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表決通過《決議》)
1979年10月1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0週年。在年初部署全年宣傳工作時，胡耀邦就提出，要為國慶30週年準備一篇重要的文章。到6月間，中央正式決定，建國30週年國慶由葉劍英作一個重要講話。這個講話不是一般的慶祝性鼓動性的講話，而是要對過去30年作一個總結，對30年中的問題，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一定的說明，但又不是全面的總結。
在鄧小平主持下，葉劍英的講話稿經過三個月的起草和修改，於9月27日在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上正式通過。這篇講話稿分三部分：“光榮偉大的三十年”、“決定國家命運的大決戰”、“向著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前進”。
講話還明確提出要走出適合中國的道路的問題：“我們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認真研究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努力走出一條適合我國情況和特點的實現現代化的道路。”
決定要搞一個決議
會上傳達了鄧小平同胡耀邦、姚依林、鄧力群關於工作安排的談話。鄧小平說，常委研究，準備為明年五中全會、六中全會和後年十二大作點準備工作。主要是思想工作。關於起草建國以來黨的歷史問題決議，現在著手，明年底六中全會討論通過。鄧小平還說，有了國慶講話，歷史決議就好寫了。以講話為綱要，考慮具體化，深化。
胡喬木對起草工作作了佈置：現在就著手，以起草國慶30年講話的班子為基礎，再從人民日報、新華社、解放軍報和中央檔案部門調人。分四個階段做準備，今天開始就脫產，分段看材料、文件，借閱檔案，找人訪問、談話。胡喬木講了四段的劃分和負責各段的人員，還列了一個大名單，向這些人諮詢、座談、徵求意見。
這次會後不久，歷史決議起草小組就集中到北京復興門外萬壽路的六所開始工作。
鄧小平提出三項基本要求
經過將近兩個月的工作，起草小組搞出了一份《〈決議〉提綱（草稿）》。鄧小平看了這份提綱以後，在3月19日找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三人談話。鄧小平說：
中心的意思應該是三條。
第一，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不僅是今天，而且今後，我們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對毛澤東同志、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問題，黨內黨外和國內國外都很關心，不但全黨同志，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在注意我們怎麼說。
要寫毛澤東思想的歷史，毛澤東思想形成的過程。現在這一次，要正確地評價毛澤東思想，科學地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就要把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內容，特別是今後還要繼續貫徹執行的內容，用比較概括的語言寫出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澤東同志是犯了錯誤的。在講到毛澤東同志、毛澤東思想的時候，要對這一時期的錯誤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
第二，對建國三十年來歷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負責同志的功過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評價。
第三，通過這個決議對過去的事情做個基本的總結。還是過去的話，這個總結宜粗不宜細。總結過去是為了引導大家團結一致向前看。爭取在決議通過以後，黨內、人民中間思想得到明確，認識得到一致，歷史上重大問題的議論到此基本結束。當然，議論過去，將來也難以完全避免，但只是在討論當前工作的時候，聯繫著談談過去有關的事情。現在要一心一意搞四化，團結一致向前看。做到這點不那麼容易。決議要力求做好，能使大家的認識一致，不再發生大的分歧。這樣，即使談到歷史，大家也會覺得沒有什麼不同意見可說了，要說也只是談談對決議內容、對過去經驗教訓的體會。
總的要求，或者說總的原則、總的指導思想，就是這麼三條。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的，還是第一條。
胡喬木負責起草工作
胡喬木是《歷史決議》起草工作的負責人。他在5月16日、20日、24日、6月9日，接連同起草小組成員談話，對建國以來毛澤東的理論和實踐，對建國以來四個階段歷史的發展，作了具體分析；對怎樣寫好決議，講了很多重要的意見。
經過近兩個月的研究討論，起草小組於5月23日拿出了一個《〈決議〉提綱》，隨後，寫出了一個《〈決議〉（草稿）》。
鄧小平於6月27日同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等談看過《〈決議〉草稿》後的意見。鄧小平說：
決議草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來。我們一開始就說，要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現在這個稿子沒有體現原先的設想。
在7月3日上午的書記處會議上，胡喬木就落實《決議》起草任務提出一個解決難題的方法：我們現在要把毛主席晚年這些思想上行動上的錯誤，同毛澤東思想加以區別，加以對照，對毛澤東思想加以肯定，對毛主席晚年的錯誤的理論和實踐加以批判。胡喬木這樣一區分，就為解決鄧小平提出的決議的中心任務找到了一把鑰匙。
7月上旬，起草小組連續三天開座談會討論，胡喬木每次都有長篇發言，中下旬又有四次談話，他逐段分析建國以來的歷史事件，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發生、發展、演變過程，評論是非功過，尋求歷史聯繫，探究深層原因，還不時聯繫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以至資產階級革命的歷史，進行比較分析，發表了許多深邃、新鮮的見解。隨著討論和理解的深入，起草工作逐漸上路。這時，胡喬木不僅修改稿子，而且親自起草重點段落。“文化大革命”十年這一段，從頭到尾是由胡喬木寫成的。
