮，然後反誣楚王司馬瑋矯詔擅殺大臣，又將司馬瑋處死。賈后遂執政，於元康九年廢太子司馬遹，次年殺之。從公元（291——306年）的16年間，司馬家族汝南王司馬亮、楚王司馬瑋、趙王司馬倫、齊王司馬冏、長沙王司馬乂、成都王司馬穎、河間王司馬顒、東海王司馬越等八位功高震主的諸侯國王爺覺得自己能耐很大，互相勾心鬥角，角逐權利，攪的西晉不得安寧。最後直到311年才相對安靜了下來。賈太后以及八王為爭奪中央政權，捲入這場血腥的爭鬥之中，內戰不斷，經濟奔潰，百姓遭殃，歷史學家將這場歷經21年的大動亂稱之為“八王之亂”。經過“八王之亂”，西晉從此一蹶不振，開始走上下坡路，從而導致了“五胡亂華”。從晉元帝司馬睿開始，西晉就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之中，東晉歷經11帝之後，到恭帝司馬德文之後，東晉也滅亡了，中華大地從此又進入了一個大動亂時代。
眾多遊牧民族趁西晉“八王之亂”，國力衰弱之際，陸續建立數個非漢族政權，形成與南方漢人政權對峙的時期。“五胡”主要指匈奴、鮮卑、羯、羌、氐五個胡人大部落，五胡是西晉末年各亂華胡人的代表，但事實上數目遠非五個。公元311年，趁混亂之際，匈奴、鮮卑、羯、羌、氐五個遊牧部落聯盟，向中原發起了大舉進攻。洛陽、長安相繼被攻破。從公元304年至公元439年（西晉永興元年至北魏統一），南至淮河，北至陰山，西至蔥嶺，東至東海，東北至鴨綠江下游以北，西南至瀾滄江以東，相繼建立了十六個較大的分裂割據政權。即成漢（巴氐）、漢、前趙（匈奴）、後趙（羯）、前涼（漢）、前燕（鮮卑）、前秦（氐）、後秦（羌）、後燕（鮮 卑）、西秦（鮮卑）、後涼（氐）、北涼（匈奴）、南涼（鮮卑）、南燕（鮮卑）、西涼（漢）、夏（匈奴）、北燕（漢）。此外，還有冉魏（漢）、西燕、夏一共大大小小19個國家，但冉魏（漢）、西燕（鮮卑）、夏（匈奴）沒有包括在內。漢和前趙算一國，史稱十六國時期。
在那個年代。“皇帝輪流做，明年到君家”，稍微有些勢力的人物，都抓住這難得的歷史機遇，先積累財富、後招兵買馬，為當上皇帝而努力奮鬥。一旦時機成熟，就和周圍國家分庭抗禮，劃清國界，登基稱帝，嘯聚一方，作威作福。十幾個國家實力都差不多，誰也奈何不了誰，打打殺殺，爭來搶去，正中了張養浩《山坡羊·潼關懷古》詩中所言：“興，百姓苦；亡，百姓苦”，不管王朝興衰，不管朝代更替，也不管那個皇帝執政，遭殃的只有老百姓。百餘年間，北方各少數民族和漢人在中華大地上建立了數十個強弱不等、大小不一的國家和政權，其中存在時間較長和具有重大影響力的有十六國。而入主中原的五個主要部族即由匈奴、羯、鮮卑、氐、羌五個草原少數民族組成，習慣上稱之為“五胡亂華”或“五胡十六國”。有的學者也稱之為”永嘉之亂”、”中原陸沉”、“中原淪陷”等。這一時期，歷史學家普遍認為是漢民族的一場災難。直到581年，隋文帝楊堅建立隋朝，589年滅陳朝，方使中國結束了300年的動亂和分治。
凡事都要一分為二地看待，“永嘉之亂”雖然破壞了中原政權和經濟架構和中原文化，但卻使北方遊牧民族與中原漢族文化經濟進一步交往。由於中原漢族為了避難，大部從從黃河流域大規模進入長江和珠江流域，史稱“衣冠南渡”，南渡導致了經濟重心南移，文化南移，也增進了與遠在南方的百越、三苗族裔與中原漢族的文化和經濟的聯繫，從而促進了中華民族的大融合。但“永嘉之亂”的破壞是極大的，它使中國陷入前所未有的長達三百多年的大分裂與大混亂的格局中。歷經血腥屠殺和殘酷的民族壓迫，中原人口銳減。在如此亂世之中，令中國傳統文化蒙受到巨大沖擊，斯文掃地，倫理盡失，千里沃野的中原轉眼間已成人間地獄。歷史學家普遍認為這是中華民族的一場災難和浩劫。在長達三百年的動亂之中，那些身世顯赫、學識淵博的名門望族不得不面對殘酷現實——生存，還是毀滅？生存，究竟該去哪裡生存？他們被迫做出選擇——其中部分大族南下來到長江流域，並在江南建立了東晉王朝；另一部分，則向西北遷徙，渡過黃河，來到了河西走廊。經過漢帝國將近400年的經營，河西走廊農耕、畜牧與商貿已經發達，是躲避戰亂的桃源之地。魏晉動亂之際，很多向河西走廊遷徙的世家大族都選擇在這裡定居。
