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譚嗣同》海報。
菜市口刑場舊照。
菜市口是地鐵四號線的一站，很奇怪，這一站每次上車和下車的人都很少。似乎每個人都在這裡匆匆掠過，不願過多停留。今天的菜市口早已面目全非，衚衕與高樓交錯，寬廣的馬路上飛馳著汽車。幾乎看不出它原先的模樣——處決人犯的刑場。一個世紀前，一名叫郭則沄的文人曾經描述過這裡的情景：
“京師刑人，必於西市，即菜市也。市多菜攤，行刑時暫撤，事畢，血跡注地，以淨土掩之，設攤售菜如故”。
被塵埃掩去的死亡瞬間
前一刻是死去囚犯身首異處，鮮血淋漓的刑場，後一刻則是活潑的買賣雙方為了蘿蔔白菜討價還價。在晚清來華的西方人看來，這一點很難理解，目睹過一場中國式處決的德國犯罪學家羅伯特·海德爾帶著一絲莫可名狀的憤怒宣稱，他看見圍觀的人在“聊天、嬉笑、抽菸，大吃水果”。另一名英國旅行家伊莎貝拉·伯德在見證了一次集體砍頭，她發現不僅圍觀者對此漠不關心，就連受刑者本人的臉上都帶著一種認命的冷漠——生與死之間界限的模糊，以及被淨土掩蓋的鮮血和記憶，成就了一種匪夷所思的東方哲學：中華帝國的民眾生性冷漠，既不關心死亡，也不關心死的人是誰，更不關心他們的死究竟是為了什麼。
1898年9月28日，戊戌六君子在菜市口被殺，就遭遇了這種集體冷漠。沒有留下圍觀的民眾如何看待這六個人死亡的材料。1984年拍攝的影片《譚嗣同》以濃墨重彩的方式復原了當時的情景。可惜，就像故宮掌故學家朱家溍先生所指出的那樣，導演被這段歷史悲劇性的象徵意義所吸引，沒有完全遵從史實。那些人不全是大義凜然的殉道者，他們也沒有把頭枕在枕木上，當鬼頭刀落下時，腦袋會直接落在滿地的塵土裡，鮮血從脖腔裡噴出，就是如此慘淡，而這就是最終的結局。
一些零散的材料倒是記錄了他們就死的瞬間細節，遺憾的是，這些材料大都不能證明其真偽。《楊參政公事略》描述楊銳在聽聞砍頭的諭旨後拒絕下跪，認定自己是被陷害。他向監斬大臣剛毅要求“顯明心跡”，但卻以“有旨不準說！”遭到拒絕。他怒不可遏，頭顱砍下時，“血吼丈餘，觀者皆辟易”。鄭孝胥在日記記錄他親眼看到林銳在刑前“衣冠反接，目猶左右視”，與他的僕人“奔隨且哭”的哀慟相比，他本人只是“仰天冷笑”而已。劉光第在就刑前，他的一位同鄉好友曾送給他一瓶鶴頂血。就像楊椒山的蚺蛇膽一樣，這種藥物可以讓人立即昏迷，減少痛苦。但劉光第卻拒絕服用：“讀書數十年，惟今日用之耳，拿去！”
這些記述或慷慨激壯，或大義凜然，就像是前面提到的前明忠臣楊椒山堅貞不屈、慨然赴死的故事一樣。很難說這究竟是確然如此還是又一個製造出的神話。唯一最接近現場的記述，是《國聞報》的報道。如果這份報道沒有添油加醋，那麼死亡帶給他們的不是悲壯慷慨，而是悽慘和不公：
“四軍機一御史及康廣仁之赴西市也。其罪同，其死同，而其死前死後之情狀各不同。有仍穿長衣者，有短褐不完者。有一刀即斃者，有作數十刀亂砍者，有項絕而見血甚少者，有血肉噴薄狼藉，而尚在叫號未畢命者。有放下屠刀而為之縫綴裝殮者，有伏屍逾時而無人收管者”。
之所以造成死狀種種不同的原因，在於死者本人賄賂劊子手的有無多寡。一名知情人告訴來探訪的西方觀察者：“六卿中有二人以四百金賂刀斧手求速死，故一刀即斃。有出金更多者，臨刑前一刻，獄卒予以藥，比刑已死，故不見血。其出錢少者即受刀多，其分文不給者，則死最難最苦，而死後亦無人收管”。
赤裸裸的屍體和鮮血，讓縈繞在這場處決上的所有神話都遁跡無蹤。但仍然有一個聲音穿越時間響徹耳畔。就是六人中的譚嗣同在刑場上高呼的：
“有心殺賊，無力迴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在被處決的六個人中，烈士形象毫無疑問的是譚嗣同。對他就死的描述也最具有傳奇色彩。他應該就是那位受刀最多的人。但這不是因為他無錢買通劊子手，而是因為他的凜然英氣：“臨刑神采揚揚，刃頸不殊，就地上劙之三數，頭始落，其不恐怖，真也”。
殉難的前因後果
譚嗣同慷慨赴死的凜然，讓他成為了這場失敗的變法運動中最令人欽敬的英雄。他本身也具有一種悲劇性的使命感，篤信佛教的譚嗣同認為自己註定要為一項足以改變國家命運的事業獻身，就像佛陀為了眾生捨身一樣。他是變法諸人中最忠實於本心和志願的人，因為他的目的並不僅僅是變法，而是掀起一場革命。