7月22日，胡喬木給鄧小平寫信，彙報決議寫作的進度。信中寫道：“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我和鄧力群同志已經開始重寫，希望在本月底至遲下月初能以新稿送上。”到8月初，印出一個稿子接近完成的稿子。又花了一個月的工夫，完整的決議稿寫出來了，名為《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0年9月10日未定稿）》。
9月10日未定稿發給各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座談會討論。9月21日，胡喬木在這個座談會上對未定稿中的幾個主要問題，主要是正確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正確評價“文化大革命”，針對黨內的不同看法，作了詳細的分析，強調了決議稿中的一些重要論斷。胡喬木對9月10日未定稿估價較高，他說：“這個稿子，我也說不上是第幾次稿子了，一些主要的骨架，大概就像現在這個樣子了，要作很大的變化，實在說我也變不出來了。經過大家交換意見，現在的寫法跟原來的想法確實有了很多的變化。有許多問題，在黨內也好，黨外也好，爭論是很尖銳的。”事實並不如胡喬木估計的那樣，對決議稿後來又幾經討論，吸收了許多意見，胡喬木終究也還是變了出來。
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八天討論
經政治局、書記處和老幹部四十多人討論後，起草小組於5月15日搞成一個修改稿。此稿經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討論，作了一些修改，稱為《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一九八一年五月十六日修改稿）》，作為中央政治局會議文件正式印發，交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
1981年5月19日，政治局擴大會議開幕，鄧小平發表重要講話，對決議稿的形成過程作了評價。他說：“這個文件差不多起草了一年多了，經過不曉得多少稿”，“起草的有二十幾位同志，下了苦功夫，現在拿出這麼一個稿子來。”“這個文件是在四千人討論和最近四十多位同志討論的基礎上修改的，好多好的意見這裡面吸收了。比如陳雲同志提出，前面要加建國以前的二十八年。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意見，現在前言有了。還有其他許多重要意見，大家一看就曉得哪些是根據大家提的意見修改的。”鄧小平肯定：“這個稿子是根據一開始就提出的三項基本要求寫的。現在的稿子，是合乎三項基本要求的。”“要說有缺點，就是長了一點。”鄧小平說明：“現在的方法，就是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七十幾個人，花點時間，花點精力，把稿子推敲得更細緻一些，改得更好一些，把它定下來；定了以後，提到六中全會。設想就在黨的六十週年發表。紀念黨的六十週年，不需要另外做什麼更多的文章了。”
胡喬木在會上講話，對決議稿在一些重要問題上為什麼這樣處理，作了簡明扼要的解釋、說明，提請大家注意和討論。會議印發了胡喬木的講話稿《幾點說明》。
從5月21日起，政治局擴大會議分五個組討論了八天，到29日結束。中央辦公廳秘書局每天出一期《快報》，及時通報各組討論中提出的主要意見。
起草小組認真考慮了大家的意見，對決議稿作了不少修改，除詞句的修改外，實質性的修改有五十多處，還增寫了一節（第36節），產生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一九八一年六月四日修改稿）》。同時，寫了《關於歷史決議修改情況的彙報（一九八一年六月五日）》。從這個彙報中，既可以看到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中提出的主要意見，又可以看到研究、吸收這些意見後的修改情況。
《歷史決議》6月4日修改稿和《關於歷史決議修改情況的彙報》一起印發給參加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同志，請他們再提修改意見。意見反饋回來以後，胡喬木等吸收大家的意見對決議稿又作了修改，成為《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一九八一年六月十一日修改稿）》，再次印發給參加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同志。經過這樣兩次反覆，政治局擴大會議對決議的討論和修改告一段落，下一步就是提交中央全會討論了。
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歷史決議
中央常委決定，十一屆六中全會分兩段進行。第一段是預備會，從6月15日開到25日。前面八天分組討論《歷史決議》；後面三天討論改選、增選中央主要領導成員。第二段是正式會議，從6月27日到29日，共三天。計劃27日通過決議，28日進行選舉，29日通過公報。
從6月15日起，開始分組討論決議草案。胡喬木在5月19日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幾點說明》作為“六中全會參閱文件四”發給出席會議的195位中央委員、114位候補中央委員和53位列席者。起草小組成員分別在各小組對《歷史決議》的起草和修改情況作了一些說明。鄧力群6月17日在西南組作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一些說明，介紹了鄧小平、陳雲幾次重要談話的基本內容，對決議八個部分的重點作了說明，講得比較全面、扼要。六中全會秘書組立即把它列為“六中全會參閱文件八”，印發給參加會議的同志。
在六中全會預備會審議決議稿的同時，還徵求了參加四千人討論的中央黨政軍機關近一千人的意見，還徵求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的意見。
經過七天分組討論，到第八天，6月22日下午，中央常委召開各組召集人碰頭會，著重討論根據預備會討論中提出的意見，對決議稿怎樣進行修改。會上，鄧力群彙報了根據大家意見進行修改的情況，各組召集人提了補充修改意見。幾位常委都講了話。
鄧小平講話，首先給《歷史決議》“敲定”。他說：
又聽了好多新的意見。沒有時間了，這個稿子要定下來了，有些問題可以不放到這個文件來解決。
總的說來，這個決議是個好決議，現在這個稿子是個好稿子。我們原來設想，這個決議要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實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評價“文化大革命”，評價毛澤東同志的功過是非，使這個決議起到像一九四五年那次歷史決議所起的作用，就是總結經驗，統一思想，團結一致向前看。我想，現在這個稿子能夠實現這樣的要求。
核心問題是對毛澤東同志的評價，稿子的分寸是掌握得好的。
