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書坑儒”其實是兩個歷史事件，即“焚書”和“坑儒”。
焚書
秦始皇34年（公元前213年），秦朝已實施郡縣制8年，而這時博士齊人淳于越，上書提出廢除郡縣制，效仿古制，恢復分封制，給皇家子弟裂土封侯。
丞相李斯痛加駁斥了以古非今的論調，揭露了儒家依附分封而存的立場，並倡議焚燒諸子百家中除農家醫家墨家等實用之學和秦宮保留史書之外的“王道之書”、“春秋古籍”，並禁止私學、非議朝政，想學法令的要以朝廷官吏為師，這就是“焚書”。
坑儒
公元前212年，即“焚書”之後第二年，方士候生、盧生替秦始皇求長生不老藥而不得，為了掩蓋自己的罪行，於是詆譭秦始皇，說他剛愎自用，以刑殺為威、貪於權勢，所以難求到仙藥。然後，他們二人就逃了。
秦始皇聞之大怒，先有徐福斥巨資海外求仙藥而不得，現在待之不薄的候生、盧生，也誹謗於我。於是，秦始皇下令全城搜查審訊，最終將那些坑蒙拐騙的方士以及一些妄議朝政的儒生共460餘人全部坑殺，這就是“坑儒”。從這一點看，“坑儒”主要殺的是方士，只有少部分儒生。
“焚書坑儒”雖然始作俑者是秦始皇，但他做的並不過分，燒的書也是一小部分，而且大部分書籍在秦宮都有收藏，可惜後來被項羽一把火燒了，坑儒坑的也多是方士。
我們之所以把“焚書坑儒”與暴政聯繫起來，與後續的王朝更加變本加厲、殘酷無情有關。
清朝自順治四年（1647年），發生第一起文字獄“函可案”。一位法號函可的和尚因藏有“逆書”《變記》而被逮捕，後來流放到瀋陽。順治末年又發生莊廷鑨明史案，並驚動朝廷中的輔政大臣鰲拜等人。清朝諸例文字獄中，有名的有康熙時期的南山案、雍正時期的查嗣庭試題案和呂留良案等。
清朝歷史中，順治、康熙時期的“文字獄”還只是個別現象，到雍正時則成為一種普遍的“制度”。在文字獄浪潮中表現得最為瘋狂的則是乾隆，共發生一百三十餘案。
甚至有人因寫詩被殺，雍正年間，有一官員，夏天在樹蔭下乘涼看書，這時一陣風吹過來，吹得書頁嘩嘩亂翻，於是隨口說了一句“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這句剛好被人聽到，舉報了，雍正一聽，“清風”不就是暗指“清朝”嗎，這不就是說我們滿人沒有文化，立刻責令手下抓人砍頭。
在“焚書”這反面，乾隆對中國古籍歷史的破壞是史無前例的，那就是修編《四庫全書》，現在歷史課本卻把這個作為乾隆的一項政績加以宣傳。
《四庫全書》由乾隆主持，紀昀等360多位高官、學者編撰，在編纂四庫全書時銷燬了對大清不利的書籍總數，據統計為一萬三千六百卷。焚書總數，15萬冊。銷燬版片總數170餘種、8萬餘塊。除了焚燬書籍，還系統的對明代檔案進行了銷燬。明代檔案僅三千餘件，主要是天啟、崇禎朝兵部檔案，也有少量洪武、永樂、宣德、成化、正德、嘉靖、隆慶、萬曆、泰昌朝的官方文書。其餘估計不少於1000萬份明代檔案，已經全部被銷燬了。除了銷燬書籍和檔案外，大清還系統的對殘存書籍和檔案，進行篡改。
《四庫全書》的編修可以說是全國圖書都要進獻檢查，不僅不利於大清的文獻被禁燬，連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遼金元的文字都要進行篡改。查繳禁書竟達三千多種，十五萬多部，總共焚燬的圖書超過七十萬部，禁燬書籍與四庫所收書籍一樣多。
文字獄徹底到什麼程度，一篇吳三桂的“反滿檄文”，一本《揚州十日記》，一本《嘉定屠城記略》，竟在中華本土湮滅二百多年，二百多年後才從日本找出來。
中國自己的歷史古籍，自己國家消失了，要從他國引進。足見，乾隆修編《四庫全書》對中國歷史的破壞有多嚴重，即使是現在的我們也為之痛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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