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出生于1899年，四川内江人，中国泼墨画家，书法家。中国现代画坛的一代宗师。在国际上享有巨大声誉，被西方艺坛赞为"东方之笔"，又被称为“临摹天下名画最多的画家”。自幼天赋过人，随母亲习画练字，绘画技术和书法都十分了得，10岁时，便能自己上街，写春联卖字赚钱补贴家用。
但在一次回家路上，被一伙土匪绑了票，土匪头叫他写信回家，拿钱来赎身。谁也想不到，正是因为他写得一手好字，让土匪头儿称赞不巳，将他留下做师爷，专门写绑票信。无奈之下，张大千由阶下囚变成了座上宾，阴差阳错地成了个土匪。三个月后，与这帮土匪一同被抓，经家人疏通才得以解救了出来。
为了他的将来，二哥张善子带他远赴日本，之后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了京都艺专学染坊和绘画。1919年完成学业后，立即回国。因青梅竹马的未婚妻过世，他到宁波天童寺出家，3个月后还俗到了上海。从此世间，少了一位僧人，多了一位画圣，便在上海以卖画为生。期间拜了上海两位有名的书画家曾熙和李瑞清为师。自己也学的十分刻苦，临摹历代名家的绘画无数，因此被称为了“天下第一造假高手”。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他被日军羁留在了北平，日本人早就听闻他的大名，请他担任北平艺专的校长，可他眼睛都不眨一下，就直接拒绝了。后来，日军驻北平司令香月，亲自上门请他参加伪政权，并许诺让他做故宫博物院院长，如此大的诱饵，可他又想都不想就回绝了，香月离开前不解地问他：“先生当是会说日语的，为何不说？”他冷冷地用家乡话回答：“日久全都忘却了。”在国家最危急时刻。立场鲜明，铁骨铮铮，这是贪生怕死之辈装不出的真潇洒！
他是国画大师，收入不菲，可他却因慷慨帮助他人，常常囊中羞涩，负债累累，被朋友们戏称为：“富可敌国，穷无立锥之地”。而之后的一件事，更是让他耗费了大量的财力。他到四川后，创作了许多作品宣传抗日，为抗日战争募集捐款，还办了一个抗日义卖展。后来，他又听说敦煌未被日军盗空，他决定立即前往敦煌研究敦煌壁画。从1941年到1943年，在国人都不知道敦煌的重要性之时，他携门人、家眷、画工，在寥无人烟的小泥屋一住就是三年。他临摹了壁画276幅，为309个洞窟编号，如今凡是研究敦煌学的学者，都知道“张氏编号”。同时他建议政府在石窟南北两面筑墙，禁止牲畜进入，禁止过往行人在洞内烧火做饭，好让壁画保存得更长久。他更是编撰了20多万字《敦煌石窟记》。为维持在敦煌的开销，他卖藏品卖画，甚至举债近5000两黄金，而这笔债直到20年后才得以还清。可他不后悔地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千辛万苦下，他将敦煌临摹的画作，终于带回成都展览，便引起了巨大轰动，在全国掀起了一股“敦煌热”。福泽后代的敦煌研究院，以及此后中国第一代，从事敦煌学研究的画家、学者皆受到他热情的触动，从此投身西北大漠，终身不倦。“盛名之下，谤亦随之”，大千敦煌之行闻名于世，但有关他“破坏壁画”、“敦煌盗宝”的传言也随之而起，直到现在他的罪名都没洗清，
他曾气愤地说：“一句恶语不仅能破坏个人的名誉，甚至能把一个人置于死地啊！”时代更迭，是非对错，现代的我们都已难以再下定论了。
曾和张大千一起在敦煌，临摹壁画的老画家谢稚柳先生，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在香港发表评论，为老友辩护。敦煌研究院研究员史苇湘、敦煌学权威、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等等一批同时代的见证人，都给予张大千以肯定的结论。而无法否认的是，三年敦煌路，漫漫艰辛，他以常人没有的勇气和毅力，千金散尽，留存下了中国的国宝，这是假艺术家做不出的真潇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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