河西走廊東起烏鞘嶺，西至玉門關，東西長約1000公里，河西走廊夾在南部的祁連山和北部的合黎山、龍首山、馬鬃山之間，主要城市有武威、張掖、酒泉、敦煌等歷史文化名城，它自古就是西北地區重要的交通要道。西漢元狩二年（前121），雄才大略的漢武帝派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右，擊匈奴，使整個河西納入西漢版圖。在隴西郡和北地郡基礎上，增設河西四郡（武威、張掖、酒泉、敦煌），漢時的“絲綢之路”經這裡通向中亞、西亞，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條黃金通道，不僅是黃金要道，也是著名的米糧倉，出蘭州過烏鞘嶺，再過古浪峽到涼州（武威）那就是地勢平坦幅員遼闊的平原，自古以來就是富足之地。在河西走廊山地的周圍，由山區河流搬運下來的土質堆積于山前，形成相互毗連的山前沖積扇平原，這些地區地勢平坦、土質肥沃、引水灌溉條件極好，便於開發利用。在祁連山4500米以上的高山上，有著豐厚的永久積雪和史前冰川覆蓋，這些積雪和冰川在每年特定的季節融化，匯聚成石羊河、黑河和疏勒河三大內流水系，為這一地區大量的綠洲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水資源。由於得到充沛的灌溉，河西走廊的甜菜、葵花、小麥、糜子、穀子、玉米、水稻、高粱、馬鈴薯、胡麻、油菜長勢良好。林茂梁豐，牛羊成群，六畜興旺，河西走廊成為西北地區最主要的糧食基地和畜牧業產地。據說當時河西走廊的經濟繁榮程度是僅次於長安、蘇州和杭州。萬里茶道東起武夷山，黃山，湖北、湖南等地過長安、入太原、出大同，進入呼和浩特、銀川中衛再到河西走廊而後穿過西域穿越諸國、中東直至地中海。萬里絲綢路東起蘇州、杭州過長安到天水、蘭州入河西走廊穿過新疆，穿越中東直至地中海沿岸。西域的藥材、皮革、香料、珠寶、寶石等都要經過河西走廊轉賣兌換，而後進入長安。那時的河西走廊各國商旅縱橫，經濟發達，盛極一時。河西走廊一度是距離長安最近的副金融中心，最大的外貿交易中心。
武威文廟
中原發生了“永嘉之亂”。而河西走廊因為地處偏遠沒有受到太多衝擊。在當時的長安，流傳著這樣一首歌謠：“秦中川，血沒腕，唯有涼州（武威）倚柱觀。”河西走廊的武威、張掖、酒泉、敦煌作為相對安定、平靜的所在，大量人口遷徙至此。尤其洛陽以西及關中等地，投奔河西走廊的人更是絡繹不絕。甘肅秦安人郭荷一路西行，除了追隨他的弟子之外，還有極為珍貴的、數代家傳的經史典籍。郭荷來到位於河西走廊中段的馬蹄山和山下的臨松薤谷一帶。在那個群雄逐鹿的年代，中原王朝正在發生著顛覆性的改變，混亂與殺戮已經無法避免。重巒疊嶂，松濤起伏，山頂常年白雪皚皚，山下四季流水潺潺的臨松薤谷，對於專心治學的人來說，馬蹄山和臨松薤谷是個可以潛心修行的地方。郭荷“明究群籍，特善史書”，還有眾多和郭荷一樣西遷的家族在河西走廊紮下根脈，不再東返。他們成為當地著名的大姓，史稱“河西望族”。郭荷的聲望漸漸引起了士林們的注意，年輕的學子紛紛慕名而來，郭瑀等人成為郭荷的弟子，開館講學，傳授漢學。敦煌效穀人宋纖也在酒泉南山中刻苦鑽研儒家經典，開始講學傳道，弘揚中華儒家文化，教授的學生多達三千餘人，規模堪比孔子。漢朝覆滅之後。中原的動盪與殺戮使得漢學、儒學遭受了重大打擊。 但河西儒學卻獨樹一幟，異常繁榮。武威的文廟是僅次子山東曲阜孔廟和北京孔廟的全國第三大孔廟建築群，相傳最早建於前涼時期，是儒家文化在河西走廊傳播繁衍的印證。