鄧小平還就討論中提出的一些問題作了解釋。
召集人碰頭會開得生動活潑。在鄧小平講到有關“路線問題”時，陳雲、胡耀邦等常委都插話說明、解釋。
鄧小平說：我們說不提路線，從哪裡提出這個問題呢？就是“文化大革命”毛主席這樣的錯誤算不算路線？從這裡考慮到，過去我們講的好多“路線”錯誤用得並不準確，而且很多用得混亂。
陳雲接過話來說：翻來覆去想了之後，喬木講，講路線，歷史上用慣了，用到誰頭上就不得翻身，還要上掛下聯。“文化大革命”中就用得更濫了。所以這個問題我贊成現在稿子的提法。
鄧小平接著說：就是不講這些是路線錯誤。過去我們講多少次路線鬥爭，好多已經推翻了。明顯推翻的就是彭、羅、陸、楊，彭、黃、張、周，這個叫第幾次？……過去的路線鬥爭，已經推翻了兩次了嘛。過去羅章龍算路線鬥爭？瞿秋白只三個月，李立三不到半年。
胡耀邦插話：六屆三中全會到四中全會，三中全會是11月份，四中全會1月份，三中全會還有一條路線，叫調和路線。
鄧小平說：這是一個理由，就是好多評價過去的路線鬥爭並不準確。還有一個理由，過去黨內長期是這樣，一到黨內不同意見，就提到路線角度，批判路線錯誤。所以，我們要很鄭重地來對待這個問題，這是改變我們的黨風的問題。……但是，不是說路線兩個字一概不能用。
鄧小平最後說：沒有時間了，召集人同志是不是同意委託常委的同志定稿？
到會的同志都說：同意。
會後，胡喬木、鄧力群等還是按大家的意見，對決議稿進行精心修改。到6月26日，修改好了準備在十一屆六中全會上正式討論通過的稿子，首先送給常委諸同志審閱。這個稿子採納、吸收了預備會上提出的意見，作了大大小小100多處增補和修改，篇幅從67頁增加到75頁，增加了3000多字，使決議的內容更加充實、全面，表述更加準確、恰切。陳雲看後，要秘書告訴胡喬木：改得很好，氣勢很壯。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在北京舉行。
在6月27日全體會議上，《歷史決議》草案經討論獲得一致通過。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全文38段，共分建國以前28年曆史的回顧、建國32年曆史的基本估計、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7年、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10年、“文化大革命”的10年、歷史的偉大轉折、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團結起來，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奮鬥等8個部分。
《歷史決議》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進程中佔有重要地位。它第一次指明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的階段”，並對葉劍英在國慶30週年講話中提出的“一條適合我國情況和特點的實現現代化的道路”，從十個方面第一次作了闡述：（1）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我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黨和國家工作的重點必須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大大發展社會生產力，並在這個基礎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2）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必須從我國國情出發，按照客觀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辦事，努力做到各經濟部門按比例地協調發展，有步驟分階段地實現現代化的目標。（3）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變革和完善必須適應於生產力的狀況，有利於生產的發展。（4）在剝削階級作為階級消滅以後，階級鬥爭已經不是主要矛盾。既要反對把階級鬥爭擴大化的觀點，又要反對認為階級鬥爭已經熄滅的觀點。一定要鞏固和擴大愛國統一戰線。（5）建設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完善國家的憲法和法律，鞏固人民民主專政。（6）努力提高教育科學文化在現代化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7）改善和發展社會主義的民族關係，加強民族團結，堅持民族區域自治，切實幫助少數民族地區發展經濟文化，繼續貫徹執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8）加強現代化的國防建設，把人民解放軍逐步建設成為一支強大的現代化的革命軍隊。（9）繼續堅持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維護世界和平。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的關係和經濟文化往來。（10）加強執政黨的黨風建設，把中國共產黨建設成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黨。
1981年6月30日，公開發表了29日全會通過的會議《公報》。關於《歷史決議》，《公報》作了以下評述：
全會一致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對建國三十二年來黨的重大歷史事件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確的總結，科學地分析了這些事件中黨的指導思想的正確和錯誤，分析了產生錯誤的主觀因素和社會原因，實事求是地評價了偉大領袖和導師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革命中的歷史地位，充分論述了毛澤東思想作為我們黨的指導思想的偉大意義。《決議》肯定了三中全會以來逐步確立的適合我國情況的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正確道路，進一步指明瞭我國社會主義事業和黨的工作繼續前進的方向。全會認為，《決議》的通過和發表，對於統一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思想認識，同心同德地為實現新的歷史任務而奮鬥，必將產生偉大的深遠的影響。
當代中國出版社
2014年8月出版
（部分圖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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