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筒碑(三說)

十一筒碑(三說)

新華市場

一說

舊時出棗莊南馬道西門,往西是通火車站的大道。夾道兩旁,樹木蓊鬱。筆者幼時常見道南樹叉上懸掛著官府用以示眾的人頭,樹幹上貼著佈告。血淋淋的人頭下一字排列著11座“德政碑”,碑心鐫刻著“除暴安良”、“韓範勳銘”、“閭里感戴”等字。碑後的鐵路兩旁是一片荒冢、官林。這一帶就是老人們常談及的地理名稱“十一筒碑”。

十一筒碑不是一朝形成的。清末民初,這裡只有一兩座碑。自從棗莊煤業興盛之後,隨之而來的是治安問題。因此棗莊專有軍隊駐防,負責剿匪緝盜。每有防務調動,地方士紳名流便集資立碑既志去者之“功德”,又勉勵來者盡職盡責,藉以聯絡感情。此雖屬逢迎之舉,但也旨在求一方安寧。碑的數目與年俱增,以至樹立了11座,排成一溜,形狀各異,煞是壯觀。

三十年代初,韓復榘督魯,駐防棗莊的團長叫楊森,他娶韓復榘婢女為妻,自恃受寵因而窮兇極惡,外號“楊瘋子”。他駐棗之後,動輒殺人,並懸頭於西門外的大樹上。後來殺人活動升級,競以莫須有的罪名殺掉了嶧縣城南的一名秀才,致使嶧縣士紳名流惴惴不安。在計無可施的情況下,異想天開,酬資為楊瘋子樹碑送匾以圖緩和緊張空氣,減少危機。是否奏效尚不得而知,但卻使11筒碑變成了14座。

新增的3座碑是齊村已故的王馨齋“書丹”碑文由中興煤礦職員、江蘇人陳秋淵撰述。為將“德政碑”置於交通要衢便於旅人觀瞻,又勞動人伕把西門外的11座碑遷出,連同新碑一溜樹立於火車站南的東西大道上而成為“十四筒碑”。

抗戰勝利後,王繼美部下張家振盤踞車站街,他在車站街外圍挖掘了一匝環村壕塹。後來消滅了王繼美反動武裝後,填壕平塹,石碑亦湮沒其中。至今,已無跡可尋。

(吉佐棠 稿)

二說

民國十年(1921年),兗州鎮守使唐天喜麾下前路巡防營駐防嶧縣,指揮官陳孝泉(回族,亦呼陳老闆)率部在黑山、賀窯、抱犢崮等處剿匪,迭次戰鬥,犧牲兵士40餘人。次年唐天喜調任,何鋒鈺繼任,嶧縣紳、商、工、學各界人士為歡送前任,迎接新任,悼念陣亡兵勇,集資在棗莊南馬道西門外至火車站之間(市供電局南)樹立石碑11座。碑文中有“為國為民”、“保障一方”等,這是為唐、何鎮守使歌功頌德的;還有“為民捐軀”,“國之干城”等,這是頌揚犧牲兵勇的。另外還專碑記述剿匪經過和鐫刻的陣亡兵士名單。

由於石碑集中,成為景觀,時人呼其地為“十一筒碑”。

(李東山口述

周景宏記)

十一筒碑(三說)

棗莊解放前街景

三說

民國初年,嶧縣北部山區鬧馬子,周天倫、孫美珠等都是杆子頭。他們打家劫舍,四處騷擾,地方不寧。鑑於這種情況,嶧縣縣公署與駐軍陳孝全部決計綏靖地方。陳奉命率隊,在地方保衛團配合下進兵西集,爾後由西向東經東鳧山、河口、廟南峪移動搜索清剿。在渴口北部玉古山區,與一哨馬子遭遇,發生激戰,陳孝全親臨指揮,大獲全勝,並將7個馬子小頭目燒死在他們踞守的炮樓中,此役之後,一時間馬子動作稍有收斂。

為此,嶧北地區梁步海、金省臣、田毓嶽、李學思諸士紳名流為討好兗州鎮守使以及親自督兵的陳孝全和縣知事王納等,號召棗莊富戶捐資集款,在棗莊西門外樹立了9座“德政碑”。

民國十二年(1923年),抱犢崮馬子臨城劫車,製造了震驚中外的大案。後來官方施計,對孫美瑤部先收編後剿除,一時免除棗莊之患。於是,嶧縣士紳又給第六旅(旅長即兗州鎮守使何鋒鈺)等樹立了兩座“德政碑”,與前樹9碑並列。

後來,日軍侵略軍陷棗後,修築大兵營,此11筒碑皆毀沒。

(田培材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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