郭瑀在河西走廊張掖一帶的臨松薤谷遠離世間的紛爭，他把郭荷傳授給自己的思想融會貫通，寫下了《春秋墨說》和《孝經錯緯》，為後世漢學留下根脈，尊儒重教的文風在河西走廊延綿不斷。郭瑀門下不斷有弟子慕名求學，郭瑀傳承了老師郭荷的做法，在這清幽的山谷中向弟子們傳道、授業、解惑，儘自己所學，讓他們明白儒家思想的真諦。學習之餘，他還帶領門下弟子在馬蹄山開鑿石窟。他們並不知道，這一片原本只為安身而建的石窟，在並不遙遠的未來，將成為中國重要的佛教造像聖地——馬蹄寺石窟群，同時也成為那個時代河西走廊上儒家與佛教兩大文明交匯的見證。公元376年。前秦國君主苻堅西征前涼，河西走廊歸於前秦統治。為了完善前秦國的禮儀制度，崇尚儒學的苻堅讓當地太守選派300名河西子弟拜在郭瑀門下，求學禮制，傳播聖人的思想。酒泉的祁嘉、馬岌；武威的段承根、陰仲達；金城的宗欽、趙柔等一大批儒學大家也紛紛開館收徒。河西民間教育如雨後春筍，求學之風蔚然而起。郭瑀門下聚集了上千弟子。公元400年，時任敦煌太守的李暠在河西走廊西部的敦煌建立了西涼政權。沿襲了漢晉以來選拔人才的制度，興辦教育，倡導儒學，甚至親自策問士人，量才授官。西涼時期昌盛的文治之風，在當時紛紛建立的政權中是獨樹一幟的。文教事業的發展，不僅保留了中原傳統漢學儒家文化，也造就了大批著名學者。身為君主的李暠親自拜訪、禮賢下士，更是讓郭瑀的得意門生劉昞所感動。這是自己的師長郭瑀與祖師郭荷未曾擁有的待遇，後來劉昞出任西涼主管文教的“儒林祭酒”，北涼建立後，又繼續從事著述與教學工作。他以孔子所言“朝聞道，夕死可矣”鼓勵自己，晝夜苦讀，大量飽覽當時中原世族避難河西時所帶來的珍貴文獻典章，併為之作注。他一生著述不下一百二十卷，是五涼時期學術著述最多的學者。此時的河西走廊，繼續著學術文化空前繁榮的局面，並形成了與中原地區相對應的地域文化系統。成就突出的，不僅是學術，還有以散文、詩歌、辭賦為主的“五涼文學”。北涼後期，河西地區向東晉朝廷進獻了154卷典籍。《宋書》記載，其中有失傳以久的西晉以前的古籍，也有劉昞等河西本土學者的著作。十六國時期在中原和江南已經失傳的魏晉時期名著《人物誌》，就是由劉昞為其作注而在河西走廊保存下來，並得以傳回中原和江南。儘管河西地區政權更替頻繁，但戰亂造成的破壞相對要小。而歷代統治者皆注重文化教育，使得中原、河西兩大士人群體雲集河西走廊。以郭荷、郭瑀、劉昞三代師徒為代表的河西學者，也有了一個屬於自己的風雲際會的豐富世界。在那個天下分崩、豪傑並起的混亂年代，他們不僅見證了河西五涼政權的百年風雲，更牢牢堅守著一份屬於學者的靈魂淨土與儒學傳承的使命。他們開辦規模浩大的私學，與政府官學相輔相成，教育與著述並重，造就了五涼時期河西儒學昌盛的景象，河西走廊因此成為中國北方的儒學文化中心，為亂世中的中原漢學文化保留下了根脈。
馬蹄寺石窟
公元439年。鮮卑族拓跋氏率領的北魏軍隊兵臨武威城下，北涼滅亡。河西地區長達140年的割據態勢就此結束。這是中國北方地區自西晉末期中原分崩之後首次迎來的大統一。北魏拓跋氏以少數民族的身份入主中原，為贏得廣泛的支持，開始推行漢化政策。作為漢文化的正統思想以及中國諸子百家學說中最具有治國安邦特色的學說，儒學受到了格外的推崇。為了加強學習漢文化與制度，北魏政權進佔河西走廊之後，立刻著手將河西走廊的世家大族與工匠三萬戶遷徙到北魏首都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大同。在這次大規模的東遷中，包括劉昞的學生在內，幾乎全部的河西學者都被遷往中原，自漢延續至今的河西文化及學術亦隨之東漸。為了建立統治秩序，北魏政權迫切需要禮儀律令的制定和完善，這些熟悉漢代儒家禮儀律令之學的河西學者得到了北魏政權的禮遇和重用。他們大興儒風，振興禮樂，積極參與了北魏鮮卑政權的文化轉型和政治改革。此後的隋唐承襲了北朝的政權系統，以強盛之勢統一南北，開創了大一統的盛世局面。