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旋后，孙传芳在南京召开五省联军大会，宣布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自任联军总司令兼江苏总司令，聘日本军官冈村宁次、社会名流蒋百里、章炳麟为军事顾问。他还开办江苏联军军官学校，自兼校长。其鼎盛时期的总兵力达20多万人。从此，孙传芳统辖富庶的东南五省，成为吴佩孚以外最有实力的直系巨头。
孙传芳从一名学兵一跃成为最年轻的北洋军阀，只用了七年。就在孙传芳威望如日中天的时候，一名民间普通女子却对他恨之入骨。这个女子名叫施谷兰，原籍安徽桐城，从小生长在山东济南。施谷兰正是被孙传芳残忍杀害并暴尸的施从滨的后人，但她不是施从滨的亲生女儿，而是自幼被过继给叔父施从滨的养女。
施从滨的死讯传来，施谷兰悲愤不已，她立誓要为养父报仇，并且写诗一首以明心志：“战地惊鸿传噩耗，闺中疑假复疑真。背娘偷问归来使，恳叔潜移劫后身。被俘牺牲无公理，暴尸悬首灭人伦，痛亲谁识儿心苦，誓报父仇不顾身！”
然而，一个毫无势力背景的弱女子，要想去刺杀像孙传芳那样的军阀枭雄，实属天方夜谭。于是，施谷兰将复仇的希望寄托在堂兄施中诚的身上。
1928年11月，施谷兰随母亲董氏在领取施从滨的抚恤金的时候，当面恳求施从滨的同僚张宗昌寻找机会提拔施中诚。不久，施中诚被升任烟台警备司令。施谷兰提出要施中诚为养父报仇，却被眷恋锦绣前程的施中诚以“报仇时机未到，恁可轻抛生命”为借口拒绝了。施谷兰备感失望，一怒之下，写了封长信，与施中诚断绝了兄妹关系。
那么，父仇未报的施谷兰会就此善罢甘休吗？风起云涌，孙传芳又面临着什么样的政治形势呢？
1926年夏，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讨伐对象，正是张作霖、吴佩孚和孙传芳。不可一世的孙军根本没有把这帮初出茅庐的学生军看在眼里，可是不到一个半月，曾经所向披靡的孙军就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惨败，不得不全部退出江西。
惨败的孙传芳只能妥协忍让，与张作霖化敌为友，共同对付北伐军。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张作霖早就忘记了当年为奉军作出牺牲的兄弟施从滨。他不计前嫌，与孙传芳结成同盟，组建了安国军政府，并自任安国军总司令，孙传芳为安国军副总司令，兼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以为有了奉军的支持，就可以挽回颓势。他万万没有想到，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军却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国，势不可当，旧军阀被摧枯拉朽般击溃。
孙传芳集团行将没落，内部也开始纷纷倒戈，叛逃的叛逃，起义的起义。眼看着他的得力战将一个个都归附了革命军，孙传芳也感到大势已去。孙传芳兵败如山倒，北伐军很快就占领了杭州、嘉兴、安庆等地，直逼南京。走投无路的孙传芳只能投奔张作霖。
1928年6月初，张作霖在沈阳皇姑屯被炸死，孙传芳被迫逃往沈阳，投奔张学良。同年年底，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归附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其间，对蒋介石恨之入骨的孙传芳，曾多次游说张学良实行东北割据，伺机再度进关，一争天下。张学良并未采纳孙传芳的建议，孙传芳无奈离去。
而这个时候，孙传芳的仇家施谷兰念念不忘复仇，一直在寻找着孙传芳的下落，却因苦无音信而心急如焚。
那么，一度呼风唤雨、嚣张跋扈的五省联军统帅孙传芳又到哪里去了呢？
其实，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孙传芳便离开了东北，携全家来到天津，寓居租界。孙传芳本有出山主政之意，犹疑之际，北平传来消息，他的老上司吴佩孚为了拒绝日本人的劝请出山，居然把自己的寿棺摆在院子里，表示自己宁死不出山、不当汉奸的决心。这件事一时传为“陈棺言志”的美谈，同时也让孙传芳不敢轻易表示出山主政。
百无聊赖的孙传芳陷入了苦闷、惆怅中，一蹶不振，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孙传芳寄居天津的第四个年头，施谷兰也带着孩子离开了山西太原，回到天津娘家。临行前，她再次赋诗明志：“一再牺牲为父仇，年年不报使人愁。痴心愿望求人助，结果仍需自出头。”她正式改名为“施剑翘”，不再幻想有好心的仗义侠士替她出头报仇，决心自己动手以了却心愿。
两人虽在同一城市，施剑翘却不知情。为了寻找仇人的影子，施剑翘只能大海捞针，找来近一年的报纸，又跑遍各个书店，买回来一包又一包过时的旧照片，却一无所获。
直到有一天，施剑翘经过一个算卦的小摊，无意间瞥见了一堆杂物当中的孙传芳照片。这是她第一次见到仇人的面孔。她花高价买下了这张照片，打算按照照片来寻找仇人孙传芳。但是，仅凭一张数年前的旧照片，又怎能在成千上万的人群中将他辨认出来呢？正当施剑翘疑虑丛生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线索突然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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