黃彰健在《戊戌變法研究》指出，譚嗣同早在1896年，就與梁啟超在湖南從事革命活動。在一封寫給好友歐陽中鵠的信中，他主張“保衛數千年之聖教，四百兆之黃種……滿漢之見，至今未化”——這幾乎與當時宣揚種族革命的孫文等人的言論完全吻合。由他主持創立的“南學會”的隱秘幽旨，即是踐行譚嗣同心目中“興民權”的革命理念。在寫給另一位友人唐才常的信中，他更進一步指出，應該從事“亡後之圖”，“保國保教”。而這裡的“國”指的並非是被統治集團視為一姓私產的“大清國”政權，而是“中國”。他也提出應當設立議會以興民權。這也就是維新黨人所謂“保中國不保大清”的言論的由來。
譚嗣同的所言所行，恰恰也是康梁等人最初的打算。梁啟超在湖南主持時務學堂時，批答學生札記，“所言皆當時一派之民權論，又多言清代故實，臚舉失政，盛倡革命”。私下裡，他更秘密編印清廷當時明令禁止的講述清初揚州大屠殺事件的《揚州十日記》等書，加以評語，秘密散佈，以便傳播革命思想。
因此，就像黃彰健所指出的那樣，康、梁等人並非是一如既往對大清光緒皇帝忠貞不二的保皇黨，相反，他們在最初時確實心懷異志。但康有為在得到光緒皇帝不次召見之後，卻臨事易志，將全部精力投入到自上而下的改革運動之中。在此之前，康有為曾經對朋友慨嘆道：“望在上者一無可望，專以救中國四萬萬人為主”。但在得到光緒召見之後，他立刻表示自己終於找到了明主：“乃知聖明英勇，能掃除舊國而新之……吾為感泣，願為效死焉”——轉而由秘密反抗大清政權的革命者變成公開擁護皇帝的不貳忠臣了。尤其是在召對中，康有為更以帝師自詡，這意味著他已經自認自己與皇帝是一體兩面，甚至後者還是他遂其志向的得利工具。他最忠實的學生梁啟超自然也追隨師命，改投保皇變法的門下。將昔日革命思想盡皆拋棄，和老師一道，成為皇帝的忠實捍衛者。
當康有為的對手們尋出他和他的同黨昔日的革命言論，找出他和學生梁啟超在時務學堂那些教唆革命的批語作為證據，揭發他“保中國不保大清”時，康有為當然只能矢口否認。但此時已經到了保守與維新兩黨徹底決裂，公開對決的9月17日。對此，他只能採取最極端的手段，聯絡探訪進京述職的新軍將領袁世凱，企圖掌握兵權，發動政變，用武力方式奪取政權。
是革命，還是政治陰謀
譚嗣同就是受命夤夜前往法華寺拜訪袁世凱的人。關於這天晚上發生的事情，不同的材料給出了迥異的敘述。康有為和梁啟超編訂的《戊戌政變記》說譚嗣同只是請求袁世凱出兵清君側，保護皇上。而袁世凱的私人日記《戊戌日記》和另一份在1983年由戊戌變法研究者湯志鈞在日本外交檔案中發現的政變的另一名參與者畢永年寫的自述《詭謀直記》則指出這是一場圍攻頤和園，謀殺慈禧太后，企圖重新進行政治洗牌的曠世陰謀。可以想見，如果政變成功，那麼光緒的下場也不會好太多，這位性格孱弱的皇帝也許會擺脫強權養母的控制，但又會墮入以康有為為首的另一群支配欲極強的權臣手中。
當譚嗣同在那天晚上游說袁世凱時，他或許並未想到過自己的一番言論究竟會產生何種後果。他仍然是一位革命者，從始至終都未改變自己的心意。如果袁世凱的《戊戌日記》可信，那麼譚嗣同對他說的那番話很可能就是他的肺腑之言：“不除此老朽，國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問，我僱有好漢數十人，並電湖南召集好將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毫無疑問，如果成事，這將是革命的先聲。
影片《譚嗣同》裡，虛構了一段譚嗣同與妻子李閏之間的訣別對話。李閏哭泣著勸譚嗣同不要自投羅網，對他說：“我們還沒有自己的孩子。”譚嗣同悵然長嘆，回答道：“在這樣的中國，多一個孩子不是多一個奴隸嗎！”
影片的最後，暴雨大作，雨水混著泥沙將變法烈士的鮮血沖洗掉。就像逐漸被淡忘的記憶。
根據一則不知來由的詭異傳說，每到晚上，菜市口旁的西鶴年堂藥鋪都會響起篤篤的敲門聲，但店鋪裡的夥計不會應答，因為他們知道，這是白天被砍頭的死鬼來買癒合傷口的金瘡藥。但這則杜撰的傳說或許還有另外一層意味：讓生者不要忘記死者究竟為何而死。
□李夏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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