河西文化與中原文化、江南文化並列，成為隋唐文化的淵源。兩千年後，中國20世紀國學大師陳寅恪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中針對河西文化做出了這樣的評價：“惟此偏隅之地，保存漢代中原之文化學術，經歷東漢末、西晉之大亂及北朝擾攘之長期，能不失墜，卒得輾轉灌輸，加入隋唐統一之混合之文化，蔚然為獨立之一源。繼前啟後。實吾國文化史之一大業。”這是河西走廊對於中原王朝的回饋，更是對整個中華民族的獨特貢獻。北魏東遷時制定的政策是，年逾七十以上的長者可以獲准不必東遷。而河西走廊的百年風雲，已被劉昞記錄在十卷本的《敦煌實錄》與十卷本的《涼書》中。這位後來被北魏孝文帝譽為“德冠前世，蔚為儒宗”的河西大儒最終選擇了魂歸臨松薤谷。後人理應感激中國遼闊的西部，西部的河西走廊這樣一條至關重要的通道，紛亂顛簸的命運將中原文明、中原文化引向這裡，河西走廊成為中華文明薪火相傳的重要聖地。
今天從蘭州出發，越過黃土高原、蒙古高原、青藏高原與河西走廊東端分界的烏鞘嶺，便正式進入河西走廊。自東南往西北，河西走廊依次經過東段的涼州（武威）、甘州（張掖）、肅州（酒泉）、嘉峪關、瓜州（安西）、沙州（敦煌），一直延伸到玉門關附近。河西走廊居住著漢、蒙古、藏、裕固、哈薩克、回、滿等近50個民族。以漢族為主，主要綠洲上從事農業生產。藏族、裕固族、哈薩克族、蒙古族則從事牧業，構建成了民族大融合，民族大繁榮。河西走廊的歷史文化源遠流長，異彩紛呈，名勝古蹟燦若星河。 敦煌遺書、居延漢簡都與河西走廊有關；中國旅遊標誌的馬踏飛燕，就是從武威出土的，河西走廊的文物品類極其豐富，藝術成就很高，文物價值突出，簡牘、彩陶、壁畫、巖畫、雕塑、古城遺址等等，各具特色，交相輝映，簡直就是一條燦爛奪目的“文化長廊”。河西走廊是佛教東傳的重要通道，這裡留存了大量的石窟群：武威天梯山石窟、張掖馬蹄寺石窟、玉門昌馬石窟，瓜州榆林石窟，敦煌莫高窟……大大小小的石窟星羅棋佈地點綴於走廊沿線，河西走廊又被人們稱為“石窟藝術走廊”。古絲綢之路從西安出發，穿過河西走廊，分別從陽關與玉門關進入新疆，河西走廊因此成為古絲路的樞紐路段，連接著亞非歐三大洲的物質貿易與文化交流。東西方文化在這裡相互激盪，積澱下蔚為壯觀的歷史文明。對於河西走廊的這一優勢，季羨林評價：“世界上歷史悠久、地域廣闊、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只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再沒有第五個；而這四個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只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河西走廊敦煌和新疆地區，再沒有第二個了。”
傳統文化是時代的精神，是中華民族復興之魂魄，它放射出的璀璨光芒照亮了中華歷史的軌跡。儒家賢達們的身影也成為我們今天仰慕的一座座高山，追尋的一條條大道。今天行走在河西走廊，已經尋找不到那些士林大儒們的蹤跡，但那斑斑駁駁的漢長城、烽燧還在，祁連山凜冽的雪線還在，蔥蘢茂盛的片片綠洲還在，講學修行的那些書院還在，不同時期開鑿的那些石窟還在，還有考古發掘出的眾多歷史遺蹟，順著這些歷史的足跡，探尋河西走廊厚重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感受它在華夏文明傳承中不息的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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