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千，出生於1899年，四川內江人，中國潑墨畫家，書法家。中國現代畫壇的一代宗師。在國際上享有巨大聲譽，被西方藝壇贊為"東方之筆"，又被稱為“臨摹天下名畫最多的畫家”。自幼天賦過人，隨母親習畫練字，繪畫技術和書法都十分了得，10歲時，便能自己上街，寫春聯賣字賺錢補貼家用。
但在一次回家路上，被一夥土匪綁了票，土匪頭叫他寫信回家，拿錢來贖身。誰也想不到，正是因為他寫得一手好字，讓土匪頭兒稱讚不巳，將他留下做師爺，專門寫綁票信。無奈之下，張大千由階下囚變成了座上賓，陰差陽錯地成了個土匪。三個月後，與這幫土匪一同被抓，經家人疏通才得以解救了出來。
為了他的將來，二哥張善子帶他遠赴日本，之後他以優異成績，考入了京都藝專學染坊和繪畫。1919年完成學業後，立即回國。因青梅竹馬的未婚妻過世，他到寧波天童寺出家，3個月後還俗到了上海。從此世間，少了一位僧人，多了一位畫聖，便在上海以賣畫為生。期間拜了上海兩位有名的書畫家曾熙和李瑞清為師。自己也學的十分刻苦，臨摹歷代名家的繪畫無數，因此被稱為了“天下第一造假高手”。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他被日軍羈留在了北平，日本人早就聽聞他的大名，請他擔任北平藝專的校長，可他眼睛都不眨一下，就直接拒絕了。後來，日軍駐北平司令香月，親自上門請他參加偽政權，並許諾讓他做故宮博物院院長，如此大的誘餌，可他又想都不想就回絕了，香月離開前不解地問他：“先生當是會說日語的，為何不說？”他冷冷地用家鄉話回答：“日久全都忘卻了。”在國家最危急時刻。立場鮮明，鐵骨錚錚，這是貪生怕死之輩裝不出的真瀟灑！
他是國畫大師，收入不菲，可他卻因慷慨幫助他人，常常囊中羞澀，負債累累，被朋友們戲稱為：“富可敵國，窮無立錐之地”。而之後的一件事，更是讓他耗費了大量的財力。他到四川后，創作了許多作品宣傳抗日，為抗日戰爭募集捐款，還辦了一個抗日義賣展。後來，他又聽說敦煌未被日軍盜空，他決定立即前往敦煌研究敦煌壁畫。從1941年到1943年，在國人都不知道敦煌的重要性之時，他攜門人、家眷、畫工，在寥無人煙的小泥屋一住就是三年。他臨摹了壁畫276幅，為309個洞窟編號，如今凡是研究敦煌學的學者，都知道“張氏編號”。同時他建議政府在石窟南北兩面築牆，禁止牲畜進入，禁止過往行人在洞內燒火做飯，好讓壁畫保存得更長久。他更是編撰了20多萬字《敦煌石窟記》。為維持在敦煌的開銷，他賣藏品賣畫，甚至舉債近5000兩黃金，而這筆債直到20年後才得以還清。可他不後悔地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千辛萬苦下，他將敦煌臨摹的畫作，終於帶回成都展覽，便引起了巨大轟動，在全國掀起了一股“敦煌熱”。福澤後代的敦煌研究院，以及此後中國第一代，從事敦煌學研究的畫家、學者皆受到他熱情的觸動，從此投身西北大漠，終身不倦。“盛名之下，謗亦隨之”，大千敦煌之行聞名於世，但有關他“破壞壁畫”、“敦煌盜寶”的傳言也隨之而起，直到現在他的罪名都沒洗清，
他曾氣憤地說：“一句惡語不僅能破壞個人的名譽，甚至能把一個人置於死地啊！”時代更迭，是非對錯，現代的我們都已難以再下定論了。
曾和張大千一起在敦煌，臨摹壁畫的老畫家謝稚柳先生，以歷史見證人的身份，在香港發表評論，為老友辯護。敦煌研究院研究員史葦湘、敦煌學權威、敦煌研究院院長段文傑，等等一批同時代的見證人，都給予張大千以肯定的結論。而無法否認的是，三年敦煌路，漫漫艱辛，他以常人沒有的勇氣和毅力，千金散盡，留存下了中國的國寶，這是假藝術家做不出的真瀟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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